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首位女校长的故事，竟然这么传奇，孩子读来太励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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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说，孩子需要一些内驱力，找到一些真正能让他们形成信念与理想，愿意为之奋斗的动力。

要说学习是为了以后考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赚钱买房成家立业……好像对他们完全没什么触动。现在孩子们的物质条件都很富足，但就是很难有那种精神上的力量。

也正因此，大手牵小手 一直在默默写一系列的卓越女性传奇，希望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力量，能为孩子们的成长，点亮一束光。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她所任职的学府，是手手君的母校，也是很多孩子学习奋斗的梦想——复旦大学。

一个人如果少年时遭逢国难颠沛流离；如果半辈子时间缠绵病榻，连行走都比常人困难；如果中年时遭遇政治迫害，被解职被侮辱……这样的人生，还能指望有什么成就？

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拿到的就是这样的人生剧本。

但无论是战争、疾病、贫穷、动乱都没能阻止她做出巨大的科学成就，在国家的物理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创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人类的强与弱，柔与韧，爱与坚，在她那饱受病苦的身躯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她的故事，值得你讲给孩子听。

01

令人心疼的

“小病号”

千禧年的初春，79岁的固体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中国半导体物理和表面物理理论奠基人，谢希德博士在医院里停止了呼吸。她终于再也不用与手术刀消毒水和药剂为伍，沉入了彻底的安眠。

这一生究竟有多少时间缠绵病榻？多少日夜身受病苦？她自己也算不清了。

从记事起，命运就未曾善待于她。

1921年的福建泉州，物理学家谢玉铭得了个女儿。他用家族字行“希”字给孩子命名。在闽南的传统里，这通常是男孩才有的待遇。“希德”的名字也十分男性化，足见父亲对这个女儿的期许之深。

全家福，左二为谢玉铭，右二为谢希德

希德幼年时母亲病逝，她随父亲迁居北京，父亲在燕京大学当物理老师。善良的继母待她很好，没娘的孩子得以正常地上学长大。

从小学开始，谢希德的聪明和体弱都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成绩好病假多，让她得了个“小病号”的称号。

1935年，谢希德（前排右一）与父亲、继母及两位弟弟在北平合影

1932年，谢希德考入燕京大学附中，初二时转学到著名的贝满女中，成绩依然优秀。

谢希德在贝满女中

在燕大附中，她第一次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一个叫曹天钦的男生，曹的父亲是燕京大学化学系老师。

风华正茂的谢希德或许不会想到，这个风度翩翩的男生，今后会成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父辈的关系让二人走近，他们不仅是学习上的对手，也是社会活动的伙伴。

时值日寇进犯，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两人在学习之余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爱国之情和友谊之火一起熊熊燃烧。

1937年，日寇的炮火炸碎了北平城的安宁，谢希德告别曹天钦，跟随父亲踏上南迁之路。

逃难，转学，动荡的生活一点没影响女孩的学习，“好好念书，知识总是有用的”是她从小的家教。

1938年，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湖南长沙福湘女中，并考取大学。

正要去湖南大学报到时，一场磨难毫无预兆地降临。谢希德患上了骨关节结核病。结核一类的病在上世纪30年代就相当于今天的癌症，属于不治之症。医生只能给她的腿绑上石膏，等待病菌坏死。

风华正茂的年纪，女孩辗转于贵阳、惠水两地，缠绵于病榻之上，度过了四年寂寞的卧床时光。

陪伴她的只有英文小说和曹天钦的来信。彼时曹已考入燕京大学，不时写信来鼓励女孩。

女孩的回信满纸乐观积极，不见忧戚之色，仿佛只是被一场小感冒暂时困住，让曹天钦极为叹服。

来鸿去雁之中，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

1942年，当死里逃生的谢希德终于拆掉石膏，她几乎丧失了下肢运动能力，不得不重新学习站立和行走。她的右腿因为股关节损坏而无法再弯曲，终生行走艰难。

不能再等了，靠着自学，这年她考入了厦门大学物理系，开启了与物理学终生的缘分。

1946年夏厦门大学毕业留念，前排左一为谢希德

02

行走不便的

东方学霸

1946年谢希德本科毕业时打算出国留学，但没有考上公费留美名额，家里还有三个弟弟要上学，负担不起自费留学的开销，只得再作打算。

这点小困顿难不倒她。在上海沪江大学数理系担任一年的助教后，谢希德被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录取，成为该校助教，免收学费。

