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亚洲视野下的城乡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年会召开

导读

12月5日，“第9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在南京召开，以“亚洲视野下的城乡规划”作为会议主题，围绕“亚洲的规划教育、一带一路与包容性规划、亚洲条件下的规划方法”等议题进行探讨。

会议现场

与会嘉宾合影

12月5日上午，“第9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在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报告厅举行。

开幕式

赵万民 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大学教授

陈小卉 学会理事、江苏省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

韩冬青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会议开幕式由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李百浩教授主持。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大学赵万民教授与学会理事、江苏省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陈小卉以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韩冬青教授分别致辞。

主旨报告

武廷海：中国都城史上的“北京时代”

武廷海 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武教授首先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抛出问题，指出要站在新的时代的坐标点上，重新审视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与经验，对有关首都规划建设问题进行再思考。

他从中国都城史的角度，解析了中国首都的发展历程，重点介绍了辽金明清的“北京”时代，指出，这个时代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汉、蒙、满、藏、回、维等多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全面形成，基本奠定了近现代国家与“国族”的基础。在对历史的分析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认识：

第一，北京规划建设中的国际视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总体定位目标，首都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与起点。巨型尺度的“体国经野”，首都地区是“心脏”，道路交通是“经脉”。这体现了通过枢纽地区带动区域发展。

第二，北京规划建设中的历史思维。将北京规划建设放到秦汉以来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观其大势。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长安·洛阳”时代与公元11世纪到20世纪的“北京”时代，相互关联，共同指向伟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其中，文化发展是慢变量，体现了千年尺度，千年大计。

第三，北京规划建设中的区域思维。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时期，首都地区发挥重要的区域支撑作用。新时期北京规划建设，宜乎从更大的区域范围进行功能布局，将都城建设与京津冀“城镇网络-交通网络-生态网络-文化网络”四网融合结合起来，发挥综合效应。

王鲁民：西周西都的要素与构成和周人都邑制度

王鲁民 学会理事、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王教授认为，传统说法以为西周西都由丰、镐两部分构成并不准确，应该由五邑构成。西周西都受到过系统的破坏，五邑是指：丰、宗周、fang京、镐、毕五个人口聚集地。

友情提示：由于fang字无法打出，故在此提示

丰：丰邑何在？专家认为泰渡镇西南洋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所见之西周聚落遗存为丰。

宗周：按照殷墟，宗周当在镐京东北，在此有阿城，应为宗周之基。

毕：毕是西周王陵之所在，毕即毕原。毕原主体应在普渡村以东或东北的小昆明池一带。

“fang京”：文献资料记载与打渔、水体、草木有关，就是灵台。

镐京：即明堂，应该位于昆明池中常家庄一带。

王树声：寻找遗忘的中国城市规划传统

王树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

王教授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指出， 中国城市规划传统教育是当前中国城市规划的一项“迫不及待的工作”。其实，中国城市规划的实践历史悠久，几乎每一座城市都积累了深邃的规划经验，它们散见于历史资料、地方志、文学作品、图绘等各种文献中。因此，针对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基础发掘，主要用心之处在于做“寻找”和“发现”工作。从古代留下来的大量《方志》、碑刻、城市地图等历史材料中去寻找有价值的信息与线索，寻找历代规划家营造城市人居环境的深层思想与独特创造。

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城图可见，结合自然山水、人文空间结构、古迹保护传承、经济发展与环境秩序维系等规划传统，在几乎每一座中国城市都有所体现。王教授强调，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在重视整体环境、百姓生活的基础上，普遍呈现出人文优先、风景关联、历史接续、革化调试的特点。当然，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经验智慧还远不止于此，还涉及诸多其他类型及方面，如科技、生态、民族、水利、军事、工程等。与此同时，中国古人十分重视各方面经验的统一与融汇，总结了“合美离伤”的规划准则。

最后，王教授总结道，随着时代的演进与变迁，城市规划设计的内涵必然有所新的发展。但中国城市规划传统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应当予以发扬光大。中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绝非易事，关键要靠人。城市规划事业要结合时代发展做好“因循革化”的工作，而规划教育则是一项基础而长久的工作。

