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宣布发展“世界新硅谷”！“香港+深圳+东莞”将引爆粤港澳大湾区！

2017-10-06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智库

这是一篇深度好文。

9月11日，《跑赢智能时代》白皮书发布暨HONG KONG X青年科技创新创业论坛在香港成功举办。围绕创科香港基金会(HKXF)撰写的白皮书，李泽湘教授向出席发布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中联办领导、创科局局长、科技园及数码港主席、深圳前海管理局领导、赞助X-Lab场地的地产公司新鸿基地产、信和集团代表、HKX顾问及导师以及约500位创业青年详细解读白皮书的核心内容。并畅谈了香港未来如何才能跑赢智能时代。粤港澳大湾区超级研究报告（建议收藏！）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等主礼嘉宾见证《跑赢智能时代》白皮书发布

以下根据李泽湘教授2017年9月11日在《跑赢智能时代》白皮书发布暨HONG KONG X青年科技创新创业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部分内容有所修改。

尊敬的特首、陈主任、还有各位嘉宾、各位导师、年轻的创业者们，非常高兴有机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白皮书的主要观点。

白皮书从策划到最后发布，前后花了十个月的时间。从2016年11月开始，工作人员深度拜访了15位对香港科创有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的专家学者、9位香港-X平台顾问、16位香港-X平台导师，研究了海外超过43份最新文献，香港、内地及海外15个案例，征求各方意见，才形成了这本白皮书。

香港科创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香港科创是否必要，见仁见智，多年来也存在不同的争论。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工业沉寂多年，为了在未来发展中持续保持优势，香港一直都希望建立新的支柱产业，让经济多元发展。而创新科技一直被认为是最有潜力成为香港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何推广创新科技是香港一直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个命题，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社会各方都有着不同的回答。为了理解香港现时的经济发展实力，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去看。纵向是指深入分析过往香港的经济发展，横向是指把香港和其他地区并列比较和分析各自的优势。

纵向回顾过去二十年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GDP从2006年的2116 亿美元一直增长至2016年的3209亿美元，GDP平均增长率达3.3%。跟欧洲或者一些发达国家比，3.3%的增长率似乎表现不俗，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香港经济发展良好并无科创的需求。

横向比较香港与被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南韩、新加坡、台湾，可以发现香港的GDP增长率却位于四小龙之尾。

中金公司在2015年发表了一个名为《三城记》的调研报告：对香港、新加坡、深圳，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对比。报告显示，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新加坡的经济活力一直高于香港。200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超过香港，2010年新加坡的GDP总量超过香港。深圳是香港的邻居，更是未来的合作伙伴，今年GDP总量也超过香港的总量。

香港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在GDP的增长数量和总量，而是经济的结构问题。

《三城记》中的经济结构
香港

香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比分别是0%，7.3%，而第三产业占比达92.7%。服务业几乎成为了香港经济的唯一支柱，而农业贡献近乎零。通过比较香港工业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以发现香港的工业对整个经济增长贡献极小，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微乎其微，只是图表8中红色的一小块。制造业在整个工业的比例只有1%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自从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向大陆转移，香港产生了工业空心化的经济结构问题。香港必须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加以正视。

新加坡

过去二十年，新加坡的工业和高科技产业整体占比一直保持在20%以上。从早期的硬盘产业、芯片产业、半导体设备产业，再到近期的机器人还有制药产业，新加坡的高科技或者工业在整个经济里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比重。

深圳

在临近香港的深圳，农业跟香港一样也逐渐息微，其占比亦下降到近乎零。在发展高科技的领域深圳理应跟香港同步，然而深圳的工业占比达44%。更重要的是深圳高技术制造业占到工业增长值的比例超过60%。在深圳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和服务业共同拉动深圳的经济发展。

