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只羊想要逆袭美国这只狼，可能吗？
提要：
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地球上的所有国家构成了一个经济生态系统，各个国家根据经济分工竞争力的高低，在系统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可以大致分为：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资源国相当于草原，生产国相当于羊，消费国相当于狼，世界上本没有狼，羊多了其中一部分实力最强的变成了狼；
在地球经济生态系统中，通过发展教育提高经济分工的层级，羊可以转化为狼；狼如果失去竞争力，可能连做羊的资格都没有，有资源的会蜕化为资源国，没资源的蜕化为失败国家；资源国失去资源，将迅速退化为失败国家；
生态系统可以接受缓变，惧怕剧烈波动，波动过大将引起动荡甚至系统崩溃。工业革命后经济呈指数增长，天生具有强波动性；并且历次工业革命大多从边缘国家发起，与原有势力格局冲突必然引起剧烈冲突，一战和二战都是由此而起；
战争是迅速调和矛盾的手段，而核武器的威慑不允许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世界动荡必将长期存在，中国以及世界从此进入多事之秋，二战以来的超长稳定和平期即将结束，人类历史将进入新的一页。
未来三十年非常关键，中国需要未雨绸缪。
一、从《喜羊羊与灰太狼》说起
国产系列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青青草原上，羊羊族群已经十分兴旺发达。所有羊羊族群的羊都幸福快乐地生活。可是在对岸的森林里，灰太狼带着妻子红太狼却对着一群群的肥羊咽着口沫，灰太狼想尽各种办法抓羊，可总是不成功，因为羊村的喜羊羊及他的小伙伴们在村长的教育下，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本领，狼不但抓不到羊，还被羊各种调戏捉弄。而灰太狼的孩子小灰灰，还想变成一只羊。这个过程中发生一系列搞笑的故事。
青青草原、羊村、灰太狼一家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生态系统模型，草原是资源提供者，羊村的羊是生产者，狼是消费者。只有羊吃草生产出羊肉，狼吃羊肉才能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在《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灰太狼无论如何却吃不了羊，我们都知道，这样下去，生态系统一定会出问题，甚至崩溃。
生态系统的结构与人类的经济系统颇有相似之处。人类社会纷繁芜杂，经济活动五花八门，但总可以归结为如下两类：生产和交换。归根结底，财富都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但是他们只能占有其中很少一部分财富，大部分财富是被掌握交换权力的人分走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也就是人类社会中的狼和羊。
社会内部是这样，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可以看作构成了一个经济生态系统，我们称之为：全球经济一体化。
在这个经济生态系统中，各个国家根据在系统中不同的位置，可以大致分为：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像巴西、澳大利亚、中东产油国可以看作资源国，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生产国（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不消费，而是从整体上评价，偏向于生产），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过去也曾是生产国，现在逐渐过渡为消费国（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不生产，而是从整体上评价，偏向于消费）；而希腊这类国家，没怎么当过生产国，靠抱着富邻居的大腿，直接跨到消费国。
类比到青青草原这个生态系统，资源国好比草原，生产国好比羊村，而消费国好比狼窝。狼吃羊、羊吃草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中国是当今的“世界工厂”，是国家中最大的生产者，中国制造的很多种类的工业品数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并不能自由占有和支配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世界财富的大头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有人说，当今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是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造成的，这个词语出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讲的是雅典城的迅速崛起，震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老牌陆地强权斯巴达，对霸权丧失的恐惧，迫使斯巴达人做出反应，威胁和反威胁催生了竞争，接着是对抗，最终这两个城邦在战争中同归于尽。
雅典是一个依赖海上贸易的城邦，是一种海洋文明，而斯巴达则是陆地强权，是一种大陆文明。大陆文明立足于自身生产，是羊；海洋文明依赖于它国提供的物质财富，是狼，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狼和羊相爱相杀的历史。雅典强大后，在贸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斯巴达不满于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被雅典分走大半，两者矛盾不可调和于是战争爆发。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大陆文明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海洋文明国家，中美之间的矛盾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矛盾，至少看起来颇为类似。中美一定会走向对抗吗？
如果把“陆地上的漂泊者”游牧民族看作广义上的海洋文明，海陆文明的竞争与冲突，实际上是贯穿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主线。如果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古代，海陆文明冲突的胜利者往往是大陆文明，古罗马是西方大陆文明的巅峰，中国则一直作为世界大陆文明的领头羊傲视群雄；在现代则恰好反过来，海洋文明国家成为世界霸主，大陆文明挑战海洋文明霸权的努力统统失败，其中的分界点就是工业革命。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一个海洋文明占主导的世界，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相当于是接过法国、德国、苏联的接力棒，第四个致力于挑战海洋文明霸权的大陆文明国家。中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吗？
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没有之一），直到被“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所超越。海洋文明擅长贸易，但是极大促进了物质财富生产的工业革命却率先爆发于典型的海洋文明国家——英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有许多国家尝试通过工业化变成发达国家，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成功了，原因又是什么？
