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如何保护工业遗产？
导读
说起工厂，人们自然会想到厂房、高炉、烟囱，穿着工作服戴着防护面具的工人，以及川流不息的火车、货车、自行车。工厂分布在城市周边，有着与城市其他区域大相径庭的景象。
那些司空见惯、破旧荒寂的工厂，怎么会成为工业遗产了呢？工业遗产又该怎么保、怎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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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还是保，这是一个大问题！
什么是工业遗产？
2003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俄罗斯召开第12次大会，通过了《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概念作了界定。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遗存，具有历史的、科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些遗存包括建筑、机械、车间、工厂、选矿和冶炼的矿场和矿区、货栈仓库，能源生产、输送和利用的场所，运输及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宅、宗教和教育设施等。
2011年11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7届大会又通过了关于工业遗产遗址地、结构、地区和景观保护的共同原则——《都柏林原则》。
《都柏林原则》指出：“工业遗产的价值存在于生产结构或场地本身，包括机械设备等物质组成、工业景观、文献资料，以及在记忆、艺术、习俗中存在的非物质记载。”
而2012年11月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台北第15届会员大会上通过的《台北宣言》，又指出了亚洲工业遗产的特点。亚洲的工业遗产强烈表现出人与土地的关系，在保护的观念上应该突出文化的特殊性。
那么，中国的工业遗产又有哪些呢？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认为，中国的工业遗产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
广义的工业遗产包括：
史前时期加工生产石器工具的遗址、古代各个历史时期资源开采和冶炼遗址、水利工程、陶瓷、酿酒、盐井等反映人类技术创造的遗物和遗存。这些工业遗产，多是中国原发的科学技术。
从时间上看，虽然中国工业革命相对欧洲出现较晚，但已有如古代酿酒作坊、陶瓷窑址、冶炼场所、矿址等广义工业遗产，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手工艺取得的伟大成就。
狭义的工业遗产：
指19世纪末以来受工业革命影响，利用新材料、新技术、新能源，在工业化进程中留下的工业遗存，是通过科学技术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的转移实现的。
中国近代留下了大量狭义工业遗产，见证了“洋务运动”的过程，以及通过殖民占领、统治和掠夺等方式，近代工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传播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前苏联援建、“一五”“二五”时期工业建设、三线建设、改革开放等多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留下了最为丰富的工业遗存。
拆还是保？
根据工业遗产的定义，并不是所有工业建筑都有遗产价值，都要作为“遗产”进行保护。在城市新的规划建设框架里，大量工业建设遗留下来的工业建筑，什么样的该保？什么样的该拆？
目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不容小觑：如重视不够、家底不清、对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和保存状况心中无数，界定不明；认识不足、措施不力，也导致不少工业遗产成为城市建设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因此，实现保护的首要任务，是充分梳理我国各时期工业遗产的价值、进行遗产认定，做到心中有数。从价值上来说，中国各个时期的工业遗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特殊的工业化进程的见证上。
例如近代遗留的工业遗产，是在社会发生巨大动荡的时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工业并不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直接体现，而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留下的“自强不屈”“忍辱负重”的深刻烙印。
而中国现代工业，是在以前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援助下建立起来的，经历了大跃进、三线建设等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从“三来一补”到成为“世界工厂”，高速工业化过程迅速缩小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工业化之路不同于欧洲、不同于南美，也不同于亚洲的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工业遗产便见证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奇迹，是我国工业建设的纪念碑，记录了中国工业化的过程。
