梵高割耳事件：嫌疑人高更的自述｜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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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第008期，关于梵高之死以及他的 “好基友” —— 嫌疑人高更。
未读君说：有关梵高之死的传闻似乎人人皆知，大多数人把这件事当成八卦来谈论，说他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献给了一位妓女，把对方吓了一大跳。事实上，连艺术史家都搞不清楚，梵高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居住在普罗旺斯的业余艺术史家贝尔纳黛特·墨菲看不下去了，她决定亲自解决谜团。她像侦探一般，花了整整7年时间跑了大半个世界，最终发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一手材料。这份材料的发现让荷兰梵高博物馆特地为墨菲举办个展，BBC还把她的寻找之旅拍成了纪录片《梵高耳朵的秘密》。
常常被人们视作梵高 “好基友” 的画家高更，不可避免地卷入梵高之死的案件之中。墨菲在调查中发现，高更的口径多处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这对人们心目中的好基友会因此成为塑料姐妹花吗？
我的天，这日子过得！到了晚上，我迅速吃完晚饭，我觉得我得有点自己的时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闻闻开花了的月桂树。就在我差不多快要穿过维克多•雨果广场时，我听到在我身后响起一阵熟悉的急促碎步。我转身，看到文森特举着一把打开的剃刀冲向我。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十分可怖，以至于他停下脚步，低下头，转身往黄房子的方向跑开了。
惊魂未定的高更去了一家当地小旅馆过夜。十五年后，在自传里写下这段故事的他告诫读者，“在真实与寓言之间，我从未能分辨，随你怎么想，我能告诉你就是这样。” 但是远在世界另一头写下自传的高更，却忘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割耳事件发生的四天后，回到巴黎的他，把在阿尔勒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记下了高更说的一切。
当高更自传在事件发生后十五年的1903年出版时，画家和他割耳的故事早已经成为一段知名秘事。要知道，高更是在事后才写下的自传，当然不可避免地精简事实。他所描述在阿尔勒发生的事件的版本，将帮他正名他的所作所为——他在文森特最需要自己的时候抛下了他——并改写一段历史。
高更是在马克萨斯群岛写下回忆的，那时他对事件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以至于他请人寄了一本他在阿尔勒和布列塔尼期间的笔记本到他所在的南太平洋岛屿。但他却没有记起另一条几乎不会出错的线索：他的好友埃米尔·伯纳德。1888年12月，从阿尔勒回到巴黎四天后，高更把这个令人遗憾的故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的朋友。悲痛万分的伯纳德很快写了一封长信，把文森特的崩溃告诉了另外一个朋友，艺术评论家阿尔伯特·奥里埃。由于伯纳德的信是在事件发生后没几天就写的，虽然他并没有在阿尔勒亲历事件的发生，但这封信的时效性，或许更加具有可信度，而这种可信度是高更自传中所缺少的。
高更告诉伯纳德的是，在文森特与他在公园搭话之后，那位荷兰人就跑向黄房子。在高更的自传中，他提到梵高还举着一把剃刀。而伯纳德从未提到这点；如果他知道梵高是用剃刀威胁过高更，他一定会在给奥里埃的信中提到这点吧？在1889年1月，高更写了一封信给另一位不知名的人，他概述了他在阿尔勒的日子：“我本想在南方和一个画家朋友一起工作一年：不幸的是，他完全疯了，我整整担心了一个月，就怕发生什么悲剧或者致命意外。”
