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听听那时他们的爱情
究其于中寻找与自己灵魂相契合的伴侣
何其之难
有幸 我找到了你从唐山到峨眉跨越两个世纪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我有幸得你让我们共同聆听
老交大人的爱情故事
李泳：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李泳，1924年1月9日生于四川重庆，先后就读于重庆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文教学院。1949年任接管唐山工学院联络员，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行政秘书，新唐院第一任工会主席，多次被选为校党委委员，并先后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他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主要奠基人。2020年12月11日，李泳教授逝世。
本文是李泳所作，写于2002年。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想，通玉和我这一生，可称得是互为知己吧。在人生长途的最后旅程中，可以知足了。
人贵相知，贵相知心。
我们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相伴，至今五十多年了。岁月愈久，相知愈深，感情愈笃。谁也离不开谁。
我们相识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那时在山城重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喜欢读生活书店的书，天天要买份《新华日报》看，爱唱《延安颂》、《国际歌》等歌曲，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投身民主运动的潮流。在这一群志趣相投的年青人中，就有我们俩。
当时她在南岸，我在北岸。长江虽是天堑，也阻挡不了我们的相会。
那时谈恋爱是实实在在地谈，我们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游山玩水，在一起就是谈。也不知哪来那么多谈的。点一支腊烛，在她那间小学教师宿舍的小木屋里，一谈就是一夜。我们谈理想，谈抱负，谈形势，谈爱憎，谈你读的一本好书，谈我看的一出好话剧，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后来，我因工作离开了重庆，辗转进入了解放区。那时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不通邮电，音信杳无。只有她的一张照片，和无尽的相思，伴随我度过了那许多日日夜夜。
重庆解放晚，已是1949年11月，通玉在何处？不得而知。1950年初，我从重庆《新华日报》上，看到重庆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名单，其中重庆市学联的代表中竟然有“黄通玉”三字，那真是喜出望外。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陈寰，要去重庆采访，我写了一封短信托她带去重庆。她在重庆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找到了通玉，把信交给她。这时她才知道我在唐山，从此我们中断两年多的音信才又联接起来了。
解放初，我在唐山，她在重庆，虽能通信，见面却难。直到1952年她调到北京，京唐两地，相距不远，我们才有经常相聚的可能。
我们结婚，自然是水到渠成。选定在1953年3月28日。朋友们开玩笑说我们是又一个“八年抗战"。从1945到1953，可不是八年吗？谁也没有想把恋爱时间拖长到八年之久，但历史就是这样，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而终究我们走到了一起。
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五十年的往事不细说它了。我们相伴这五十年，在风风雨雨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总算是跨过来了。最难跨过的日子是文化大革命那几年。
天有不测风云，一时间天昏地暗，不辨东西南北。谁知道会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谁知道这文化大革命怎么革法，革谁的命，谁知道自己竟成了革命对象，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被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
当时凭我的经验，认定这又是一场1957年的反右派，只要被戴上帽子，就休想有翻身之日。自己惨遭火顶之灾，还将株连九族，祸延亲友。
此时我们婚姻、家庭，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为了免除对通玉和孩子的牵累，我想不如我们分开，让她和孩子少受点我的影响。当我向她提出这种想法时，她断然拒绝，并胸有成竹地对我说：“我已准备将来带着孩子同你一起下农村劳动改造。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离开你。我们准备吃苦就是了。”这些话对我是莫大的宽慰和激勵，它在我的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使我平添了许多正视现实的勇气和迎接困难的力量。这就是生活中相知相爱的伉俪，人生旅途中相濡以沫的伴侣。
钱冬生 李绮云：同盛同衰莫相弃