1947年动身赴美时，谢希德已于一年前与曹天钦订婚，当时曹正要赴英深造，临行前正式向谢希德求婚。他早已拜服于女孩的才华、乐观与坚韧，身体的残疾丝毫不能掩盖她的光芒。

1946年谢希德与曹天钦的订婚照

在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谢希德师从研究生院院长安斯罗教授，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此时的中国内战正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为了给几个孩子筹措学费，已经应友人之约于1947年只身赴菲律宾马尼拉谋职，家庭经济状况得以好转。加上母亲每半年可以从当时的中央银行购买一些外汇，谢希德这才得以在美继续学业。

然而在大时代里，任何一次暂别都可能是永诀，父亲这一去，全家人终生再未能团聚。

硕士毕业后，因为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不设博士点，谢希德在一番深思熟虑后放弃了耶鲁大学，选择了前往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博士。MIT为她免去了全部学费，让她跟随莫尔斯和阿利斯两位教授，研究高压态氢恶阻光性理论。1951年，她以这项研究成果获得博士学位。

博士的课程非常紧张，作业也多。让大家感到讶异的是，个子小小走路还有些不利索的东方女子，身体里仿佛有着用不完的能量。日以继夜地学习研究，还要为了维持生活挤出休息时间为气体放电实验室做理论计算的工作，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

没人知道年轻轻的她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曾经错过的，着急赶上的，都让她片刻不敢停歇。

03

千里万里

也要回来

攻读博士期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一个声音急迫地在内心响起：“回去，建设祖国！”

鉴于当时的形势，美国政府发布了针对中国理工科学生的归国禁令。

但禁令禁不住思乡的脚步和报国的决心。谢希德先以结婚的名义拿到了前往英国的特别旅行证。在英国举行简单的婚礼仪式后，新婚夫妇在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帮助下告别剑桥，于1952年8月踏上了归国之路。

得知女儿要回国，早已对旧中国的腐败混乱感到绝望的父亲强烈反对。她写信给女儿说：“我不想让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去。”

这次女儿没有听从父亲。固执的老科学家从此和女儿断绝来往，自己也终生没有再回大陆。这成为谢希德心中永远的痛。

                                   谢玉铭

她知道父亲对自己寄予的厚望，也能理解父亲的反对，只是山海迢迢没有机会当面解说了。

1986年谢玉铭在台湾辞世。在他的遗物里，人们发现了女儿谢希德写给她的所有书信。而她当年的结婚照，老父亲复印了许多份。

04

争分夺秒

为国工作

回国后，曹天钦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谢希德则在复旦大学物理系任教。

夫妻俩争分夺秒地工作，每天晚上隔着书桌相对而坐埋首书堆，那是他们人生中少有的一段静好岁月。

1956年对谢希德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大家的干劲更足了，谢希德夫妇因为表现出色还在同一天入了党。

这一年，35岁高龄的她还生下了唯一的孩子。

谢希德与儿子曹惟正

不久，教育部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5所高校的师生召集到北京大学，开办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以尽快拿下半导体这门现代科学技术的堡垒。北大物理系教授黄昆担任主任，谢希德被任命为副主任。

孩子刚刚5个月，谢希德义无反顾地辞别热乎乎的小家赶赴北京。丈夫曹天钦默默担下了育儿和理家的重任，让妻子安心赴任。

新的家庭生活、政治生活、职业生涯一齐铺展开来，人生仿佛一部交响乐即将从开篇进入高潮。

1958年，就在争分夺秒干工作的当口，谢希德患上了肾结石，不得不提前结束北京的工作回到上海接受手术。

在北京的两年，培训班突击培养了200多名半导体专业人才，使我国刚刚起步的半导体事业在很短的时间里遍地开花。

谢希德和黄昆合作编写的《半导体物理学》也在当年年出版。这是我国半导体领域最早的一本专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我国半导体物理专业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标准教材。

病愈后，顾不得修养的谢希德马不停蹄地创办了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并任副所长（1958～1966）。该所为上海半导体工业发展和基础研究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一支本土的专业队伍。