因此，中国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具有独特性，无法被取代，应该采取相应措施重点保护起来。有价值的工业遗产，是先辈用汗水甚至生命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凝聚着实干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工匠精神的载体。可以说，保护工业遗产就是保护工业精神，就是传承工业文化。
工业生产是个体系，因此，只保护工业建筑单体，难以反映生产的过程和工业企业的全貌。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不仅需要保护建筑本体，还需要保护工艺流程和生产的关键部位。采取结构保护和整体保护，是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
传统工业退出后留下的设施设备、厂史厂志、文件档案、图像照片、商标包装等共同构成“工业文物”，应该由工业博物馆收藏，按照博物馆相关规定分级、分类管理，纳入工业遗产研究的范畴。
工业遗产怎么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历史的必然，新型工业的蓬勃发展和传统工业的逐渐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但传统产业的退出，并不意味着那些厂房等空间载体也同落后产能一同被淘汰、被拆除。
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不应是“福尔马林”式的被动的保，而应遵循工业建筑遗产保护的特点，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功能转换，进行适应性再利用。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可以利用原来的生产空间，实现资源的节约、减少建筑垃圾，从而实现工业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再利用老旧工业厂房的基本出发点。
新的用途，应当尊重工业遗产的原有格局、结构和特色，并应创造条件，保留能够记录和解释原始生产功能的区域，用于展示和解说曾经的生产过程。
从大的背景来看，我国需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实现再工业化，各个城市也要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发展。那么，工业遗产的利用方式，就应当根据其不同的性质和城市发展需要来探索。工业遗产可以重点应用于文化设施建设，如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文化产业园区等，既体现工业遗产特色，又使公众得到游憩、观赏和娱乐。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如今，798文创区让工业遗产与时尚和艺术紧密相连，北京冬奥会让首钢的工业遗产大放异彩，上海世博会让黄浦江两岸的工厂成为宝钢大舞台、城市未来馆，广州亚运会让太古仓成为时尚之地……
也应注意的是，中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更多的是流于单体建筑保护，还没有以工业遗产为特色的“历史街区”，更没有以工业遗产为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
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工业遗产已经表现为规模巨大的遗产地和完整的工业城市遗址，在这方面，我国还有着明显差距，大有可为空间。将工业遗产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中，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
诸多成功的案例已经证明，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名片，我国的工业遗产必将会在接下来迎来涅槃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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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溪川：工业遗产的“活化”样本
陶溪川工业遗产博物馆（张杰/摄）
“中国瓷都”景德镇，有着近两千年的制瓷史。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景德镇的匠人们，还一直依靠手工制作陶瓷。
1958年，景德镇第一家机械化生产的新型陶瓷企业宇宙瓷厂正式成立，引领着景德镇地区、乃至全国日用陶瓷行业迈向工业化。20世纪80年代，作为出口瓷的主要生产厂家，宇宙瓷厂出口创汇成绩瞩目，被外商称作“中国景德镇皇家瓷厂”。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景德镇瓷器经历了改革的阵痛，整个行业陷入困境。以宇宙瓷厂为代表的“十大瓷厂”也相继关停，逐渐走向衰败和没落，曾经喧嚣热闹的厂区渐渐荒寂。
近年来，为保护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集团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合作，以宇宙瓷厂为核心启动区，用五年时间重塑“陶溪川”品牌，打造出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使之成为景德镇的新地标。
2017年12月，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出现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中。如何保护与改造工业遗产？或许景德镇陶溪川可以提供一份答案。
修旧如旧，创新如新
宇宙瓷厂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以宇宙瓷厂为中心，东至为民瓷厂、西至陶瓷机械厂，形成了景德镇老城区的工业遗产片区，留下了见证过陶瓷工业发展历史的老厂房、窑炉，以及高达60米的烟囱。
