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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如何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体系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国土空间规划 ,作者清华同衡规划院

本文转自“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作者:张捷、霍晓卫。如需转载请至原出处申请授权。


导读

对于国土空间中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的认识,现在仍然并完全达成共识。本文从文化遗产空间体系建构的目标、理论准备、现实基础、技术准备、案例探索、构建思路等方面阐述了新时代的文化遗产空间体系建构。


本文字数:5626字

阅读时间:17分钟


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


强化对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文物保护等专项规划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确定空间发展策略……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质量和效率……延续历史文脉、加强风貌管控、突出地域特色。


这基本确定文化遗产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具体如何落实,还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在传统语境中涉及文物保护、文脉传承、地域特色等等内容,国土空间规划是在准确认知国土空间系统的前提下,对未来空间利用的预测与安排。认知水平是由科学方法决定的,我们的认知目的是通过认知把握国土空间的内涵、规律和体系。


在中国土地勘察研究员的冯广京提出的土地发展的时空锥的模型中,下面认知点代表不同的人对于空间规划的方法和体系的认知。随着时间的发展,从独立认知-交叉认知-到融合认知,实际上这是一个过程。对于国土空间中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乃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自身的认知,现在仍然处于交叉认知的阶段,虽然说中央国务院的文以后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达到一个完全共识性的认知。


图1:土地发展的时空锥的模型

(张衍毓,陈美景《国土空间系统认知与规划改革构想》)


一、文化遗产空间体系建构的目标


我们结合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领域的多年实践与理论研究,认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应实现以下四个目标。


1

构建文化安全格局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申遗项目推进,是中华文化的完整性的重要组成,而非韩国文化的一部分;后来的南阳襄阳和隆中之争,这都涉及文化认同的形成于文化自信的提升,对外来说是文化影响力,硬软实力的相互影响。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建立起一个丰富文化内涵的历史,是塑造自身的文化的自信的核心。


2

实现国土空间更高质量的保护开发


通过文化遗产空间的保护与传承,可以更好地塑造地域特色、建设美好人居环境、吸引青年人才。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近年来通过多次调研,发现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特色文化空间资源成为吸引众多青年人才的前两位发展条件之一。


3

实现城乡一体的文化交流,经济互动和社会平等的需求


文化遗产承载着区域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全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为抓手,有利于通过文化整合来实现区域性经济社会整合,有利于整合全域资源调度,实现各管理部门的协调整合,有利于带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进步,促进人才、技术等在城乡之间、发达与不发达地区间良性流动。


4

通过“一张图”管理,进一步强化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


之前的各类型文化遗产在各个部门分管,是各个部门的职责。如今通过“一张图”管理、遥感监管等很多科学的方法,在国土空间层面进行统一,进一步落实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


二、理论准备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文化遗产保护跟几个学科理论相关。


1

文化地理学


重点关注文化与地方(地理空间单元)的关系,是从地域视角研究整体文化及其文化各要素的空间分布、空间组合及发展演化规律。它是研究文化在地理空间层面生成、演变、扩散的影响,包括五个关键的研究方向,文化生态、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自然和人文共同构成的文化景观。


2

文化生态学


试图把生态学的方法用于对文化的研究,把文化跟自然和社会的很多相关的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起来,也去研究文化的各个子因子之间共生的关系,这两个是非常基础的两个学科。景观生态学里有一个空间规划理论,认为景观生态是具备空间上的结构,主要要素就是廊道、斑块和基底。


我们可以认为,通过这两个基础理论的梳理,我们认为文化具有系统性,不是散乱要素隔离,它是有体系性的,具有时间与空间维度的特征,最重要的是重要要素以及周边环境是具有文化关联上的连续性,呈现出整体的面貌。我们认为整体面貌可以从空间上给出一定的边界或者描述。


3

文化遗产学


文化遗产自身具备五个属性: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稀缺性、整体性、发展性。文化遗产是可以不断增加的,但其周期基本上是跨代际的,并且已经破坏的是不可再生。对于其承载的历史或者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同时它一定是稀缺的,还有整体性和发展性。


三、现实基础


1

中国遗产的家底类型丰富,数量众多


我们认为从遗产的形态与名称类型来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类型:聚落型历史文化名城、历史镇村;点状、线型与面状兼备的文物(大尺度的遗址、文化线路、文化景观)、世界遗产;面状文化与自然人文景观结合的风景名胜区;面状文化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农业文化遗产。


图2:我国文化遗产体系构成(自绘)


• 历史城市:134座历史文化名城,17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 历史地段:截止2018年1月,861片历史文化街区。


• 历史镇村:312个历史文化名镇、487个名村和6799个中国传统村落。


• 历史建筑:截止2018年1月,1.87万处历史建筑。


• 工业遗产:2批200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 文物: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国共7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公布七批共4295处。第八批国保正在审批与公布的最后阶段。