英国称霸的原因，是立足于海洋文明贸易优势的基础上，又具备了领先的制造能力，美国能够称霸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今天的英美却又先后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为何霸主们都要自废武功呢？
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历史，并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这也是本书的宗旨。在序言中，我们将致力于回答如下疑问：当今地球上的这个经济生态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凭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当狼，坐享羊提供的财富；而有的国家只能当羊，拱手把生产出的财富送给别人消费？
在现实的草原生态系统中，草永远是草，狼的后代还是狼，羊的后代还是羊，物种隔离的特性可以维持几百万年。（根据生物进化理论，狼和羊在几千万年前有共同祖先，而动植物在十几亿年前也有共同祖先，故这种隔离也不是绝对的，作者注）。人类社会则不同，每个国家都是由人构成，从天然构成上没有差别。也就是说，在地球经济生态系统中，狼和羊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在工业革命之前，虽然国际贸易体系（当时的世界仅限于欧亚非，贸易路线就是现在所谓的“一带一路”）已经存在上千年，并且也存在穆斯林帝国把持贸易霸权盘剥其他国家的情况，但是农业社会中的各个国家（当时的国家概念比较模糊，明确的国家概念是近代才有）的经济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只是将各自剩余产品拿出来交易，狼与羊的分化是局部的，不稳定的。东亚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更多的是政治象征意义上的，而不是实际的经济地位划分。
在地理大发现以及大航海时代之后，原先垄断欧亚贸易的穆斯林帝国渐渐衰落，欧洲逐渐跃升为世界的中心。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第一个踏上工业革命的快车，以棉纱以及羊毛纺织为主业，蒸汽动力为基础，迅速成长为世界霸主。英国富起来之后，纺纱织布这种脏话累活就不愿意干了，将其作为低端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自己抢夺殖民地获取资源和市场，从贸易和金融中可以舒舒服服地挣钱，从而升级为消费国。按照这种方式，工业化浪潮以英国为策源地，不断向周围扩散，首先扩散到法国，然后扩散到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是否能当上消费国，主要看财富积累的程度以及对金融和贸易权力的掌握，而这一切的源泉是工业化。
过了约一百年，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时，以电力能源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开始，这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为一次工业化浪潮中的边缘国家：德、日、美。日益强大的二次工业国需要谋求相应的经济地位，与消费国英、法发生矛盾。其中德国由于与英法距离最近，矛盾最深，在二十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英法与德国矛盾激化到极致的体现。一战之后，英法德的地位都大幅衰落，美日由于与风暴中心距离较远，没有被波及，其中美国更是左右逢源大发战争财，地位大幅上升。
一战后，德国虽然被打败，但是在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局下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并且痛定思痛，工业技术实力得到迅猛增长，不仅远超战前，而且超越了英法等国。希特勒凭借德国的工业实力，用坦克组成钢铁洪流迅速在陆地上击溃英法联军以及初期的苏联红军，相当于以一国之力单挑欧洲各国以及苏联（意大利纯属酱油党），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生产力的集中体现。
二战中，美、日这两个二次工业国在地缘为主导的政治博弈中成为对手，美国凭借人口、资源、市场的三重优势战胜日本，并成为二战的最大赢家。被打烂的英国拱手将世界霸权交出，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领袖。
二战后，世界没有任何喘息机会，迅速进入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再次由于地缘博弈的因素，被战争打烂的欧洲（以德国为首），以及东方的日本再次满血复活，并且经济实力远超战前。冷战期间，世界经济系统实际上一分为二独立运转。从实力对比上看，苏联为首的红色联盟控制的人口、资源以及市场要远小于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联盟，只要这种硬实力不发生逆转，苏联的败亡只是早晚问题。在这种劣势下，为了维持均势甚至抢得领先，苏联严重地透支了国力，加速溃败的进程，这与二战中德国和日本的失败如出一辙。
回顾上述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曾经的工业革命发源地，或者至少是工业化浪潮的溢出目的地。除了已提到的英、法、德、日、美之外，北欧诸国工业化历史几乎和英国一样久远，而且避开了战火；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欧洲其他发达国家是由于地缘博弈造成的工业化溢出效应。抛开抢夺殖民地之类的外部优势，这些国家都是需要先勒紧裤腰带作为生产国完成积累（英、美、德、日均做过世界工厂）。
换句话说，在世界经济生态系统中，想要当“狼”，先得当上“羊”。但是，在 “狼群”之中，美国是如何变成“狼王”的呢？
二、美国霸主地位
在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甚至会陷入长期停滞。而任何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经济会以指数形式增长若干年。
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单个生产者的产出和个人的体力与技能相关，基本在一个很小范围内波动，国家经济总量基本与劳动人口数成正比。农业社会的“GDP”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人口数（读者可以做这个思考题：为何1840年清朝GDP世界第一，却被西方工业国反复蹂躏？）。
而在工业社会，生产力不再依靠人的体力而是能源，利用能源可以开采出更多能源；利用能源可以生产机器，而利用机器可以生产更多的机器，这就是一个指数增长的关系。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声称，人类历史中，一共就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7万年前发生的认知革命，人类与动物分道扬镳；第二件就是工业革命，生产力摆脱了长期停滞的状态，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可见工业革命的重要意义。
换句话说，现代人感受到的每年经济持续增长，生活水平日新月异，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实际只是最近一两百年的反常状况，长期停滞不前才是历史的主流。