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集团董事长刘子力曾说：“陶溪川的真实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如何妥善保护与利用这些陶瓷工业遗产，是项目组在作整体规划设计时首先考虑的问题。
作为此次改造项目的主持人兼建筑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控人居集团遗产研究院院长张杰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个年代最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都在这些工厂里，所以从工业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说，先要对几十年来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脉络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在改造过程中，项目组保留了22栋老厂房、8.9万平方米的建筑以及166亩地的厂区，将宇宙瓷厂原有的烧炼车间改建为陶溪川工业遗产博物馆、美术馆，将原料车间变为陶艺体验空间。
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在建筑外墙砌筑和环境铺装中，设计使用了老建筑撤换下来的砖瓦，保证了材料的循环再利用。
项目组在建设博物馆时，增加了楼层，用古老的圆窑、上世纪60年代的煤烧隧道窑和90年代的汽烧隧道窑，串联起了展览的参观路线，显现出不同时期的陶瓷工业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援建时期未完工的原料漏斗，六十年来一直处于废弃状态，此次改造过程中通过增加电梯、空间分层的做法，将之变为独具特色的休闲空间，成为整个设计的亮点之一。
张杰还特别提到在园区内设计水池的用意。“拉胚的过程需要水，所以水是陶瓷业非常重要的载体，过去这个厂北面山上的水是流下来的，后来没有了，水池的设计实际上是对过去地理环境的一个呼应。”张杰说道。
同时，园区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场所，居民夏天晚上出去散步时，水池还可以起到降温的作用。而从设计的现代感的角度考虑，水池能够反射出老厂区的面貌，这样就让实体景观有了一点超现实的味道。
2017年11月，陶溪川博物馆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的“创新奖”，颁奖辞中提到，博物馆及综合设施的“新的设计不仅尊重原先工厂的形式和尺度，也创造了与著名陶瓷生产设备的全新对话方式”。
在新与旧、历史与当代之间，陶溪川找到了平衡。
观众在景德镇陶溪川美术馆看展览
传承社区基因
根据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的《下塔吉尔宪章》、我国《无锡建议》等对工业遗产作出的界定。工业遗产既包括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中心副总工程师、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专委会秘书长张谨讲述了非物质工业遗产的重要意义。
“很多老厂都有档案、年鉴，记录了我们的祖辈、父辈在国家发展和城市建设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保留了非常多的感人故事和重要的记忆片断，这些都应该让公众知道。特别是‘90后’已经成长起来了，如果不向他们讲，他们就不能理解这些东西承载的价值，也就很难从情感上产生关联了。”张谨说。
在博物馆的建馆筹备过程中，为展现出景德镇老厂区多年来形成的社区文化、历史记忆，工作人员先后采访了各个年代的历史见证者和重大事件的经历者300多人，征集实物、资料千余份，采集职工信息25000多条。
收集上来的实物，除了工具、设备，更多的还是“小东西”：出入证、菜票、理发票、文化用品券、冷饮票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点点滴滴地见证着老厂区门类齐全的社会服务功能。“以前很多博物馆都是讲大历史，但是我们希望能通过讲述‘小人物’的故事来反映集体精神。”张杰说道。
除此之外，在张杰看来，修复老厂房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工匠精神内涵的一次展现：“很多老房子的图纸都不是特别精准，材料也和当年不一样，在技术上也有差异，很多工人甚至都不会砌砖了，这一切都要共同研究、磨合，才能尽量达成满意的效果。”
例如，厂房屋顶过去是木制结构，但是“这个房子并不是文物，如果用木头修复，是通不过国家的消防规范的”，因此，张杰和团队使用了钢结构，“但是钢结构的排布方式、材料尺寸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传统结构的特色。”
对于修复老建筑，张杰提出了一点自己的考量：“国家其实应该建立一套新的适应老建筑的技术体系和标准、甚至是规范，比如修复老房子的建筑材料在价格、审计上应该如何计算，在消防安全上应有怎样的规定等。”
张谨也表示，在老建筑的修复中，如何解决修复材料与现代规范之间可能出现的差异，是工业遗产在改造和再利用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老建筑肯定是历经好多年了，如果在修复设计时还要考虑怎样改动才能满足现代规范，在实操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一块需要在实操的环节打通政策上的壁垒，要不然无法按照现在的标准使用它。”张谨说道。
织补城市，实现产业转型
在对景德镇老厂区进行改造之前，张杰曾主持过福州三坊七巷历史街区保护项目与济南大明湖东扩工程，前者在整治保护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城市“社区生态博物馆”，后者则是国内有机结合古城文脉延续与泉湖生态改善的罕例。
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张杰提出了“织补城市”的理念，力图将遗产保护与发展融入城市的社会生活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景德镇大批瓷厂退出历史舞台，废弃的旧厂区让城市出现了许多功能“黑洞”，基础设施也趋于破碎化。