香港科创困境

过去二十年，香港在科创上也付出过不少努力。从董建华时代建立创新及科技基金到科技园、数码港的成立，从2009年成立180亿港元的研究基金，到2015年正式设立的创科局，香港一直重视科技创新并为之不断投入。香港创科局一直不为余力推动香港创科事业发展。

香港在教育方面也实力过人，香港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城市同时有4所大学在QS大学排名中名列前50，有5所大学排名全球前100。这些都得益于香港的学生用功学习，教授们孜孜不倦做科研写论文。

此外香港还有优美的环境，良好的空气，法治，税率等优势条件，然而坐拥优势之下，香港工业发展并无起色，科创事业始终没有突破瓶颈。这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因此香港需要正视这个问题，并联动各方努力寻找解决办法。

不进则退，落后就要挨打

在东莞的虎门有个海防博物馆，记录了清末鸦片战争的历史。当年英军不远万里入侵清朝，清军无力抵抗，溃不成军，死伤逾两万多人，而英军却只伤亡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可能还是爬炮台摔的。造成如此巨大实力悬殊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海防博物馆里给出了答案：武器技术的优劣。清军用的大炮粗制滥造，英军用的大炮却是用蒸汽机、机床加工出来的精良产品，论射程、论精准度、论杀伤力都远胜清军一筹。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两国巨大的实力差距。英国把握工业革命大势迅速发展，掌握最新的科技和技术，把地大物博却不思进取的大清帝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个段历史给对香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警示：不进则退，落后就要挨打。

（据史料：鸦片战争双方伤亡究竟有多少呢？据统计，中英双方伤亡人数比例在600:1，英国军队参战人数为19000，中国军队参战人数为200000，英国死亡人数523人，中国死亡人数22790人。）

回顾过去二十年的香港，虽然保持3%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实力增幅低于竞争对手，长此下去亦难逃被淘汰的危机。如马化腾所说，在过去的世界里，即使屈居老二、老三、老四，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企业仍有他们的地位。而在今天的互联网效应和技术的效应之下，不做老大就根本无法占一席之地。

总结起来，香港不能安于现状，不求上进，要想保持优势，继续发展，就必须努力发展科创事业。

双轮并驾—世界新硅谷

在“大湾区”和“智能时代”这么一个双重背景下，发展科创产业是香港避免被淘汰并实现后来居上的重要筹码。只有把科创打造成香港发展的新引擎，开拓发展的新空间，才能引领“大湾区”的科技产业发展，与湾区”2+9”共同打造世界的新硅谷。

以前香港的经济靠自身摸索和拼搏，是以走或者爬的方式慢慢发展。在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若香港能把握这巨大机会，乘上时代的顺风车，便能实现踩在轮子上快速地往前发展。第一个轮子是马化腾先生向中央提出的“大湾区”提案，这提案已经被纳入国家的战略。第二个轮子，是一个动力轮，是沈南鹏所提出的“智能时代”。

粤港澳大湾区、一路一带

“香港湾区”的概念最早是在1994年由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借鉴旧金山湾区发展模式提出的。从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到2011年提出建立世界级大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在人大第十二界两会期间提出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粤港澳科技湾区的议案。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入「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大湾区将成为“一带一路”的发动机，为泛珠三角合作的顶层设计增添一股全新而又强大的推动力，完成从三角洲经济到湾区经济的转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规划中的大湾区主要指香港澳门两个特区以及珠三角9市（深圳、珠海、广州、中山、东莞、惠州、佛山、江门、肇庆）。

2016年大湾区经济总量增长了7.9%，深圳更高达9%。而香港特区本地生产总值将近2.5万亿港币，同比增长1.9%。预测未来6年内，大湾区经济总量将达到14.76万亿元，有望在5年内超越京阪神湾区，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湾区。

