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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美好的事,从来都是些小事

被戳到的 花儿街参考 2022-06-22
花儿街参考 · 出品 




1


2015年,90后女孩康瑜从人大毕业之后,她给自己安排的下一站,是云南山区的漭水中学,乡村支教教师。

 

这不是网红打卡那种,两个月时间,留下无数美丽图片的支教。康瑜的支教,是扎扎实实的两年时光。

 


10月的一天,窗外下起了大雨,孩子们齐齐望向窗外,跟雨声比,知识是没有啥吸引力的。

 

康瑜索性带着他们坐在屋檐下听雨,鼓励孩子们试着写下人生第一首诗。

 

一位躲在墙角不爱说话的女孩写下了:“我信奉黑夜,因为它能覆盖一切,就像是爱。”

 

雨停了,鼓励孩子们写诗这个习惯,却被康瑜保留了下来。


2017年的教师节,已经结束支教的康瑜,收到了一大箱的诗。她离开之后,孩子们写好诗,会塞到她的门缝里,就像投寄给她的信。


 

箱子里还有一封关于反抗的信。

 

一个女孩告诉她,她的爸爸在监狱里,是妈妈拉扯着三姐妹度日。小时候被人打,她从不敢还手。

 

最近她在一次诗歌大赛中获奖,有人说她是抄的。“老师,我就举着你给我写的评语,告诉每个人,这首是我写的!”

 

她在信中给康瑜写了一首小诗:“天上的人在点火,地上的人儿在许愿。”

 

火就这样点燃了。

 

收到那个大纸箱后,康瑜发起了公益机构“是光诗歌”,为留守儿童和当地的教师提供系统的诗歌教育和培训,因为“会写诗的孩子不砸玻璃”。

 

到2020年3月,“是光诗歌”的足迹,遍及云南、贵州、广西、河南等21个省份的800多所乡村中小学。1500多名志愿者加入其中,6万多孩子,有了人生第一堂诗歌课。



这一年,《大山里的小诗人》出版。

 

一本薄薄的诗集,每一行都出自这些孩子之手。在其中,我们读到命运的苦厄,读到童真,也读到幸福。例如:

 

“奶奶带我去看外婆最后一面/那天,我哭了/像被大火烧坏了眼睛/但/外婆这次没有哄我”

 

“老师有一次说/黄帝和炎帝大战蚩尤/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老师以为我在课堂上打扰同学/可我真的无意听成了/黄帝和炎帝大战‘吃油’”

 

贫穷、疾病、孤独……这些山里的孩子要面对的考验太多。对于他们实际的生活而言,诗歌也许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困厄。

 

但“是光”,应该是孩子们体会过的最美好的公益项目之一。

 

有人关注到了,吃饱穿暖之外,对他们尊严与情感的呵护。这是对生命的平视与尊重。



2

可是,谁规定只有孩子们才需要诗歌,大人们的一切都可以自愈呢?

 

2020年6月,在东莞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吴桂春,打算在回湖北老家前,退掉图书证,拿回100块钱的押金。

 

临走之前,应馆员邀请,他给东莞图书馆写了一段留言:

 

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企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农民工。


 

这段写给图书馆的“情书”被馆员发到了朋友圈,竟然被竞相转发。媒体、东莞图书馆、东莞的企业、市民们开始寻找吴桂春,希望他留在东莞。

 

吴桂春,54岁,小学学历。来东莞17年,一直在规模小、环境差的皮鞋作坊里打工,扫地,搬鞋底,扛皮料,打磨皮鞋。他常年住在城中村最便宜的房子里,厕所是公共的。房间只能容下一张铁架床、一个煤气炉。

 

但他有一束光,一束所有人都觉得照不进他生活的光——在东莞图书馆里,他喜欢读《红楼梦》,能背诵“葬花吟”。他通过自学,看完了《春秋》《资治通鉴》《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


 

最终东莞光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人社部门找到了吴桂春,向他提供了一份景湖花园小区绿化维护的工作。