钱冬生（土木 1940），江苏镇江人。1918年12月23日生于江苏镇江，2016年9月1日凌晨在四川成都家中平静地逝世。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45年赴美国实习。建国后，历任唐山铁道学院副教授、教授，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桥梁教研室主任，铁道工程系副主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钱冬生与高渠清（土木 1942）、曹建猷、孙训方、吴炳琨等五位教授是1980年教育部首次审批授权的博士导师。
本文是钱冬生、李绮云所作，写于2002年。
病开始时，便发高烧。住进开滦煤矿医院。该院黄昌龄医师（在X光片室工作，后来是唐山市结核病治疗所所长，当时他还年轻）曾认为是肺炎型结核，可是，院长王医师一口否定。于是，只用了几支链霉素，发烧有些缓解，就停了。客观环境则是这样：唐山刚刚解放，链霉素价格很贵，一支链霉素约合一袋面粉价钱；而开溧医院全用英文，院长的名字也是叫Alfred Wang，级别分明，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在冬生低烧比较稳定之后，就出院，照样担任开课任务，但每每开课3~4个星期之后，就又病了，还照样出差（去过山海关、去过北京），照样休假（到过镇江、到过上海)。绮云从此担当起带好儿子、照管家务的工作．当时她是25岁。仅几个月，突然变老了。
1951年夏，在X光片子上，发现冬生肺的右上角有一空洞，确诊是肺结核。这乃是肺炎型结构的发展。医师决定：要用300元购买链霉素，在那时，还未实行公费医疗。不得已，请学院顾院长特批，借钱给冬生医病，以后逐步扣回。这时便向天津市第二结核病院预约了一个床位。在得到同意后，绮云向铁路医院借了一副担架，将冬生送上火车，并且，带着孩子一齐去天津，送冬生住院。病院用PAS让冬生内服，并每周进行一次人工气腹，将空洞压扁。三个月后检查，成效很好。又过了一个月，冬生请求出院，讲明在唐山继续治疗。病院同意了。绮云到天津来，接冬生出院。在唐山，不仅继续服药，进行人工气腹，还由开滦医院老医师杜万亨给冬生压神经（使右肺失去下扩的机制）。1952年起，完全恢复工作。从此平平安安，直至退休。
冬生从事写作的劲头至今不减，绮云在老年大学学习书画颇有长进。和和美美，颐养天年。回想往事，感觉到“同盛同衰莫相弃"确是一句名言。
劳远昌：金婚随笔
劳远昌（土木 1943），祖籍为浙江绍兴，1920年6月1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194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51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结构工程博士学位。历任唐山铁道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钢筋混凝土教研室主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桥梁结构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为我国土木工程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理论与应用的开拓者之一,是著名的桥梁与结构工程专家。2012年6月27日，劳远昌教授因病逝世，享年92岁。
本文由劳远昌所作，写于2002年。
回想当年结婚的情况，现在觉得挺有意思的。泽芝的嫁妆就是她从长沙带来的一套简单行李，我也未添任何大件。我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两个人到北京去，住在姐姐向邻居家暂借的一间小屋子里，在东城区派出所办了结婚证，日期是1952年6月7日。当天到北京市里玩了一天，中午在鼓楼下面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3毛钱的水饺。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婚礼。那时拍了一张结婚照，泽芝身穿一件印花布衬衫，我穿的是蓝布铁路制服。虽然粗衣布衫，但两张年轻的脸生气勃勃，充满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洋溢着50年代的气息。这张照片经历了文革、地震和多次搬迁，仍保存完好。今天再看到这张照片，回想50年的岁月，感慨万千。今年金婚纪念日之前，孩子们找朋友给我们拍了几张纪念照，放大、镶上镜框。我把结婚照和新照片摆在一起，抬眼望去，五十载岁月之河悄然流淌，不变的唯有一片真情。
我们的婚姻之所以稳定和圆满是有若干坚强的支点作支撑。首先，我们有共同的思想道德观：爱国，团结，勤俭，敬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和抗日战争期间的流亡学生经历在我们身上打上了烙印。50年来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不变，拳拳爱国之心，促使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响应党的号召，摆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二个支点是互相理解支持，专业上共同进取。泽芝是一个善良贤惠、通情理、豁达的伴侣，也是个一心扑在患者身上忘我工作的好医生。为了支持我的事业，为了家庭，为了工作，她付出了很多却无怨无悔。1952年她离开工作了6年的湘雅医学院，来到唐山调入开滦医院。开滦医院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是企业医院，当时没有专门的儿科，由于这方面技术力量薄弱，业务开展也不多。