“景德镇这个城市是由陶瓷工业带起来的，过去老厂区周边有很多宿舍区供工人居住、生活，工厂关闭之后，这些生活空间也就随之荒芜了。我们的规划思路就是把对老厂区的改造更新纳入整个城市的发展规划，借老厂区的复兴，带动整座城市的复兴。”张杰说道。
2016年，历经5年的改造工程，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正式对外开放，它的定位是成为“景漂”青年实现梦想的“青春地、生活地、创业地”。
为扶持创业，由窑炉车间改造而成的“邑空间”，面向创业青年免费提供80多个展示铺位。所有来到景德镇发展的“景漂”青年，一旦通过陶溪川创业集市的“考核”，就能够带着自己的文创作品进驻“邑空间”。
现在，陶溪川已在故宫博物院运营起名为“御窑馆”的文创平台，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也开设了旗舰店，实现了陶溪川的品牌输出效应。
通过打造青年创业平台和创意孵化器，陶溪川渐渐形成了集创意、传统集市、线下商城、线上旗舰店为一体的“双创邑空间”。另外，陶溪川还创立了贮藏艺术家的模式，通过成立国际工作室，吸引了5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外国艺术家来此驻场创作。
在张杰看来，这些“景漂”青年的到来，也拉动了景德镇当地配套设施的建立：“现在有了酒店、咖啡馆、工作室，逐渐形成了产业社区和城市服务的网络，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转化升级，也解决了不少就业问题。”
“活化工业遗产资源的最终目的，终究还是要以人为本，重塑城市人的美好生活。”张杰说道。
据悉，陶溪川二期建设已全面启动，预计投资138亿元，向周边辐射，涵盖教育培训、众创工坊、非遗中心、运动健身、酒店公寓、影院剧院、陶艺体验、精品住宅等众多版块，构筑包含1100亩凤凰山在内的2平方公里的大陶溪川。
未来的陶溪川将给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带来怎样的变化，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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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是如何利用工业遗产的
德国矿业博物馆位于波鸿市鲁尔区的中心，是德国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作为联合国所认证的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工业遗产正逐渐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因为工业化起步较晚，中国对工业遗产的理解和保护利用，还需要深入。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上领先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在保护和研究工业遗产上所作出的努力，或许可以给中国未来的工业遗产保护道路一些启示。
从价值发现到再利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催生了西方国家对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成立工业考古组织。
尽管如此，世界遗产委员会公布的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录名单中，虽然包含了部分与工业和技术相关的文化遗产，但是没有明确“工业遗产”的概念，也没有出现任何与工业技术相关的术语。
经过工业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工业遗产”和“工业考古”的概念得以延伸，工业遗产保护逐渐成为国际共识。1978年在瑞典成立的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标志了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始走上全球化的道路。
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最初发端于对旧工业技术的传承。无论是专业的工业研究者，还是民间的业余爱好者，都希望通过工业考古记录和传承旧工业技术。同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挖掘出工业遗产的政治意义，也能够唤起民众对国家发展的记忆、民族自豪感与文化归属感。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曾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运输业、钢铁业、纺织业等传统产业的衰落，以这些行业为主的城市面临了如何处理大量工业遗产的窘境。上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政府在工业遗产上的工作重点，从研究工业遗产的价值，转向通过再利用完成对工业遗产价值的重新实现。
以利物浦阿尔伯特码头为例，为了重新利用这个已经废弃的码头使利物浦重新焕发港口城市的光彩，英国政府于1981年成立了梅西河发展公司。通过有计划和有引导的再开发，阿尔伯特码头一举成为多功能的城市休闲中心，以新的姿态焕发了往日活力。2011年，码头还新增了利物浦博物馆，展示码头的历史功绩。
除此之外，谢菲尔德火车站的改造和扩建、由原火力发电站改建而成的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都是英国在工业遗产再利用上的成功案例。
博物馆常常作为工业遗产再利用的重要载体。博物馆除了可以保存工业遗产之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教育职能，利用馆藏开展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活动，传播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