同样，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无限的，最后，工业社会经济总量也会达到一个上限，该上限与该工业社会面向的所有消费者的总有效消费能力相关。在达到该上限之前的经济增长都是指数形式的（例如年平均增长10%）。
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人们通常将其原因归结为美国的金融掠夺以及人口老龄化。但实际上，金融掠夺只会影响一时，不是导致日本陷入20年衰退的根本原因；人口老龄化也只是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国内有效消费能力，而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国内市场占比并不大。
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在80年代末，其生产能力已经触摸到当时的世界有效消费能力的上限。如果不是其后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使得世界有效消费能力得到扩张，日本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的幅度还要更高。
同样地，美国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即70年代末就触及到有效消费能力上限，经济面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以及20%的银行利率（使得大多数人难以抵押贷款），将近8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
世界的有效消费能力为什么存在上限？
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的物质以及精神需求。在个人财富较低时，消费基本和个人财富成正比，但是当个人财富高到一定程度后，物质和精神需求基本满足后，消费增长就极为有限了。在此之后，个人财富再增长，也不会投入更多的钱去消费，而是将钱用于投资用途。 结论就是：生产能力是指数增长的，但是人的有效消费能力不会指数增长，存在一个上限。因此所有人的有效消费能力总和就决定了经济上限。
农业社会总体趋向于供给不足，经济上限由劳动人口的总产出决定，而人口的增长要快于财富的增长，因此总是会陷入供给不足的危机，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在中国则被称为“王朝周期律 ”；工业社会则恰好相反，总体趋向于需求不足，经济上限由总人口的总消费能力决定。
指数增长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有效需求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总根源。
世界有效消费能力上限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技术创新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并极大提升世界有效消费能力上限，其原因是创造了大量新的客观需求（例如，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飞机、电话、汽车等都是原先没有的需求），并且增加了新的富裕人口，从而增加了有效消费能力。
提升世界经济上限，归根结底是创造新的需求以及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过去的历次危机是区域性的、结构性的，通过增加工人工资，开发新的市场以及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就可以解决。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上述策略被一再采用。
美国面对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停滞，同样启用了开发新兴市场，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的方法，这一次，美国选择的对象是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除了让自己摆脱经济危机之外，还有拉拢中国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目的。然而，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工业基础薄弱，靠中国人富起来拉动经济已经等不及了，怎么办？
1981年上台的里根政府在美国国内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大规模削减政府职能，放松经济管制以及金融监督作用，里根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其理论依据是奥地利裔英籍经济学家哈耶克等人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此，被欧美奉为圭臬几十年的“凯恩斯主义”走下神坛，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显学”。
在里根政府任上，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因此“里根经济学”被许多经济学家高唱赞歌，誉为“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然而，“里根经济学”实际对工业经济直接作用有限，反而推动了去工业化、金融寄生化以及大规模信用扩张。所述信用扩张包括：大量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以及鼓励个人信贷（信用卡、助学贷款等等）使得个人的有效消费能力得到放大，即所谓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至此以后，美国不再依靠主要工业化力量来发展经济，而是走上了依靠美元体系全球吸血的金融寄生之路：
依靠政府赤字以及个人信贷维持“美国梦”，吸引全球精英人才；当危机来临时，在国外制造动乱，在国内释放科技概念炒高股市，并且树立强势美元形象，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避险，从而使得美国度过危机；度过危机后，再利用弱势美元收取铸币税，稀释财政赤字。
自里根政府之后，美国强大的基石不再是强大的工业体系，而是：美元、高科技公司以及强大的军工复合体，其中，美元是核心，高科技公司是强势美元的基础，没有高科技公司，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会遭到质疑，美元就变成了空中楼阁；而军工复合体是在国外制造动乱以及使美国本土保持安全的力量，是美元回流的重要驱动。至此，美国进入了“美元、高科技公司以及军工的三位一体时代”。
美国，变成了触角伸向全世界的“美元帝国”。
这套体系确实行之有效。美国依靠85年“广场协议”之后从日本吸血，以及吸收90年苏联解体后释放的大量红利摆脱了经济停滞。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依靠互联网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又称信息革命）引领了新一轮经济发展，彻底摆脱经济停滞的阴影。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地位从20世纪初到现在大概一百年，与英国作为世界经济霸主的时间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美国这一百年的“含金量”要比英国高的多。