中岛直人：从“城市建设”走向“城市生成”——走过高速经济增长期的城市规划观念更新与教育成果

中岛直人 东京大学大学院工学系研究科都市工学专攻教授

中岛直人教授主要介绍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城市规划情况。1955-1975年，日本城市规划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容积率制度的推出。另一方面，城市规划教育方面迎来了重要发展，1962年东京大学首创都市工学科。

他介绍了日本规划实践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山田正男先生，他是当时东京城市规划的负责人，主导了新宿副中心等规划建设。山田先生当时主张不是建设城市，而是“生成城市”。山田先生认为，建设城市是由政府机关主导，生成城市则是民间企业、团体主导。另外，从事规划的人的职能也发生了转变，城市规划师转向“策划者”。城市规划概念、规划师角色的转变也要求城市规划方法的转变。

日本的城市规划学科教育包括两部分，计量化、空间化两方面。计量化体现为都市解析课程，都市解析是把城市内所有的东西进行量化统计。空间化也就是设计等相关课程，同样非常重要。他表示，东京大学学科设立当初对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了设想，期望有七成到政府相关的规划部门，但实际上只有一成的人去了政府机构，五成人去了民间企业团体等，也映证了山田先生民间企业、团体是规划的主导者的观点。

他认为，城市规划的实践理论在变，相应的教育观念也在变，研究历史很有必要。

谭纵波：公共理性视角下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谭纵波 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谭教授首先从城市规划的困境入手，分析理性、公共理性、规划理性的内涵与价值，他指出要从认知理性、工具理性、思想层面认识规划理性。

谭教授从控规的早期实践、出现背景、技术来源、公共理性视角来重点分析了控规引入后的规划理性，指出控规的早期实践体现了其游离于既有规划体系之外，侧重规划技术手段的“应急性”采用，缺少社会背景及适用性分析，缺乏价值观或哲学层面对规划逻辑的认同。从控规出现的背景来看，控规已成为当下事实上“相邻关系”的管控的手段，缺失“自觉性”；从控规的公共理性视角来看，控规是社会转型期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间可解释空间，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点。

谭教授从控规中的技术理性与公共理性、区域制度中的公共理性、控规逻辑与框架的重构三个方面分析了控规内容中的理性及误区，指出，控规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公共政策，界定“相邻关系”是控规保障城市空间秩序的核心。

谭教授强调，控规解决的并非科学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契约，控规中的程序正义极为重要。控规以“制衡”为核心，其制定和修改的实质是公共理性贯穿从社会共识到社会契约的过程。控规代表着一种利益平衡状态，其修改是利益再平衡的过程，所以要更加重视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李百浩：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教育演变理路及特征

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李百浩教授

李教授介绍了中国近代、现代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阶段，分为知识孕育、课程设置、方向构想、本科专业、二级学科、一级学科的六大发展阶段。从1923年至2011年，历时88年，城市规划从一门课程发展成为一级学科。

李教授指出，思想上对待西学观念转变、教育转型与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20世纪初国外城市规划教育起步，对西式城市建设的认知、城市建设实践，市政管理知识传入、实践与确立，工程教育制度的确立和正规化推动了近代规划知识的孕育。

李教授强调，城市规划课程内容体系设计多个学科，包括工程学、建筑学、管理学相关学科等等。近代城市规划教育的演变经过了从一门课程到方向、专业的发展历程，起源于多个学科，主要是土木工程学、建筑学和市政学，具有对西方国家的依附性和独特的本土化过程。

李教授认为，未来的城乡规划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应注重以下两方面：一是启用性，立足国情，从社会需求出发。二是综合性，全面系统的学科平台建设。在工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四大门类设立城乡规划学科。在相关专业如土木、交通、水利工程，环境与资源保护等开设城市规划课程。

会议还将于12月5日下午、6日上午举行5场平行报告，1场主旨报告，有关“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的精彩内容，我们将跟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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