再次，这里并没有提到剃刀，这个细节似乎只有在十五年后才出现在故事中。如果高更的生命危在旦夕——有人疯了，他自己还受到袭击——那么跑去住旅馆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如果不是这样，那这就是一个懦夫的行为。或许，就像都德小说中的邦帕尔一样，高更需要让后人相信他要比真实的自己更好：在他对事件的描述中，他几乎要被文森特·梵高杀害了，但幸运的是，他逃脱了。
地方报纸摘选了《共和主义广场报》1888年12月30日的报道，证实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在晚饭后到大约夜里11：20之间，文森特割了耳朵，止住了流血，用绷带裹住头，离开黄房子，去了红灯区。当地报刊写道，梵高在大约夜间11：30左右出现在布·阿尔勒街——或许那是由警方提供的信息。从拉马丁广场到妓院只有五分钟的路程。穿过公园，通过骑兵城门，文森特应该立刻右转，沿着格雷希路走到妓院1号。在门口，文森特显然去找了 “蕾切尔”。他把一个小包裹递给她，叮嘱她 “好好收着”，然后消失在夜色中。下面这是高更在事件发生后告诉伯纳德、而伯纳德又转告给奥里埃的版本：
“我去了旅店睡觉，当我回来时，全阿尔勒城的人都聚集到了我们家门口。然后警察逮捕了我，因为到处都是血。事情是这样的：文森特在我离开（公园）之后回了趟家，拿着剃刀，割了他的耳朵。他用一顶大贝雷帽遮住了头，然后去了家妓院……那姑娘立马吓晕了。” 有人报警了，警察去了黄房子。文森特被送去医院。而高更，自然不受指控地被放走了。
而高更在他自传中的语气却截然不同：
心神不宁的我，（在旅店里）凌晨三点才睡着，挺晚醒的，大概在七点三十分左右。到了广场，我看到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些宪兵，还有一位戴着圆顶礼帽的小个子绅士……那是监察先生……他一定花了些时间来止血，因为第二天，有很多湿漉漉的毛巾散落在两个楼下房间的地砖上。血迹印在两间房间和通向我们卧室的楼梯上。
当他好些了、能出门了，他戴上一顶巴斯克贝雷帽，斜斜地耷拉下来，径直走向一栋房子……他把耳朵仔细地清洗干净，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
“警卫”。“拿着，” 他说，“看到就想起我吧。” 然后他就走了，回到家，上床睡觉。然而，他还花了点力气关上窗户，在窗边的桌上点上一盏灯。
那 “警卫” 是妓院门口的一个人。有趣的是，文森特不仅能够沉着冷静地洗干净、包裹好这份礼物，还能点亮一盏油灯，这样高更在经过梵高卧室、回到自己房间时能够看清路。显然，他不知道他已经把高更吓得不轻，还期待着他会在深夜回到黄房子里来。
高更继续写道：
十分钟之后，整条街就都骚动不安起来，喋喋不休的妓女，交头接耳地聊着这一事件。当我来到我们家门口，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都发生了什么，一位带着圆顶礼帽的绅士直截了当地用一种更严肃的口吻说：
“先生，你对你的同伴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哦不……你当然知道……他死了。”
我绝不希望任何人会经历这样一刻，我花了好几分钟才终于能够思考……我结结巴巴地说，“好的，先生，让我们上楼，我们一定能在那里解释清楚。” 床上，文森特把自己用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像胎儿般蜷曲着：他似乎已经死了。轻轻地，我非常轻地触碰了他的身体，他的体温显然证明他还活着。对我来说，就好像重新获得思考和运动的力量。
我几乎是用说悄悄话的声音，嗫嚅着对警察长官说：“先生，请发发善心，好好地唤醒他，如果他找我，就告诉他我已经去巴黎了。要是他看到我，一定会要他命的。”