进入工业革命以来，除了经济实力是指数增长之外，科技进步速度也是呈指数加速的（广义摩尔定律）。美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一战前）做到经济世界第一，通过二战获得了政治上的霸主地位。二战后即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按照前两次的规律，第三次工业革命应当从边缘国家发起，但这一规律仅生效两次，第三次就失效了;不仅如此，20世纪末第四次工业革命仍然是美国发起。
这一百年间实际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美国与德日分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红利起家，依靠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红利继续维持霸主地位并拉大与追赶者的距离，比英国一个蒸汽机吃一百年老本，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美国超强表现的根源，在于超前的教育与产业政策。
冷战大幕拉开后，1947年，美国第三十三届总统杜鲁门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做出报告《美国民主社会中的高等教育》，更把通识教育作为美国的国家教育基本方针。
该政策影响极为深远，导致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徽电子技术, 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接连取得的重大突破，从而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也导致美国与苏联的科技逐渐拉开代差，成为美国赢得冷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也为美国奠定和巩固了世界霸主地位。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诞生同样得益于通识教育培养的大量有创造力的人才。不仅如此，硅谷成为了驱动互联网发展的引擎，使美国再一次引领世界潮流。
科技进步的指数规律导致工业革命之间的间隔越来越短，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红利从九十年代算起，仅仅维持了20年，就跨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和互联网实际有本质不同，移动互联网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和人之间的互联，可以算作第五次工业革命，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的plus版。
虽然前面提到，美国的经济基石已经不再依靠工业化力量而是依靠美元，但是美元的基础仍然在高科技公司，工业革命的领导地位对于美国来说，不仅仅是重要，而是非常重要，变成了美元帝国是否持续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而高科技公司，成为了美国的命脉。
根据科技进步的指数规律，连续引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美国发展速度应当已经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再加上“普世价值”的制度优势、盟友遍天下的政治优势、超越所有国家总和的军事优势，应该可以将经济霸权以及世界政治军事霸权的地位永远握在手里了。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美国已经明显察觉到，在太平洋西岸，有一个人口是自己三倍的国家居然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关键领域已经赶上美国，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到了美国前面，这就是中国。
如果从建国后算起，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仅仅进行了60多年，如果从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真正开始全面工业化建设算起，才20多年。算起来，中国全面快速工业化的缘由，还是当初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为了摆脱经济停滞，一手推动的。
这2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个子，成长成为相当于美国GDP60%的庞然大物。美国人不禁惊愕：太平洋对岸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美国的通识教育打造了最优秀的创造者，中国的应试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出色的模仿者。
中美教育体系下的优秀学生对比：美国学生，对于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能够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中国学生，对于同样的问题，只要美国学生得到解决方案了，能够迅速得到与美国方案具有相同功能的实现方案。对于工业化的追赶者来说，无非是将先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可以尽量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所要付出的代价相对于前人小得多，而且没有历史包袱可以直接采用新技术，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中国的应试教育，其实质是用最高的效率批量制造出合格的模仿者，这正是中国在追赶时期最需要的人才。
以移动互联网领域为例，只要美国搞出一样新技术，中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弄出效果一样的技术。模仿得多了，创新套路也基本搞清楚了，在一些局部，中国方面也能拿出一些原创的技术。在其他一些比较前沿的技术领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这说明，中美的工业技术较量逐渐进入相持阶段。
下一步，中美之间将在移动互联与产业结合、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这三个方面展开贴身肉搏。这三个方面中国只要拿下一个，美国的高科技神话就会被打破，美元的基础就会发生根本性动摇。
这一次美国将不会占尽优势，而是中美互有所长，因为从工业实力来看，目前中国总量占优，门类更全，并且在不断缩短与美国的质量差距，甚至在某些领域获得反超优势。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归根到底都是能源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能源利用方面的进展缓慢，主要是在信息技术上取得进展，所能释放的生产力红利也越来越有限，达到经济上限的间隔越来越短，意味着追赶起来越来越轻松。中美竞争有点像楚汉争霸，刘邦虽然屡战屡败，但是占据兵源与后勤优势，越打实力越雄厚；楚霸王虽然百战百胜，但是自身造血能力不足，越打优势越小，垓下一战就再也无法翻盘。
中国方面的主要劣势在于通识教育开展不足，创新性人才储备不够，在落后时依靠出色的模仿可以缩短差距，但是在没有模仿对象时，原创性不足就会成为致命软肋。中国如果致力于成为世界领导者，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中美之间的贴身肉搏，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不过，中国又是如何取得今天的江湖地位的呢？
三、中国工业化之谜