（图片来自互联网）

智能时代—无限可能的未来

智能时代下有几方面的技术几乎可以同时聚焦起来。第一，按照摩尔定律发展的芯片、传感器、硬件技术的突破。每五年提高十倍。第二，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使得制造效率大大得到提升。第三，人工智能的云计算、大数据、机器学习。第四，生命科学数字化。这四大智能产业将带着我们往前走，并产生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芯片技术推动了计算器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每一个应用的发展都带来了人类科技的新变革，而下一个重要应用将会在机器人、物联网和各类智能系统领域出现。

仔细思考可以发现，芯片、计算器、互联网、机器人这前四个东西都是由西方国家首先定义出来的。但是大湾区若能把握自身的优势，未来的终端系统将有可能是由大湾区来定义的。

大疆的无人机就是一个例子，大疆有了系统的定义权，就可以在芯片方面做文章，通过自身的无人机产业带动新的智能芯片的产业。这是第一个鸡与蛋的关系，不一定说先有芯片才能有系统，芯片和系统之间可以反复推进，相互影响，不断地朝前发展。所以发展创新产业，只要有了一个话语权，就能带来第二个、第三个的话语权。

芯片

芯片全球市场规模达3000多亿美金,其中2000多亿都是中国市场消费的。这2000多个亿中的60%是在大湾区消费的。其中一家名为NVIDIA的智能芯片公司的股股价在过去一年内翻了三倍，可见芯片市场正蓬勃发展，继续带领着其他产业不断前进。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工业机器人在过去十年获得飞速发展，中国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增长态势将在未来继续保持。即使这样，中国每一万人拥有的机器人数量还没有达到全世界的平均数。香港要搞再工业化，并不是把以前的制造装备跟技术带回来，而是只能靠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来实现。

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是技术发展的趋势，就像马化腾所说，任何一个科技公司，如果不做人工智能，都不好意思说他是科技公司。

生命科学

基因技术的进步使得生命科学和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找到了新的结合点。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使得生命科学变得数字化了。

这四大智能产业尤如四个轮子。它们之间相互扭合推动所发生协同效应将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和不可估量的价值。金融科技已经成为了创投圈子中炙手可热的领域，创业家们正不断尝试着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引入传统的金融产业，整个行业正悄然而且快速地发生改变。在智能城市里，有自动驾驶，有机器人，有人工智能，也有新能源车等正快速兴起的产业。另外还有智能物流、智能家居、智能穿戴、体育医药等等。每一个都可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机会。

战略布局—打造香港国际创科中心

过去中国经济是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这个新常态情况下，香港靠的不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而是芯片、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生物科学等科技，这是个领域的先进科技犹如四个轮子，带动香港的发展。

下面要讨论如何发挥和利用这些轮子所带来的巨大优势。这一关键布局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核心是打造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个议题最早由马化腾提出。

这里面由几个部分组成，地理空间包括各个高校、研究所、孵化器、科技园、数码港、工业村等香港的物理场景。再拓展出去跟深圳隔壁的河套、前海、东莞、珠海等，通过大桥、高铁等大型基建的建设，创新科技中心就随着一小时生活圈拓展开来了。

除了核心技术和人才，要打造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需要由三种类型的企业支撑。第一类是全球范围内引进来的国际公司、科技公司，香港需要吸引他们来建立研发中心，亚洲运营总部。第二类是中国内部的高科技公司，香港需要鼓励他们来建立国际总部。第三类是香港本土的创新科技公司。相信这三股力量将是带动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一个最重要的资源。下面讲讲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投资未来—加大政府研发资金投入

蓝图描绘出来了，要实现这个蓝图就要大胆的投资未来。有钱不一定能做成，但没有钱，肯定做不成。

香港的投资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投资的组成。香港的私人投资、社会投资占比低于政府的投资，因此对产业的拉动的比例偏低。换句话而言，在香港，政府花1块钱，民间只投0.8毛钱。这说明鼓励创投和科研的信号、信息仍未传递出去，还没获得社会和市场上的广泛认同。在新加坡，政府投1块钱，民间投1.4块。而在深圳，政府投1块钱，民间投6.7块。这是一个巨大的参数差别，香港必须在这方面作出改变。