泽芝的专业是小儿科；她带领新分配的几名高级护校毕业生，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到今天开滦医院儿科已具备了较强的医疗设备及力量。泽芝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钻研业务，还发奋学习中医理论，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小儿肺炎、新生儿硬肿症、新生儿黄疸症等病症，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该办法被推广到全市儿科。她用中草药配制的方剂成为当时唐山市儿科常用的有效方剂，价格低、效果好，深受患者家属欢迎．在流行中毒性痢疾和流行性脑膜炎时，她还运用微循环学说，大量使用“654-2”注射剂，挽救了许多危重患儿的生命。她总结自己的工作体会，写书、发表论文，因工作出色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市级优秀知识分子、省级先进少儿工作者，并荣获省级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尽管她有着自己的追求和事业，但是仍全力支持我的事业和工作。说来惭愧，许多年来我经常出差，70年代曾长期工作在四川和北京，家庭由她一人支撑。没有她对我的支持，我是无法取得事业上的进展的。
我1952年回国后系里立即让我登上了讲台。作为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搞好教学。教学工作非常辛苦，为了备好课，我住在学校宿舍不回家。那时孩子小，泽芝一人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睡眠不足，非常辛苦。有时夜里孩子哭闹她被吵醒来，竟不知是昼是夜．我为教学工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对辛苦的最大回报莫过于日后亲眼见到自己的学生正在为国家建设立功。90年代我去一个单位开会，听说世界上最长的预应力混凝士多跨连续梁铁路桥是由我的一位学生主持设计的，我由衷地感到高兴．直到1998年我78岁时，我才带完我最后一名博士研究生。每当想到有许许多多为国家担负重任以及在基层扎扎实实工作的建桥工作者都是我的学生，就令我感到无比欣慰。
在科研方面，1992年沈大元校长首次提到我为我国预应力混凝土理论及应用的开拓者之一及我校风工程试验研宄的奠基人，并赞扬我在桥梁空间作用、动力效应及非线性分析等方面所倡导的科研工作，学校党政工团联合给我的庆祝我八旬大寿的贺信中，对上述几点再次予以肯定，令我倍受鼓舞，同时也深感仍应再力尽绵薄。于是我花了一年多的工夫，总结了我五十多年学习和研究的心得，写出了包括十大问题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方面半个世纪以来的若干认识进展》一文，在第四届全国预应力学术交流会上宣读之后，获得很好的评价。再有，长期以来我对在结构设计中过度地采用数学上的概率论而忽视工程师的经验与判断，感到有欠缺，正好美的资深教授ChesterP.Siess于1998年发表了一篇长文，生动地剖析了这一问题。我当即将它译成汉语并连载于《预应力技术简讯》上，在结构工程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在2001年11月于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论坛上，该译文成了主要的参考文献，大大拓宽了修改我国设计规范的思路。退休以后，请我审稿之事始终未断。《美国公路桥梁设计规范》的汉译稿字数多达150万，我苦战了一年才审完，出版后广受桥梁界欢迎，使我聊慰心怀。
早在80年代学校就任命我为西南交通大学唐山分校的名誉校长。近年来分校一共办了5个本科专业，唐山市政府又聘我为专家组名誉组长。我虽已退休，但感到能为母校的发祥地的高教发展做一点贡献也是应当的。
我取得的这些工作成果都与妻子的支持分不开。无论是文革时期住10平米的狭窄工房，还是在地震后低矮的简易棚中，她都会给我腾出一张小桌让我从事学习与研究。我今天所能报答她的，只能是多分担一些家务，多献上一份关爱。
第三个支点是：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共度难关。文革期间，我们双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作、生活困难重重，但两个人互相宽慰，互相排解，坚定信念，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的一天。唐山大地震，家园被毁，夫妻双双艰苦劳动重建家园。50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能同舟共济，相濡以沫，渡过难关，迎来金秋。
我们今天能庆贺金婚，还有一点就是：互相关心，科学保健，共享健康、愉快的晚年。我们回顾往昔，珍惜今天；知足常乐，注重生活规律，适当运动；合理用脑；两个人互相关心，分担家务；每天浏览六、七种报纸，好的电视节目也不错过。泽芝每天清晨按时去活动站练气功和唱歌，还在家练习书法。她还时常用电子琴弹奏中外名曲，我偶尔也高歌一曲以助兴。她每天在花园中散步，我出外尽可能以步代车，走上一两个小时，吃睡都香。我们的目标是健康长寿，与大家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也祝大家和我们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美好愿望。
本文摘选自西南交通大学工会女教职工委员会
《金婚之光》2002年10月
摘选者：王颖铭
文案：刘宇坤
头图尾签设计：姜日琪 蒋硕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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