在工业化进程中，教育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工业化开始时，农业人口只有受过足够的教育，才能从农民变为工人，完成复杂的生产作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技术及产业提升，所需教育程度还要不断升级，规模也要不断扩大，以填补工业化带来的职业空缺；而受教育人口的数量以及层次的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技术进步。工业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相互促进，螺旋上升。
目前，世界上的最优秀高等教育资源仍然主要集中在曾经的工业革命策源国家（英美德日）。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能从两次大战中迅速恢复，而日本也能从二战废墟中迅速站起，原因就在于在战前积累的大量受教育人口以及教育体系并没有太多损失。
教育造就人才，而人才，是工业化中的第一要素！
正因为如此，美国吸取了英国的教训，虽然让德国和日本恢复了经济实力，但严格抑制其军事实力，德、日由于军事实力的缺失，甚至无法作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也是为什么85年日本乖乖签下明显对自己不利的《广场协议》的原因。
工业化促进教育升级，而教育升级导致的优质教育资源聚集，又成为国家长久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用一句概括，就是先向苏联学习，再向美国学习，并用中式思维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全球来看，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和教育基础基本是从一张白纸起步（所谓民国黄金十年就是笑话，是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包装出来的概念），其中教育基础尤为关键，将一帮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赶进工厂，让他就地转变成工人，无异于天方夜谭！
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甚至远不如印度。例如，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就拥有英国留下来的全国统一的超过5万公里的铁路网；中国在1949年拥有铁路2.18万公里，但由于是不同殖民者修建，彼此标准不同，能勉强通车仅有1.1万公里。除了工业基础上的巨大差距之外，印度普遍讲英语，可以方便地引进西方外援，还拥有民主选举、多党制等符合“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独立之路，更是被引为人类文明自由的精神赞歌。
依照西方“公开宣称的评价标准”，1949年的印度完全就是“成功国家”最佳候选人；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独裁专政崇尚暴力的野蛮国度，完全就是“失败国家”的不二之选。如果站在1949年讨论中印之间的“龙象之争”，绝大多数“理智”的观察者都不会认为中国将会胜出吧？
由于当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冷战、台海对峙、朝鲜战争），中国走上了接受苏联援助，迅速工业化之路（苏联当年也是走的迅速工业化之路，只是冷战之前，大家都忙着打仗，而冷战之后，苏联和西方处于不同的经济体系，所以未对西方经济体系造成冲击），这也是当时中国的唯一选择。
在1953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
由于起步阶段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太薄弱，无论工业化扩张多快，如果用整个国家GDP做基数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十分有限。五十年代中国钢铁农具还没普及，1956年才开始设计蒸汽机车，技术水平还在工业和手工业的边缘上。直到六十年代，中国还在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课；而同一时刻的日本，已经进入战后腾飞期，1967～1968年间日本一举赶超英、法、联邦德国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经济强国。
这一时间段内中日发展的巨大差距，不是中国太无能，而是双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工业化进程，相对于中国从1953年才起步，日本的起步应当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改革（即明治维新）开始算起。
相对于工业化发展的举步维艰，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和教育却是呈指数扩张的。
由于信奉“人定胜天”，“人多力量大”，中国推行了激进的人口政策，并且得益于建国后卫生医疗状况的迅速改善（相对于建国前），中国人口从建国初期的5.4亿迅速膨胀到1981年的9.8亿。
在教育方面，教育本质上是人教人，初中生可以用来教小学生，中学生上一两年简易师范又可以回来教中学生，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中国迅速从普遍文盲过渡到年轻人普遍接受小学以及中学教育。1949年建国时，中国的成人识字率约有10%，到了1977年，成人识字率达到66%。考虑到一部分老人是从建国前过来的，年轻人识字率应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而且考虑到同期人口膨胀，这个增长幅度是相当惊人的。
为什么这里只讨论中小学教育？因为在中国当时的工业化阶段，小学教育水平对于当一般的产业工人是没问题的，中学教育水平对从事绝大多数工业生产，是完全够用的，大学生，则完全是当时的“奢侈品”。
这样一来，受教育人口将远超工业社会实际需要。从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一五计划开始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四五倍，但受过中学和小学教育的年轻人增长了几十倍，受教育人口的增长极大超过工业增长的实际需求，可以说教育非常“超前”。
可能是看到了工业化进程与受教育人口之间严重失调的情况，五十年代出现了工业大跃进运动，希望能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然而客观规律不可违背，事实证明，大跃进折腾出来的“工业产能”大多是无效的。
到70年代末，读过中学的年轻人只有四分之一能去工厂就业，剩下四分之三只能继续当农民。年轻人受了教育增长了见识，知道现代生活是什么样，只要能拿到粮票，在城里吃上饭，年轻人随时都想离开农村，只是因为粮食供应不足，才不得不留在家里种地。而城里的年轻人受到教育后，如果找不到工作，不可能主动去农村，将成为待业青年。让这么一帮受过教育并且容易头脑发热的年轻人无所事事，社会将非常危险（参见2011年开始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根源就在于人口膨胀和年轻人高失业率）。
幸好，当时的大陆基本是与外界隔离的，而且当时也没有互联网，外界想鼓动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也就是通过VOA广播之类，只有在精英知识分子中有些市场。不像现在的中东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鼓动（例如通过facebook，twitter等）。
即使如此，中国也爆发过多次大逃港事件。所谓大逃港，就是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大陆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的事件，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类似的事件在柏林墙以及今天的朝鲜时有发生，然而规模和烈度都远不及中国。当今的中东难民事件，性质与大逃港类似，但是规模和烈度又将远超大逃港，对世界局势必将造成深远影响。