位于美国底特律市郊的鹿生市“绿野村庄”及汽车博物馆，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亲自规划建设的。处于福特汽车公司诞生地的“绿野村庄”，不仅包含了福特汽车公司最老的厂房，还包括了莱特兄弟、爱迪生等科学家的实验室和故居，保存了工业史上伟大发明家的工作场景。汽车博物馆则收藏了福特公司历史上最著名的车型。
变为旅游胜地与文化地标
工业遗产也给西方国家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思路。对工业遗产的旅游开发，成为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再利用的重要形式。
英国是世界上开展工业遗产旅游最早的国家，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铁桥峡谷。从16世纪晚期开始，铁桥峡谷因为蓬勃发展的煤炭开采业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9世纪下半叶，峡谷的工业开始衰退，工厂逐渐关门。
1986年，铁桥峡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为世界遗产的工业遗产。目前的铁桥峡谷已经形成一个占地面积达1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包括7个工业纪念地和博物馆、285个保护性工业建筑, 每年接客量可达30万。
同样得到改造的还有德国鲁尔工业区。鲁尔工业区原本是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以重化工业见长的重工业区，二战后煤矿和钢铁厂纷纷倒闭，鲁尔工业区逐渐荒废。1989年，鲁尔工业区的复兴计划正式实施，旨在通过景观再设计手段让它重现生机。
如今的鲁尔工业区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全新的科学公园，不仅保留了炼钢厂、煤渣山等生产旧址，还留出了空旷的大片绿地和湖泊，大大增加了旅游观赏性。工业区内第一家铁器铸造厂的废弃地还建立了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配套建有咖啡馆、酒吧、美食街、各类游乐设施和娱乐中心等。
在鲁尔工业区奥伯豪森城内随处可见的瓦斯槽，原本是为了储存炼钢燃料而建，这些超大容量的瓦斯槽完成内部改造后，形成了独特的展览空间，使其成为全欧洲最大的展览场。根据每个年度不同的主题需求，大瓦斯槽会在每年夏季举办特定的主题展览，吸引了众多的游人，也成为奥伯豪森城的文化地标。
工业区的第12号矿区，在改造过程中则被规划为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保留了最主要的设备和厂房，馆内所有的采矿机械设备都可以正常运转，为游客还原了真实的生产过程。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博士研究生康琦在评价鲁尔工业区改造的借鉴意义时说：“对于工业遗产地的景观再生，充分尊重原有场地的基址条件并且挖掘其潜在可能性，用一种对自然保有含蓄的态度却强有力的手段显得更有智慧。”
政府引导是关键
富冈缫丝厂厂房外景一角
日本作为东亚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先行者，也在工业考古上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从2007年到2015年，战国晚期、江户前期日本最大的银矿——岛根县石见银山、群马县富冈制丝场及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明治产业革命遗址群三处工业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遗产，这也表明日本对工业遗产的研究和利用走在了亚洲前列。
群马县富冈制丝场原本是明治维新时期引进法国技术和培训人员后设立的一所示范性机器制丝工场，后属于片仓工业株式会社。
由于产业调整，制丝场于1987年停止运营，但保留了完整的工业建筑和设备。然而，每年2000万日元的固定资产税和1亿日元的维护费用，成为了片仓工业的沉重负担。
从1995年开始，富冈市长开始与片仓工业进行交涉。2003年，群马县知事建议制丝场申报世界遗产。2005年，片仓工业将富冈制丝场捐赠给地方政府，此举既帮助企业卸下了重担，也给了政府重新利用和开发制丝场的机会。从此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富冈制丝场利用的主导力量。
富冈市充分认识到制丝场的历史文化价值，希望可以发挥它的社会功能。为此，富冈市还引入了各类社会团体，如产业观光学习馆、富冈制丝场同好会、富冈制丝场世界遗产传道师协会等，组织举办了世界遗产讲演会、学习会、科普和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富冈制丝场充分发挥了其教育功能和观光功能。
在富冈市的努力下，富冈制丝场还整合了周围的地域遗址，组成了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完成了核心产业和地域及其周边的整体性保护。
政府的加入，让原本苟延残喘的老工业区在新的社会背景里获得了新身份，实现了新价值。这种转变单靠企业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从企业管理到政府主导，完成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工业遗产能得到更高效率的利用和开发。
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些国外的“他山之石”可看出，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民间智慧积极参与，才能确保其获得持续关注，实现华丽转身。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部分配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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