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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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热血到膨胀，从理想到堕落，他今时是否后悔，走入那一条新闻之路？
——空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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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5日，民国六年，报业先驱邵飘萍与潘公弼于北京创办《京报》。
无党无派，不靠特殊权力集团撑腰，主张言舆自由——《京报》辅一面世，就以关注国家命运、揭露腐败为指导原则，很快得到广大读者喜爱，名声倾动一时。
浙江金华人邵飘萍（1886 - 1926）信奉“新闻救国”，早年当过《申报》特派北京记者，发回的系列特稿“北京通讯”，常常夹叙夹议，描绘光怪陆离的北京政局，以及军阀、政客、买办们勾心斗角的各色嘴脸。
在校期间，邵飘萍更是曾与蔡元培、徐宝璜一同创立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培养了一批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骨干，其中就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等。
邵曾手书“铁肩辣手”挂于《京报》报馆大堂，原文出自被奸臣严嵩杀害的明朝著名言官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以此作为办报座右铭，显然寄托着激浊扬清的新闻理想。
邵飘萍作为中国新闻学的先驱，也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正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张作霖曾经汇款30万给他，只为了堵他的嘴，却被他立即退回，“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926年，直奉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大军进入北京，随即逮捕了邵飘萍，两天后在天桥刑场执行枪决，终年40岁，是民国年间第一位遇害的名记者。
一个世纪以后，承继着新闻理想和历史渊源的《新京报》横空出世，他的创办人，正是邵飘萍的浙江同乡，被称为新世纪传媒圈大佬的戴自更。
《新京报》原报社社长戴自更（正局级）
只可惜，戴自更却没能保住晚节，2020年4月，北京检察机关依法对戴自更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邵飘萍在旧时代，为了维持言论自由、独立办报不得不从北洋政府和军阀那里搞钱，但始终坚持“拿了人家却不嘴软”；
戴自更却为了个人私欲，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利，甚至用一手创办的《新京报》进行公关报道，为金融“害人精”公开洗白，两者高下立判。
世事流转，怎不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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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自更1963年出生于宁波市宁海县。不同于当今浙东繁华的计划单列市宁波，宁海县当时还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小县城。
据他口述，“我当时在海边，晒得黑不溜秋的，每天捞点内海里的大鱼小鱼。那天我刚好在海里捞鱼，我的二姐过来说我考上大学了，我就去学校里拿通知书。”
1981年，17岁渔村少年戴自更从家乡宁海出发，坐了27小时火车，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报到。
刚入学时，他沉默、懵懂，入校时因为不会讲普通话，一度有些不自信。为此他学习愈发刻苦用功，逐渐成长为同届生中的标杆。
人大老师们后来提起“中文八一”班，总是说“就是戴自更那个班”。
“人大给了我好多知识，让我想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就是要改变点什么。”“我基本的价值观是在大学形成的。比如现在讲的家国情怀，的确是在大学树立起来的。”
戴自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动情回忆到自己的大学生活。人大七年求学经历，锻造了戴自更今后纵横捭阖新闻界的基本功。
1988年，戴自更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光明日报。80年代的光明日报风头正劲，挟发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余威，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发言平台。
在光明日报，戴自更先后当过编辑、江苏和新疆驻站记者。1992年，他来到广东驻站，从29岁到39岁，从普通记者做到站长，他把最热血的时光洒在了南粤大地。
而戴自更在广东这十年，正是岭南本地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逐渐壮大的十年。当时的南都，笔锋犀利，敢言敢写，在社会矛盾重重的九十年代发挥了针砭时弊、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作用。
比如1993年发表的《让该死的死去——重庆针织总厂破产的前前后后》推动了当年的“供给侧”国企改革、1998年发表的《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推动了当年的扫黑除恶行动——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是孙小果第一次判刑之时。
南方系新闻理念深刻影响了他。秉持着当年未褪色的信仰，90年代戴自更在广州留下了200多篇上千页手稿，写过《广东何时能摆脱港台文化的阴影》《珠海停工潮带给我们的思考——尽快制定颁布劳动法》。
孔夫子旧书网上的戴自更手稿
虽可感受其中的沸腾热血，但光明日报毕竟是持稳的老牌大报，也许对戴自更来说，还是终究缺乏那更“自由”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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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是戴自更人生另一个重大转折点，他奉调回京，担任副局级的光明日报社直属报刊工作部主任。
本来这个岗位谁也不看好，毕竟经营好大报，混好机关才是核心业务。但他却在这个岗位上，迎来了第二春。
或许是看重他的对突破束缚的渴望，2003年，光明日报社领导找到了已是不惑之年的戴自更，交给他一份艰巨的任务——创办一份新报纸。
戴自更惊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初显身手。在熟人中青报驻广州站记者林炜建议下，他联系到南方都市报时任总编程益中，两人一拍即合，未来十数年的合作即宣告起航。
之后，他更是周旋于各地的老板，一笔一笔地，为报纸募到宝贵的启动资金。
终于，在03年11月11日，这份得到了光明日报和南方报业两大集团支持的报纸，宣布正式创刊。这是中国第一次由两个党报报业集团合作办报，也是中国第一家跨地区经营的报纸。
新京报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插曲——开始戴自更想叫北京时报，被有关官员阻挠；后又想叫京报，致敬邵飘萍，但北京日报有意见，你叫京报，我叫什么？最后加个“新”，方才过审。
“当时的理想，就是想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报纸首先是新闻信息的载体，要还新闻本来的面目。”
2017年，他在一篇采访中对记者这么说道。