在8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中爆发出来的出国浪潮，也是和这一时期的苦难记忆有莫大关系。并且，该出国浪潮持续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仍然热度不减。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成归国，而在80年代初，很多人都是抱着“死也要死在国外”的决心出去的。
从中国的经历以及中东的近况可以知道，在国家相对贫穷并且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普遍失业的情况下，年轻人的不满就像火山，如果得不到宣泄，终有爆发的一天，其能量足以打碎社会秩序，颠覆一个国家。
由于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社会上的受过教育的待业青年实在太多，为了防止这个隐患酿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国家采用了非常激进的政策（在那个理想主义爆棚的年代，是个政策都激进），中学停课闹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将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实际是待业的中学毕业生）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再加上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执政理念比较理想化，希望打破几千年来阶级分层的“魔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迅速失控，酿成十年动乱。
幸运的是，这个事件发生在70年代而不是更晚，那个年代与现在是如此的不同，虽然国家乱成一团糟，但是工业化进程还在持续，军队也没有乱，不至于像现在的中东国破家亡，形成世界性的难民潮。
直到80年代中国开始开放，正好赶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遇到经济停滞、迫切需要转移低端产业的工业梯次转移的浪潮，中国得到外国投资700多亿美元，开了上万家合资工厂，再带动几万家民企，雇佣了许多60年代和70年代受教育的劳动力，这才使受教育人口数量相对于工业化规模过多的矛盾得到初步缓解。美国人说中国搭上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顺风车”，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回顾历史，美国当年也是搭“顺风车”发展起来的，德日同样如此。让其他国家有机会搭顺风车，这是世界霸主应尽的责任。
然而，中国中等教育人口过剩的问题一直长期存在，就业压力始终是逼迫中国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必须开动全部马力向前狂奔。
甚至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经济增速下滑，“GDP增长率保八”成了句政治口号，这是因为GDP每增长1%，大约对应新增就业100万，如果GDP增长率掉下去，会造成非常大的职位缺口，失业人口就会暴增，社会就会剧烈动荡，甚至引发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再次参见中东）。直到最近两年，中国人口增长出现拐点，就业压力的问题才有所缓解。
1977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毕业人数也在逐年增长。从1977年到1997年，二十年间，每年大学毕业人数从27万增长到100万。90年代后期，为了提供产业升级所需的高级人才，中国大学开始大规模扩招。从1997年到2008年，大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2016年，预计将有770万大学毕业生，54万人获得硕士学位，6万人获得博士学位。中国从1977年到2013年合计培养的大学毕业生超过8000万人，而同期美国25岁以上的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口约9000万。可以说，通过大学迅速扩招，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
大学毕业生人数的迅速扩张，也造成了大量大学生失业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引发了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
进入21世纪以后，经历了长期产业积累以及人才储备，再加上加入WTO利好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爆发期，接连超过 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于2009年超过日本，2015年约占美国的60%。从2011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质量水平也在不断接近发达国家。2015年中国出口14万亿，有8万亿是机电产品，衣服、箱包、玩具这些劳动密集产品加起来不到3万亿。在过去三十年中，只有中国和韩国实现了快速增长，而在前十经济体中，实现快速增长的唯有中国一个而已。
现在回过头看，虽然在当时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动荡，但是必须承认，快速教育扩招以及人口扩张，是中国能够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前提。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世界上一共有五个国家获得过“世界工厂”的称号。从农业国到世界工厂，前四个国家（英美德日）都花了上百年的时间，并且都经历了对外掠夺战争，抢占海外殖民地的过程。
中国没有外部殖民地、没有对外发动掠夺战争，而中国的总人口比英美德日四国人口的两倍还要多，发展跨度却是前四个国家发展跨度的总和。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居然让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并且把当年那个“成功国家的候选”印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不能不说，中国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中国工业化取得了成功，但也是弊病丛生，它会不会突然崩溃呢？
四、中国崩溃论
对于生态系统来说，不怕有变化，就怕快速的变化，快速变化会引起生态系统剧烈波动，甚至系统崩溃。
在前文中提到，羊是生产国，狼是消费国，通过工业化，是可以实现从“羊”变“狼”的，而快速工业化，会使得短期内有大量的羊变成狼。想像一下青青草原原来有100只羊，3只狼，基本维持平衡。而现在，有10只羊突然要变成狼了，这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此众多人口的快速工业化史无前例，中国就像一只大象跳进了世界经济这个游泳池，对世界经济生态必将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讨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之前，首先看看对中国的内部经济生态造成了何种影响。