第二是风险投资。在深圳的风险投资超过新加坡，更是远胜香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新加坡跟深圳的政府即使面临赤字也坚持投资科技和技术相关产业。而香港政府在每年保有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对科技和技术方面的投资却显得稍有吝啬。香港社会必须思考，政府的财政盈余是应该全民派糖，还是投资未来的科技。

第三，产业比例失调。香港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严重偏低，比例失调。研发投入总数只占整个GDP的0.7%，而新加坡是2.1%，深圳是3.5%到4%。香港的0.7%研发投入中，有45%是社会的投入，所以政府的投入只占GDP中的0.385%。与香港相比，新加坡政府研发投入对GDP所占比例很高，达到0.84%，是香港的2.2倍。深圳政府的投入比例也比香港高，是香港的1.2倍，整体上对产业产生巨大的拉动力。

可以大胆的想象一下，未来十年，香港把两个参数进行优化，第一是政府领头增加投入。把政府投入从0.385%翻一倍，达到0.77%。政府投入增加民间投资的信心，拉动民间投入占比增加10个点，到55%。如此以来，预计在2022年，香港全社会的研发投入能够达到1.71%。在那以后，实时政府投入保持相同的数字，民间投入依然会接着往前走。就打破以前鸡跟蛋的问题。

香港政府在科研投入上应该主动担当领头的作用。深圳早期政府财政不充裕，GDP也低于香港，然而深圳政府敢于大量的投资，把研发建在企业里。现在企业发张壮大起来后，对整个产业产生了强大的拉动力。因此鸡跟蛋的问题必须是由政府先破题。为达到这个目标，政府每年在科研的投入约增加100亿，5年下来需要投入大概500亿去引发社会上民间投入所产生的拉动力。到2027年，预计香港研发投入达3.85%。到时候香港就能可以跟深圳、韩国这些世界一流的城市一较高下了。到时候香港的科创氛围和科创成就像深圳乃至硅谷现在一样轰轰烈烈，举世注目。

可以预计香港科技创新产业在未来1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如下图所示，不再是忽略不计，而是其最重要的推动引擎。

三大战略举措

利用这增加的经费和四两拨千金的原理，配以积极政策，建立健全智能时代新型产学研体系，为科技创新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有了钱，还要做正确的事情，要把以前没有疏导好的东西系统的梳理好。在资本的支持下，香港要着力发展产、学、研。（国内产学研转化做的最好的机构应该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编者加注>）

研—新型研发机制

在“研”方面，香港已有一定的基础。如果没有基础，即使投再多的钱，也无法把研究和产业带动起来。所以香港的情况是已经有鸡蛋，甚至已经有母鸡，只是以前资源太少，母鸡有点瘦。

系统的梳理一下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方面，香港的几所高校都有非常优秀的教授，香港的高校以及应科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人等领域还是有一定的基础。香港有国际上相当著名的学者，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有香港科技大学杨强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汤晓鸥教授、黄锦辉教授、香港大学李安国教授、俞益州教授、香港应科院杨美基博士等；在机器人领域有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王煜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刘云辉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孙东教授和李有福教授、以及香港大学的席宁教授和田之楠教授等。

这些教授建立了有一定影响的实验室，有些甚至是与企业联合设立的。包括微信香港科大联合实验室、港科大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中大多媒体实验室、大数据生物智能实验室、港科大机器人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天石机器人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机器人与自动化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高端机器人实验室等机构。

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实验室虽然在国际学术领域有相当影响，但普遍存在规模偏小，政府资助不稳定、产业转化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是香港建立健全智能时代研发体系的基石。凭借他们多年的研究基础、国际声望和人脉关系，可以协助香港：利用这些资源，香港可以在新型的研发机构方面做文章。