这是无比忙碌也无比充实的一年。也是从这年开始，疾病又一次缠上了谢希德，并且在此后的30多年里始终与她如影随形。

1960年的一天，正在复旦授课的谢希德差点晕倒在讲台上，医生的诊断是植物性神经早搏。

05

幸福很短

磨难很长

政治风云波诡云谲，大家都感受到时间的紧迫。

教学之余，1960年到1962年，谢希德与方俊鑫合作编写了《固体物理学》。

1962年11月，她晋升为教授，在复旦大学主导建立了顺磁共振等当时先进的实验技术。她招收研究生，开设“半导体理论”和“群论”课，并亲自编写讲义。

曹天钦也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60年代的复旦教学楼

谢教授的课总是讲得生动形象，用学生的话说：“脑袋里好像一张张彩色的图出来了”。

为了不让学生忙于笔记而忽略听课，她会在课前把印好的讲义发给学生。

忙碌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癌症和政治的飓风携手而来。

1966年，谢希德被确诊乳腺癌。医生将她左侧乳腺的肿块切除，并清除了所有的淋巴结，这才暂时把病情控制住。曹天钦每天带着儿子坐好久的公交车去医院看望妻子。

手术后没多久，谢希德夫妇被造反派污蔑为“英美特务”。他们被打倒，接受了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家也被抄了。

谢希德被关进学校的物理低温实验室整整9个月。世事何其荒诞，这间她亲手创办的实验室还未启用就成了关押她的囚室。随后，丈夫曹天钦也被隔离审查。

照顾孩子的保姆因为不堪造反派的侮辱而自杀，刚刚10岁的儿子不得不独自生活。

从实验室放出来后，谢希德被安排去扫厕所，之后又被分配到工厂，做毫无技术含量的磨硅片工作。

长期的摧折之下，1970年谢希德身上的癌症复发。此时丈夫不在身边，她自己还在接受“审查”，每天从事着体力劳动，还有孩子需要照顾。

年近50的谢希德拿出了年轻时与结核病拉锯的劲头，承受着放疗和化疗的痛苦，挑起工作和生活。她对儿子说：“我一定要治好病，看到你爸爸回来！”

治疗引起频繁的呕吐和身体浮肿，胃口也差到吃不下饭，谢希德却一天也没有放下研究工作，每天照样伏案工作到深夜。

许多同事和学生常来看望她，也有人带着疑问来向她请教，她也很乐意躺在床上接待大家。

“我要争取再活10年”，她说。向死而生的日子每一天都弥足珍贵，顾不上自怜自艾。

癌细胞在她面前再次退却。

两年后，曹天钦回来了。虽然还没有恢复工作，但两个人能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日子。他们白天一起去书店，晚上在一张办公桌上伏案做研究，温暖又幸福。

正是那段时间，谢希德敲响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大门。

“为什么不锈钢不会生锈?”“是什么起了抗腐蚀的保护层作用?”“苏美两国每年因腐蚀而报废的钢材达4000万吨，怎样才能使我国有限的钢材发挥更大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谢希德开始把研究方向从半导体物理转向新的边缘学科，表面物理学。

这时她已经51岁了。

06

新中国第一位

大学女校长

1976年四人帮垮台，天眼看着就亮了。

刚刚恢复工作的谢希德，右侧胸部又发现疑点，癌细胞再度复活。这已经是与癌症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她几乎已经习惯了一边治病一边工作的节奏。

1977年底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谢希德报告了她的科学调研成果，并阐明了表面物理与国民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提出在中国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该倡议得到国家科委和高教部的支持。

返校后，她立即着手筹建以表面物理为研究重点的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短时间内在原有物理系和核科学系的基础上建立了8个研究室。此后的近20年，她与同事们一起搞出了多项国家级科研成果。

因着突出的成绩，她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78～1991），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两度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1981年和1992年）。美、英、日、加等国和香港地区的13所大学分别授予她名誉科学博士、名誉工学博士和人文科学博士头衔。

1983年，谢希德接任复旦大学校长一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她不是一位守成的校长，在复旦推行的一系列革新举措，如今开来仍然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超前的意识。

首先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理两科的格局，增设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将复旦变成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

破格提拔有能力的青年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推行导师制，聘任知名教师对学生实行“一对一”“一对多”的培养。