那时的他，距离“调虎离山”——从新京报社长突然转任北京文投总经理还剩不到两个月，正急需向外传递安好的信号。不知道他在侃侃而谈昔日峥嵘时，有无舒缓一些眼前的灼心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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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21世纪前十年为黄金十年，的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功举办奥运会，GDP跻身全球第二……那也是传媒业的黄金时代，特别是《新京报》不拘一格的人才延揽战略，引得各路人才竞相报效。
南方都市报更是把大批采编、经营、管理骨干派往北京，在程益中、戴自更、杨斌、王跃春等高管团队带领下，《新京报》蒸蒸日上，逐渐成为中国传媒界的一个重要品牌。
戴自更在演讲
至今来看，《新京报》在京城报界都是非常独特的，走出了介于传统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打造了一套独立的内容体系。
传媒界影响日盛，同行们的吹捧也淙淙不绝，甚至还有人称他为“新世纪传媒史上的旗帜性人物”。对此，他从摆手谦逊，到照单全收。
从简历可以看出，戴自更因“创办”之功，从2003年开始，一直担任新京报社长长达15年。一把手十多年未换，这在我们体制内相当少见。
而与《新京报》共历风雨15年，首席功臣戴自更也慢慢把报社转变为自己的“独立王国”，在里面说一不二，社家不分，无论是报道还是日常事务，都打下了他个人风格深重的烙印。
2005年12月，时任《新京报》总编辑的杨斌、副编辑孙雪东和李多钰遭遇免职。据传是由于报道了2005年9月宁夏民工王斌余杀人事件的手法，引起主管部门强烈不满。
2006年，受雇于《新京报》的卓伟（日后成为了“第一狗仔”的那位），写了一篇有关窦唯的爆料，被窦唯怒砸报社，引发舆论漩涡，之后卓伟离职。
2010年5月14日，两名年轻女子在被性虐待者曾祥宝囚禁近两年之后被警方解救。可没几天，《新京报》便急不可待地推出了它的“独家报道”，在专版中长达两个版面深入介绍“性虐疑犯曾祥宝剪影” 。
……
这几年来，《新京报》的新闻时常因为夸张、猎奇、违背新闻伦理等引发争议。这只是因为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日益进化，人们对传统新闻更挑剔了而已，人家其实早在十年、十五年前就一直是这样了。
“流量第一、利益第一”的风格，曾使得《新京报》和戴自更在老成持重的党媒中杀出一条新路，可过度依赖这种套路，玩脱的风险越来越高，最终踏错了那最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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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先生负面消息缠身，随后《新京报》以近乎公关式报道为吴和安邦集团“洗白”。
在吹捧完9000多亿元资产、子公司全盈利之后，吴董事长面对记者侃侃而谈，话术精致，宏大岸然。
《新京报》：著名经济学家林教授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提到，“中国企业怎么样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尤其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利用中国智慧的管理理念脱颖而出，安邦的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安邦未来的发展重点是什么？
吴：我们在过去十几年已经实现了“安邦1.0版”的目标，按照去年的标准，迈入世界500强行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安邦是一家扎根中国的全球化的保险企业。接下来的安邦2.0版目标，我们的重点是养老和医疗，包括社区养老、重症养护、居家养老等，同时能带动更多的社会就业、体现企业社会责任。
前前后后，各种公关报道更是搭配得当：
而其中的门道，也被媒体扒出：
2015年底，新京报社出资设立了一个叫山水从容的创投基金，基金法人戴自更是当时新京报的社长。而山水从容的最大股东则是一个叫君助天合的私募基金，出资人广宏盛通是安邦的关联公司，基金管理人上海君助的老板林聪，是吴董的表弟。——摘自拆哪儿
自恃媒体大亨，自恃掌握发声口，公然干扰中央监管布局，为金融“害人精”洗白，这不是一个媒体人该有的节操，更不是一个党员该有的行径。
2017年8月，随着上级一纸调令，戴自更结束了三十余年的媒体生涯，转任北京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此时的戴自更，应该也能隐约察觉到新时代升起的旗帜，已经不再是旧日的色调了。
2018年5月，安邦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先生被判18年，罚款105亿元。
2018年，北京市委巡视组专门赴新京报社，指出一系列公款旅游、铺张浪费、报销随意、审批流于形式等问题。
2019年6月10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戴自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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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经雨打风吹去的戴自更，如果今天还能想起“胜抵十万军”的偶像先驱邵飘萍，不知作何感想。
事实上，作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邵飘萍和他这位百年后的晚辈也有同样的缺点，比如讲究排场，追求奢华，出入小汽车，且为赌场、青楼常客，出手阔绰，一掷千金。
来看北京纪委监委对戴自更的定性，是不是有点相似的味道：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取得、持有、实际使用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活动，超标准举办会议”“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未经批准出入国（边）境”“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获取巨额收益”“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违规兼职取酬，收受他人给予的期权”“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当然，同他的前辈一样，如果没有这等排场和架势，根据圆锥理论同阶层人士才能坐在一起，戴自更也无法得到政坛要人、富甲巨贾的重视，独家新闻和新闻背后的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
2020年3月6日，戴自更被开除党籍及公职（双开）；3月13日，因受贿罪被逮捕。
2020年4月，北京检察机关依法对戴自更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被告人戴自更于2006年至2019年5月期间，利用其先后担任新京报社社长、总编辑，北京新京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派博在线（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山水从容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报社老总向来是高危岗位。这些年来，被查被抓的很多，被撤职的更多。媒体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在我国讲求政治家办报，需要一把手政治素质极高。
市场化大潮下，老总们又要采编经营两手一齐抓，难免雁过拔毛，进而不知收手，最后把自己折了进去。这位戴社长急转直下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负面案例。
梁任公在《清议报》100期祝词里提到，“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身陷囹圄的戴自更，从热血到膨胀，从理想到堕落，他今时是否后悔，走入那一条责任重于泰山的新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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