第一是，吸引国际和国内著名科技公司来香港建立研发中心以及面向中国（或国际）市场的运营总部。也鼓励和支持香港高校与国际和内地科技公司建立联合研究中心。这不但有利于提升香港的整体研发水平，促进本地大学和教育发展、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理工科专业，以科技创新作为他们未来的职业。这些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无论以那种形式落地都会对本地经济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以色列和美国匹兹堡就是一个很好和成功的例子。

高科技企业在海外设立研究机构十分普遍。例如国内的科技公司也有在印度、新加坡等等都建立了研发中心。目前美国、欧洲的科技企业依然把新加坡看成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首选，对于进驻香港的意向并不大。但香港仍有机会，例如发明旋风分离式吸尘器的戴森(Dyson)公司，前一段时间正积极探索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的可能性。但香港科技园提供的优惠条件不足，未能成功吸引进驻。因此要引进国外企业在港设立研发机构，香港必须主动为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提供优惠与支持。

很多内地的科技公司在印度、新加坡等地都建立了研发中心，唯独没有在香港落地（见下图），希望香港政府能与科技园积极探讨，如何能吸引这些公司落地香港并能留下来、发展好。

第二，鼓励香港的高校与高科技公司共同建立研发中心。例如港科大杨强教授和腾讯共同成立了“微信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还有与华为合作的“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但这些实验室的规模小，数量不足。因此香港需要设立新型研发机构，这些研发机构非但要着重技术的研发，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把技术专业到产业应用上，解决技术的研发和转化的问题。更多的例子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香港生命科学研究院”和在河套区跟深圳合作的“智能芯片研发中心”等等。

利用香港高校，每年引进10到20个优秀创新团队。深圳通过孔雀计划，帮助了很多广东、深圳的创新团队，确确实实在最近几年对科技产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因为搞创新产业，不能单枪匹马，需要多方合作，共同努力，相互扶持。香港可以通过本地的高校，每年发掘和引进10-20个创新团队。每一个团队年支助5000万，一年大概10亿左右。这是有效利用那100亿创新科技研发投入的一个选择。

学—健全适合智能时代的教育体系

教育是另外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进入智能时代，整个教育的知识结构都不一样。香港正迫切需要人工智能和相关领域的人才。美国需要培养100万人工智能工程师，NVIDIA需要培养10万个深度学习工程师。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工程师成为了现在市场上最稀缺的人才。现时高科技公司只能靠自己来培养这些工程师，只有少量能从市场上发掘到，所以只能通过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香港有多所高排名的一流大学，然而这些学校的排名和发表的论文少有成功转化成生产力。因此不管一所大学的国际排名有多高，如果其研究成果无法应用到工业产业上，并且对香港GPD作出贡献，排名只是一个虚名。在智能时代下，现有的学校机制显得有所不足，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大学依然以单科专业培养作为主要的教学模式，教授搞研发都以论文专利作为最终的目标，因此造成很多的专利仍然躺在大学的技术转移中心里睡觉，无法发挥它们的价值。

我在伯克利时有个大学同学Paul Jacobs, 现在是高通的主席。高通从前靠单一的芯片销售发展得一帆风顺，然而苹果公司突然冒起，颠覆了整个行业，也影响到了高通的江湖地位。Paul Jacobs仔细的研究苹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现有教育体系下，即使伯克利本科和研究生，也未必满足未来产业的需求。Paul Jacobs认为，未来的企业领导者必须学会如何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工作，如何快速完成从设计到制造的迭代，如何融合艺术与工程，如何面对全球快速多变的市场。因此他捐了一笔钱建立了伯克利的JACOBS INSTITUTE FOR DESIGN INNOVATION，致力鼓励和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组建跨学科团队，利用跨学科知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然后把技术方案商业化。

美国波士顿附近的Olin College、Stanford大学的D-School, MIT的Media Lab，加拿大Waterloo大学的系统设计系，还有新加坡设计技术大学也都是针对目前工程教育的弊端以及未来社会对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所做的大胆改革举措。