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以及工业化过程中，爆发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运动，比如“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剥夺封建贵族与教会势力的土地为核心的宗教改革运动、英国内战、光荣革命、殖民战争、宪章运动，前后历经二百多年。英国作为工业化的探路者，其过程充满种种曲折，社会动荡剧烈，杀人如麻，在尸山血海上建立了工业化帝国。
美国建国初期工业化造成南北经济差异，在建国七十年后打了一场死亡几十万人的内战，才正式走上工业化道路。在十九世纪后期进行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资本家疯狂剥削工人，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政客们借此机会假公济私、投机取巧、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社会表面繁荣，掩盖着腐败的风气、道德的沦丧及其它潜在的危机。美国著名讽刺小说家马克·吐温写的大量小说，都是讽刺那个时代的种种怪象，其中一本《镀金时代》甚至成为那个疯狂年代的代名词。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涉及人口更多，历时更短，发展前后落差更大，工业化狂飙史无前例，相应地，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也远超工业化的各位前辈。正因为如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工业化，“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就如同孪生兄弟，始终盘旋在西方舆论界的上空，其中“中国崩溃论”更是并通过各种渠道，有意无意地传播到中国大陆。
在苏联崩溃后，西方就开始出现“历史终结论”，认为中国必然要“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征服”。其后，各种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不断由国外各种专家学者抛出，其中不乏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等重量级人物。
2001年，“崩溃论集大成者”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书中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出现逆差，而且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减少。其结论是，“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然而，中国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崩溃，而是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高速前行，在行进中克服了许多问题，又不断产生更多的问题。这让崩溃论者大跌眼镜，不过他们没有放弃，不断修正崩溃论的论据，例如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基本每年都会再版，每次补充一些新的理由，并将崩溃的时间点不断后推。这种不断被打脸，又不断把脸送上来让人打的坚持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
中国经济就这样在章家敦、沈大伟、克鲁格曼等人的不断唱衰中越走越强，章家敦专注唱衰的15年，恰好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15年。因此，章家敦这种看似唱衰实则为中国打战略掩护的行为已被机智的网友看穿，被亲切地称为“章局副”（传说中的“中国国家战略忽悠局（Strategic Foolyou Agency of China ，简称SFA）”的副局长，负责北美敌后事务；这个未见于任何官方资料的神秘机构还被美国某智库专门分析，并被认为是毛泽东一手创立的）。
这些林林总总的“中国崩溃论”中，所引用的论据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不是一些坚定的“中国崛起论”的拥护者口中的“疥疮之疾”，而是实实在在的有可能引发国家经济崩溃的因素。换到其他国家，例如阿根廷、中东诸国等，情况还没中国这么严重，就已经崩溃了。为什么中国偏偏就成为那个例外呢？
中国的独特性在于，中国从来没有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被逼着走了一条极为曲折而艰险的道路。
建国初期，冷战背景下美苏对抗，中国必须选边站队，按照当时的条件只能选择站苏联这边，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速成式教育以及快速工业化。
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60年代中苏闹翻，中国只能走自己独立发展之路，建立内部经济循环，必须独自建立所有工业体系。
70年代后期，随着历史风向的再次变化，中国务实地选择和曾经的死敌美国合作，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曾经的盟友苏联。
在80年代末期中美度过了蜜月期，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中国上层正在争论到底是独立自主还是全盘西化的时候，苏联又“适时”地崩溃了，苏联死后的惨状及其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种种遭遇，给中国的领导者上了血淋淋的一课，使其认清了冷酷的现实，抛弃一切幻想，坚持走独立自主之路。
苏联对中国算是够意思了，不仅扶上马送一程，最后临死还不忘帮中国一把，不仅送上生动的反面教材，苏联崩溃后流失的大量人才技术，除了大部分被美国吸收之外，中国也明里暗里笑纳了不少，连航母不都是来自前苏联嘛。
在9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到底何去何从”这一关键问题紧要关头，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索性放下路线、意识形态之争，抛出了著名的“猫论”，标志着中国的领导层从建国初期的理想主义者彻底转变为实用主义者。理想主义那一套本来中国人也不在行，都是西方传过来的舶来品，有各种“水土不服”的问题；而实用主义这一套，中国人实在太熟悉了，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曲折艰险而薪火不灭，就是靠实用主义存活下来的，实在是安身立命居家旅行杀人越货之必备品。
思想一转变，中国人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而是五千年的智慧“灵魂附体”，立刻焕发出勃勃生机。从“韬光养晦”，承诺“永不争霸”，到“不折腾”，都是奉行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闷声发大财”的实用主义套路。
中国人所到之处一切皆生意，对于一些资源国，政府在台上，就跟政府做生意，政府被反对派撵下台，就跟反对派做生意；政府和反对派相持不下，就跟双方都做生意（例如南北苏丹）。就连伊拉克战争，美国人用军舰导弹推销“普世价值”，出人出力把萨达姆政府赶下台扶持新政府上台，中国人马上就跟新政府做起了生意，并且“合作愉快”。美国军方都纳闷了，感觉自己在替中国人打工，更憋屈的是，钱都是自己出，骂名都是自己担，但是实惠都让中国人捞走了。但如果回顾历史就知道，这其实都是美国当年用过的套路。当年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美国这个后来者口称“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玩得就是这个套路，中国只不过做了美国的“好学生”而已。