 

他留在了东莞,仍然可以去图书馆看书,依然和他的光在一起。

 

原来吴桂春、吴桂春们这么需要公共图书馆啊。

 

这个愿望很小,但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就像山区的孩子们需要诗歌教育一样,不曾被看到。



3


“嗨,我只有一条腿,能不能只买一只鞋”。

 

这个问题归玉娜没问出来,因为她知道,答案一定是不能的。

 

她最理想的购鞋地点,是地摊。

 

卖鞋小贩把一堆鞋一股脑倒在路边,也没个盒子,客官随便挑。

 

她在一堆鞋里拿两只左脚鞋,小贩没看出异样。她付钱,拄着拐杖离去。

 

这段往事,当了全国冠军后,她偶尔会讲出来。


 

归玉娜7岁那年,一场车祸带走了她的右腿。17岁那年,她被选拔进了体校。

 

2007年,归玉娜在全国残运会上获得女子“F22级跳高”第一名,并以1.5米的成绩打破了女子残疾人跳高项目世界纪录。

 

2008年,归玉娜一手拄着拐,一手擎起奥运火炬,出现在了火炬传递的行列中。


 

仿佛有两个平行宇宙,在归玉娜的生活里,延展打开。

 

在一个平行宇宙里,她是全国观众为之动容的奥运火炬手,是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是全国劳模。

 

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她会陷入自己不被世界接受的困惑,她不能只买一只自己需要的鞋,她退役,面试了二十几个单位,却收不到一个offer。

 

归玉娜并不是个案。据中国残联的统计,中国残疾人总数约为8500万人,下肢截肢患者约为170万。而高位截肢者,也就是不能装假肢的人数没有精确的统计,一说约为3万人。

 

当然,一只鞋的需求长期被忽略,只是他们生活里的不易察觉的一根刺。就像诗歌之于山区的孩子,公共图书馆之于农民工吴桂春。在多数普通人的眼中,这些肢体残障的人士,有更多事关生存的事需要被关心,比如歧视、就业、婚恋等等,它们比买鞋子重要得多。

 

今年夏天,天猫小二王圣添在与一位残疾人朋友聊天时,意外听到了他对于不能买一只鞋的抱怨。“鞋子从来都是成双成对的卖。一直如此,便对吗?”王圣添开始琢磨,是否能做点什么。

 

9月,一个没有KPI要求的项目,在天猫内部被提上日程——一只鞋计划,以一双鞋一半的价格销售一只鞋。包括回力、乔丹、骆驼等7个品牌参与其中,改造供应链,重新生产小鞋盒。双11期间,一只鞋计划上线了。在国内,这属于首次。


 

“目前鞋款还不是很多,一只鞋计划还很小。我们期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更多品牌能够参与进来。”王圣添说。

 

对于双11,所有人都会关心最后的GMV。从最初的5000万,到后来,普通人几乎无法有任何具体感知的数字。

 

然而,“一只鞋”这个小数字,或许是今年双11,最温暖而美好的收获,没有之一的那种。

 

关于归玉娜的职场,开端很辗转,行至中途却是一个让人欣喜的故事。当年屡屡碰壁后,一个熟人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于是,她拄着一根拐杖,背着一个双肩背,拉着一个皮箱,皮箱里有几十斤的板材样品,她从一个建材市场跑到另一个建材市场,又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后来,她成了这家公司的三个合伙人之一。

 

归玉娜说,“如果上天只给了我一个支点,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如果上天只给了她一个支点,那么从他们身边路过的人,是否可以帮她减少这个支点旁边的障碍。

 

归玉娜家里的鞋柜里,装满了琳琅满目的鞋子。有一只,永远是用不着的。

 

那曾经多出的一只鞋,是对个体受到的伤害的一种提醒。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什么,是你再努力,都无法与之相适应的。

 

被他们扔掉的那一只鞋,是对这个世界的提醒。还有那么多,是我们其实可以,但是未曾为他们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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