她还设立“校长信箱”“校长论坛”“新闻发布会”等多个渠道，让学生、教师、校方之间沟通无碍。

她为考取“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项目的学生写推荐信，平均每三天就要写一封，每封都不重样，每年送一百多位学生出国深造。学生在海外遇到困难时，她也总是尽力帮忙解决。在还没有GRE和托福等途径的80年代，她为复旦学生拓开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

和90年代后的出国潮不同，当时出去的学生学成后许多都像校长谢希德那样选择了回国。

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第一个中国大学发展项目，谢希德在5年时间里派出访问学者、研究生共70多人赴海外，邀请了17位知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使得复旦大学的学术研究始终对标国际水平。

她还是最没有“官样”的校长。开会从来速战速决没有套话空话；带队去基层办公，放着校长专车不坐挤老师们的“巨龙”班车上班，为的是听大家的“高见”；亲自批阅和督办“校长信箱”的每一封来信，还知道了许多学生的“小秘密”……

复旦的师生都对这位“老太太”校长又敬又爱。

07

忘记了病情的

“模范病人”

既然癌症不肯放过自己，那就不妨共处吧。化疗、吃中药、定期复查，似乎成了谢希德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

因为化疗的关系，她两条腿的长短差越来越明显，只能靠身躯的扭动保持行走的平衡，连坐下来都变得十分艰难。

1987年，一直照顾妻子的曹天钦在去以色列出席国际生物物理会议时不慎摔倒。文革中落下的头椎病加重导致下肢瘫痪上肢麻木，连话也说不清了。

工作和化疗之余，谢希德尽全力亲自照料丈夫，为他安排食谱，陪他聊天，拖着残疾的腿帮他活动肢体，每天用个位数的数学题和英语单词帮他锻炼大脑。

她太忙了，忘了自己还是个病人，但遗忘反而让她轻松快乐。

多病多灾让她变得知足常乐，“能够活到60岁就非常满足了，超过60岁的每分每秒，我都会用来为教育科研事业、为人民、为社会工作。”她说。

1988年，谢希德又迈出一大步，当选为上海市政协主席，她深入基层，批阅百姓来信，听取各方意见，也在报纸上阐述人才培养的观点。她是不做则已，做了就要全力以赴的人。

惟一的儿子1981年就去了美国读书。只有借每年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的机会见上一面。谢希德更加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社会和事业。

1995年，疾病带走了相濡以沫40年的丈夫。谢希德内心的巨大的悲痛和孤独无以排遣。葬礼结束的第二天，她又在打字机上为学生写起了推荐信。

除了工作，再没有什么可以给与她纾解和安慰。即使双腿不能弯曲，晚年她一直都是站着工作。

1998年，癌症再次卷土重来，年近八旬的谢希德已经无力与之抗争。

1999年底入院时癌细胞已扩散。谢希德依旧还在病房里工作和接待访客，关心教育和科研事业。

来人散去后，老太太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治疗带来的巨大痛苦，一声都没有喊过，被医生和护士们称为“模范病人”。

千禧年百花盛开的时节，谢希德走完了79年的人生。“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是她留给世间最后的话。

她已投身大荒，再不用忍受病苦。

这一生，命运未曾给过的温柔，她全都给了她的祖国，她的学生，她的家人。

人的成功有必要条件吗？如果连身体健康都不能享有的人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还有什么可以阻挡一个人的追求？

谢希德的故事，值得我们在逆境中一读再读。

手手君后记：

熟悉 大手牵小手  的朋友都知道，手手君这些年在持续写“女性系列”，往期好文可以戳标题链接：

其实，无论东西方，都有一大批出色的女性，聪慧、坚毅、善良、果敢、大气，活出了无比精彩的人生。希望这些发着光的女性，给予小女孩们成长的力量，也希望那些飒爽优雅的身影里，藏着她们未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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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标记好开始的日子，比如11月23日，然后就直接看着表格，每天安排孩子的背诵学习就行。

（长按图片可以放大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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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比如今天是11月25日，你开始用这张表格。

11月25日，背诵序号为1的诗。

11月26日，背诵序号为2的诗，同时复习序号1的诗，因为今天也是序号1的诗学习后的第二天。

11月27日，背诵序号为3的诗，同时复习序号2的诗。以此类推……

为了提升效率，个别时间点作了一些微调。

那序号1的诗什么时候再复习呢？不用细想，就这么跟着表格背下来，哪一天表格上出现序号1，就说明轮到这首诗的遗忘时间点了。

那如果当中停了几天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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