中国人的生意遍天下，中国货也随之流入世界各地，美国本土也到处充斥着中国制造的身影。奥巴马上台后，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3年3月29日在迈阿密港口发表演说，鼓励私人企业与资本投资美国基建，为当地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更广泛地使用“美国制造”。但是演讲期间，一阵风将奥巴马身后一辆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吹掉，下面竟然露出了中国商标。本来，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白宫人员在奥巴马演讲前就用美国国旗盖住了起重机上的中国商标，但是他们忽略了还有风的因素。美国国旗被吹掉后，起重机上硕大的中国商标直接进入了直播画面。奥巴马总统在中国制造下大谈美国制造，搞得现场气氛极为尴尬。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实用主义道路也悄悄发生了变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了实力有了底气，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自然也是有相应追求的。习大大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内政外交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三条：“高筑墙”，“广积粮”，“不（huan）称王”。其字面意思就是：增加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军事、金融、实体经济），广泛储备资源（包括能源、工业原料、加强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等等），不当霸主，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获得广泛的支持。当世界警察是很累的，而且很费钱，还很容易拉仇恨，如果有国家愿意做，就让它做下去好了，中国只要一步一步增强实力就可以。同样地，这也是当年美国玩剩下的套路。欧洲剑拔弩张，美国口称“光荣孤立”，但实际上与各方大做生意大发其财，赚得盆满钵满。
中国建国后这60年，貌似始终走在悬崖边上，每一步的选择都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唯一选择，但每一次危机都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综合起来，中国的主要独家秘笈有如下几点：
中国的体量保证了经济体的强大韧性。全球大危机面前，相对于体量较小的经济体可以抗得时间比较久。例如，98亚洲经济危机前，东南亚各经济体在对冲基金的攻击下纷纷缴械，而中国就挺下来了。此外，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完整的工业体系、相对独立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保证了受到外界冲击以及外界干预的力度相对较小。
集权制的政治体系保证每一次方向调整都是高效迅速的，没有错过难得历史机遇。例如，80年代从封闭到开放的转换，90年代从全面西化到以独立自主为主的转换，2000年后融入全球市场的转换，2008年后向扩大内需，培育自身优势产业的转换。每一次转换，都是国家各项资源的配置调整，涉及方方面面，这一点只有在集权制国家才能做到。如果回顾历史你就会发现，包括英美在内的所有国家工业化初期都是在集权制度度过的，这绝对不是巧合。以中国人熟悉的例子看，日本、韩国、台湾经济起步大发展期都是高度集权化的，而美国的历次大发展阶段（例如独立战争之后、二战之后）也是都是联邦权力高度集中的时候。集权体系的主要弊端方向选择错误，在生死存亡关头都没有体现出来，这一点确实很难得。相对应的，苏联就因为错误的时间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走了错误的道路而万劫不复。
中国的运气相对比较好。一个人的综合实力，运气也占了较大因素，对于国家也是这样。除了上一点所说的没犯方向性选择错误之外，中国经济落后、受教育人口严重过剩的状况出现在60-70年代，当时信息比较闭塞，政府权威很高，人们对共产主义还抱有希望，基本就是靠着这三点躲过一劫。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如果中国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安然度过。中东、乌克兰的现状就是明证。在需要建立工业基础时，恰好赶上美苏对抗，苏联送来了工业体系基础（当然不是白送的）；在需要开放发展经济时，恰好赶上8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身去工业化，并向中国送来了各种产业（当然更不是白送的），中国得以在前一阶段打下的工业基础下高速发展；在进入21世纪实力渐渐强大有可能引人注目时，恰好发生了911事件同时小布什上台，小布什政府忙着去全球反恐了，没太关注中国，中国趁着这8年迅速坐大。
中国最近几年经济增速下降，国内矛盾再次激化。但我们要认清，在全球经济已经触摸上限，并且在预期的较长时间内也无重大工业技术进展引领突破该上限的情况下，世界各大经济体都是问题重重，已经进入“比烂循环”状态，此时，自然生态系统的古老生存法则就会再次发挥作用。
荒原上的群狼遇到大饥荒，实在找不到食物时，就会开始玩“饥饿游戏”：在狼群里找到一个最弱的，大家群起而攻之，并分而食之，撑一阵；再过一段时间，再将原来次弱的那只干掉，并以此循环，直到找到新的羊群，或者剩下最后一只狼。当然，最弱的狼往往没什么肉，分了也撑不了多久。这种饥饿游戏也会出现另一种极端：群狼合作起来，趁着头狼虚弱或者露出命门时合力一击，头狼强壮肉多，大家分了能活得久一点。
之前的历次全球性经济危机，要么是靠世界大战解决，在不发生大战的年代，实际上都是靠这种“饥饿游戏”度过危机的。例如90年代初，苏联、日本成了牺牲品；90年代末，东南亚成为牺牲品。本次危机自2008年爆发以来，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受了内伤，其中欧洲伤势较重，已经被牺牲了一轮，但这次危机深度广度远超以往，欧洲割下来的那点血肉还是不够大家分的。看来看去，也就中国身上的一身肥膘能让大家充饥了。
以往的饥饿游戏，都是美国领头吃肉，其他小弟分点残羹，但是这次面对中国，实在无法下口：军事上打击吧，四代机、战略反舰导弹、卫星拦截系统、航母神马的统统都有了，另外中国早就有核弹氢弹了，来硬的根本不灵；金融上攻击吧，中国货币金融开放较小，监控又严，打也打不进去；经济上制裁吧，别逗了，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跟各国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制裁中国，自己先受不了；思想上混乱吧，“普世价值”推销了几十年，各种负面效应在多个国家纷纷显现，信的人越来越少，而且自身的“民主神话”、“美国梦”也是不太好使。而且美国自身也不比当年了，钱也得紧着花了，只能运用“巧实力”与中国周旋。奥巴马在台上八年，外交搞了无数花活，然而并没什么卵用。特朗普总统上台，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停止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活动，因为经验证明收效不大，还白白浪费本就紧张的联邦经费。
在这种僵局面前，主要经济体都像荒原上的狼一样，一边舔舐自己的伤口，并小心保护起来以防被对手攻击，一边露出锋利的牙齿打量对手，想找出可以下嘴的地方。
中国问题多不可怕，其他国家问题更多。中国只要将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撑住不要恶化，不让它发作变成可以被群起攻之的命门，在“比烂循环”下自有其它国家先挺不住成为牺牲品。
点击原文链接，可以去天涯社区参与互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