在他自己的叙述中，高更所表现出来的善良令人震惊。他显然是准备要离开了，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对事件的评估倒是准确的：毋庸置疑，再次见到高更的话，很可能更会把梵高推向噩梦深渊。然而，在那个月底，文森特在医院里给提奥写下了一封信，信中暗示，当文森特恢复意识时，高更是在黄房子里的。
高更怎么这样，说担心看到他会令我困扰？他明明知道我不断呼唤他，人们好几次告诉他，我坚持想要在那一刻见到他。
在他的自传中，高更有必要把自己描绘成无辜的一方，在别人搞出来的事情中，撇得干干净净。这做起来是轻而易举的，在两段说法中，他都坚持自己在文森特割耳时并不在黄房子附近。然而，在他的说法中，有两点与这个说法自相矛盾。首先，高更在那一晚的时间线并不符合。他说他在早早吃过晚饭后，散了个步，然后直接回了旅店，这可能意味着他在晚间10点前就到了那里。在他的自传中，高更说，他在到达的时候 “问了时间”，但在他告诉伯纳德的版本中，并没有提及这点。这句强调看起来很奇怪，而且没有必要，这令我很在意。为什么特意要去问时间？莫非，是要造出一个证据来？高更还说，他在3点才睡着，那是事件发生后的五个小时了。他或许只是担心着他的朋友，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巴黎去。但也可能是对于刚刚经历了更直接刺激的人来说的一个不眠之夜。
这想法引发了两种可能性：高更或者在文森特割耳的现场，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在梵高出现在布·阿尔勒街时，有人把他叫了过去。要找到高更并不太难，因为在拉马丁广场附近只有几家旅馆，附近人也不多。跑到附近的小旅馆问问有没有一个巴黎人住在这儿，这可是件容易的差事。
高更坚持说文森特止住了耳朵的流血，粗粗扎了个绷带就离开黄房子，用一顶贝雷帽遮住伤口。唯一描述事件的中立说法来自于报刊文章。在报纸中，并没有提到遮住头之类的事情。文森特在八月买过一顶帽子，在几个月后的1889年1月初又买了一顶；他在写给提奥的信中提到过这些。但并没有提到过贝雷帽，而高更自己有一顶大大的红色贝雷帽，文森特曾经画过他戴着这顶帽子的样子。这一细节在高更的两次描述中都有提及，而这一点只可能是在第二天就见到染着血的贝雷帽的人，或是当晚就在现场的人才能知道的细节。
这样的话，高更与这件事牵扯的程度就要比他在两种说法中所说的要多。在他素描本中的一页也佐证了这点。在一个男人的素描左侧大大写着 “mystère”（神秘）字样。在法语中，“mystère” 指的是一些没有道理或是不能理解的事情，而用于指人时，就不止是说他或她很神秘，而是说这个人绝对深不可测。在素描中的男人留着短发，有着一个大大的圆鼻子。他抽着一管长烟，带着显然是遮着左半边脸的贝雷帽。根据这发型、烟管和遮住左耳的样子，似乎可以推断这幅素描是关于1888年12月23日阿尔勒的，而画中人似乎就是文森特·梵高。
高更在其许多作品中会靠想象来画画，但是他的素描本中也有许多直接照着实物所作的素描。我想弄明白他是不是真的在文森特割耳之后立刻见到过他，才会画下戴贝雷帽的他。不管怎么说，这一细节意味着他与案发现场脱不了干系。唯一的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是通过警察或者布·阿尔勒街那些女人们，得知文森特戴着贝雷帽遮住耳朵的。我开始想，在那五小时中，高更是否真的待在他的旅店里。
不管他在23日晚间的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在1888年12月24日，保罗·高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境地。与文森特同住是忧虑而紧张的。文森特显然状况不佳，而高更感到没有任何理由要在黄房子的紧张氛围中照顾他。根据他告诉警察的内容，我们应当认为他立刻就出发去了巴黎；但他的一幅油画却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高更在阿尔勒画的最后一幅油画，画的是一群阿尔勒姑娘手挽着手，逆风而行。据芝加哥艺术学院所说，画中的背景是黄房子对面的拉马丁广场公园。在画中能看到一个喷泉，高更在他的素描本里也画了。然而，从档案馆的资料以及文森特自己的画中可以看到，在拉马丁广场公园里有的是一个小池塘，而非喷泉。高更所画的喷泉在今天的阿尔勒还矗立在同一地点，但那里从来都不是个公共花园。那是市立医院花园里的喷泉。这个看似不重要的细节，为高更的行踪提供了一条线索。他或许再也没和文森特说过话，但他确确实实去过医院。