通过一系列的新课程，让学生学会如何去观察和发现问题，用基于项目、动手实践和多学科团队的方式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再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去改变未来。

这些新的思维模式和课程应尽早进入我们的教育体系。为满足智能时代下的人才需要，香港的教育需要以问题为导向，鼓励多学科融合，基于项目学习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与品味的新人才。为此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增设一所或多所以STEAM教育和创新精神培养为主的中学

因为很多根本问题是从中学就开始了。尤其香港社会多年来投机炒卖，分数至上等思想根深蒂固。要改变现状就需要在中学建立STEAM教育体系，结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以及数学的跨学科教学方法，透过相关课程，将五大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补强不同学科间的隔阂，让学生在不同的环境及项目活动中，以「多重」管道的知识来源解决问题，同时让学生在数学逻辑的基础下，藉由动手建构工程与呈现艺术美学，来学习科学和技术的内涵。

第二：增设一所以科创教育为主、服务大湾区的新型私立大学

选址可考虑位于港深交界正在规划中的河套科技园。它不只为大湾区的科创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还将推动港深两地乃至整个大湾区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当年设立香港科技大学以推动香港的大学研究一样，新设立的大学，将不止推动科技的研发，更是推动科技到产业的转化。腾讯主席马化腾先生曾建议取名叫“湾区科技大学”。我说稍微改一下，建议取名为“湾区科创大学”。这将是一个改变香港，改变深圳的举措，希望能得到政府的认可跟支持。

产—生态体系建设

香港高校最近10多年诞生了一批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领域的知名企业，包括从港科大自动化技术中心走出来的固高、大疆、李群、云州和逸动科技，从港科大微电子专业出来的广东晶科电子，计算器系杨强教授和学生创办的第四范式，计算器系张黔教授创办的新元素以及中文大学汤晓鸥教授创办的商汤科技，中文大学卢煜明教授创办的思为诺等。

这些公司起源于香港高校，落地或发展壮大在深圳或大湾区其他城市，是典型的大湾区科技公司。他们探索和整合了大湾区的优势资源，并证明了大湾区所具备的巨大竞争优势。外人把大湾区称作Hollywood of Makers（制作者之都）。它具有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体系，使得创业者从设想到产品的速度比硅谷的速度要快5到10倍，而成本是其1/5或更少。

如何让更多的科创公司能够在香港落地并发展起来，我们必须不断改善科创企业发展的生态体系。目前阻碍香港初创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

高昂房价导致的居于全球第二的创业成本(仅次于纽约，如上图)；其次是政府制定的一些旨在帮助初创企业，但由于手续烦琐和操作不到位，不能落实或效果不佳的政策，如 ITF 给初创企业的科技资助项目、移民局的专才和优才引进政策。很多初创公司因为手续太麻烦而不愿去申请，最后去了深圳或内地其他城市，这不得不说是香港和初创企业的损失。

如何建设科创生态系统，HONG KONG X发表的白皮书里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第一是降低创业成本。现时香港的创业成本在全球排第二，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房地产。庆幸的是部分地产公司原意提供部分创业场所，降低年轻人的创业成本。

第二是优化政府的专项计划，如优秀人才入境计划。香港虽然提供了优才专才引进的利好政策，但很多创业团队都认为办理手续过于繁复，不愿意去申请。香港应该思考如何简化手续、提高效率，让这些专项计划发挥最大的作用。

第三是克服房地产思维和公务员思维。香港要在科技创新领域有突破，必须要打破很多以前的框框架架，建立起一些适合科技创新的支撑体系。如何积极主动地把产业转化，把科技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所碰到的问题找到，并制定有效措施去帮助他们，是政府主管部们需要思考的。必须克服这两种思维，才能发展科创产业。

长期以来市民总想着炒楼赚钱，通过房地产快速致富和忽视了实业对经济的支持，如果这个地产思维不改变，将很难改变香港社会对科技创新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