尽管高更的自传总被人们认为是不可信的，但他留下了更多关于1888年平安夜里在黄房子发生的事情的线索。12月24日周一，当他被立刻逮捕后，他在素描本上画了两幅画，似乎只是简单描述了事件；但它们实际上记录下了事件的后续情节。高更画的黄房子厨房里的讽刺画中，警察总监察约瑟夫·多纳诺栩栩如生：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戴着小圆眼镜，顶着圆顶礼帽。尽管他有着圆滚滚的肚子和短小的身材——差不多5尺高——但是他趾高气扬的那种样子，倒是很符合他的职位。高更还给这个图的场景加了评语：在第一幅画中，他嘲笑多纳诺的口音，特别是他拖着长音的科西嘉调调，他在人物下方写着
“Je souis”（而不是 “Je
suis”[我是]）。而在第二幅图中，总监察在观察一幅油画。高更画中的多纳诺提着他的拐杖，手紧紧背在身后，抬头看着架在画架上的油画。站在艺术家画室里，被油画、颜料和画笔包围着，总监察礼貌而不解、震惊而含蓄地说，“Vousfaites
de la peinture！”（你画画哦！）
然而，约瑟夫·多纳诺其实并不像高更在素描中所画的那种乡下土包子。他有着善良、诚实和一贯光明磊落的好口碑——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这些品质将一一展现。在高更抛弃梵高之后，这位科西嘉警察总监察成为了梵高重要的伙伴。
这些画中所展现的不止是平安夜在黄房子里发生的场景。这些画中有一个令人深感好奇的相当古怪的细节。在第一幅画中，总监察凝视着一只脚边的火鸡。似乎这个火鸡是后来才悄悄混进画面左边的，所以只容得下一半。在法国，人们并不以在圣诞节吃火鸡为传统，所以这并不是关于节日的。法语中的小火鸡 “dindon”，是指某人愚蠢。还有一种说法 “dindonde la farce”，意味着 “这笑话是在说我” 或是 “我是个笑柄”。高更在画中画上一个火鸡的原因值得推敲：高更画上这只火鸡，只是想嘲讽总监察，还是对自己在1888年12月所处的疯狂情境的一种明显的自嘲？高更在被阿尔勒的戏剧事件萦绕许多年之后，在他的作品中再次用上了素描本中的警察和火鸡——他们出现在1890年代末，他在塔希提岛上绘制的一些菜单卡上。在火鸡的下方写着，“Je souis le commissaire de Police. Amusez-vous.Mais pas de bêtises.”（我是警察总监察。好好玩吧。但是别惹事。）几乎在同一时期，高更创办了杂志《微笑》（LeSourire）。在1899年那期的封面上，他又一次用了火鸡的形象，这次，直接与 “dindon de la farce” 的说法有关。在一只画了欢快火鸡的木版画下方，高更意味深长地写着，“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久。”
但是高更真的不在乎这件令他极度震撼的事情吗？他在回到巴黎之后所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去看一个人被砍头。保罗·高更还留下了一条令人惊悚的线索，表明1888年最后几日所见所闻对他的影响。在1889年初，他做了一个陶壶——无论是壶的用色之深还是形状之怪都令人称奇。这壶是一个人头的形状，血滴散落在脸上。人形的眼睛紧闭，仿佛是死人的面部模型，然而这是照着高更自己的脸做的，鲜血遮蔽的脸上，几乎难以辨认——这个头，是没有耳朵的。
高更的陶壶
本文所选的片段摘录自《梵高的耳朵》，贝尔纳黛特·墨菲著，2018年2月由未读·艺术家出版。欲阅读全书，可点击下方图片进入购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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