• 大遗址:150处“十二五”时期大遗址保护项目库。


• 考古遗址公园: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67处列入立项名单。


• 世界遗产:36项文化遗产(5项文化景观,2项文化线路)、4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 风景名胜区: 9批24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农业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球50项,中国拥有15项)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农业部颁布,91项)。


• 注:遗产中心文化与自然资源研究室根据网络数据整理


即便这样,从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来看,遗产的总数相对来说仍然偏低。单纯从文物的数量来看,我国跟法国、日本比明显占优,但是从国土空间的文物密度来看,还有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保护方式需要创新,力度需要加强。虽然不能创造遗产,但是我们可以积极挖掘潜在的遗产要素、同时积极的去保护、利用现有的文化遗产。


表1:世界各国文化遗产数量与密度比较(自绘)


2

文化遗产是分布在整个国土空间范围内


比如在历史城市里面,即使是标准较高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20%的文物分布在历史城区,114座名城中,历史文化街区的文物只占到5.3%,非常大量的是在国土空间全域的范围里的。比如敦煌从汉代开始营造长城防御体系和丝绸之路贸易交流体系,其要素主要是市域范围里,而不仅仅是在城区。


图3:敦煌市域文化遗产保护结构图(自绘)


3

文化遗产与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均有叠合


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改造自然、互动利用自然、人类经济社会互动发展形成的,他自身不会独立存在,是与生产、生活、生态这三类空间普遍融合存在的,具有多重或者双重属性。其远远不限于只在城镇空间里,比如中国大运河,跨越很多农业区域、生态保护区域与城镇区域。越是大型的遗产,越是呈现出来跟三生空间的叠合的关系。


图4:文化遗产与三生空间的关系示意(自绘)


图5:文化遗产与三生空间、不同国土空间尺度的关系示意(自绘)


4

文化遗产有系统建构的历史学基础


我们国家自秦伊始即实现了大一统,而在三代时期,我国就在礼文化的政治体制下逐步形成了以分封、赋税为基础的国、野一体的城乡体系;其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总体上加以继承完善,使古代中国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呈现高度的体系性,明显有别于其他文化。如凤台形胜祗图中,反映的是从北京通过蓟县至遵化清东陵的谒陵路线,图上反映的要素在今天的地图上看还有很清晰的遗存体系。


图6:《凤台形胜祗》清东陵谒陵线路图


图7:清东陵谒陵线路(自绘)


四、技术准备


这些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在探索如何开展大尺度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有两种较为成熟的工作。


1

文化线路


2008 年国际古遗迹遗址理事会正式通过的《ICOMOS 文化线路宪章》中,形成了目前对文化线路最新的定义,反映出了文化线路具有如下特征:文化线路是人类有目的创造的具有历史功能的人类交流或迁徙的路线,其形态可呈现多样性。它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大跨度且多样的,因此能够在多文化和多地域上产生足够深远的交流影响。文化线路的构成元素是多样的:物质遗产(因素)、非物质遗产(因素)和自然地理环境(背景)都是组成文化线路的一部分。与其同时还具有动态性、是从整体到部分的意义体系。


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2011年《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遗产研究报告》中提到万里茶道、茶马古道、滇越铁路等线性的文化线路。


2

文化景观


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文化景观遗产的最突出的特点:强调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可持续土地利用的特殊方式,以及整体保护的理念。目前五台山、西湖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3

文化遗产聚集区、聚集带


在历史城市的全域范围里,文化遗产聚集区以文化遗产相对集中成片、自然人文景观特色突出、文化主题相对清晰作为划定依据,其纳入了全域众多的历史镇村、文物,以及近代的重要的交通要道。


图8:昆明古驿道(自绘)


图9:临海文化聚集区(自绘)


国内也有一些地区先行先试,开展有启发性的工作,如广东省这两年做的“南粤古驿道”。主要是指1913年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道,包括水陆和陆路,官道和民间古道。开展南粤古驿道相关工作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保护,是从全域层面利用遗产,实现高质量发展,把文化体验,体育赛事,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生态休闲等工作整合,同时有力将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联动,如住建、文化、旅游、土地等等部门。通过“总体规划-专项政策指引-实施层面的规划-示范工程”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


图10:南越古驿道线路


五、案例探索


1

浙江省域历史城市文化资源评估与利用潜力研究


课题主要评估浙江省所有历史城市的文化资源的评估和利用的潜力。


首先,探索价值为核心的全域文化系统的体系构建。通过自然地理区域环境特征研究,结合区域开发与城市形成机制研究、疆域范围的确定与区域沟通的研究,形成浙江历史城市的文化亚区,进而通过文化线路研究不同的文化区和对应的文化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浙江省所有历史城市12个重要的价值体系,以及各自细分的子价值体系。


图11:浙江省文化亚区、文化线路、历史城市开发进程研究图(自绘)


图12:浙江省历史城市12价值体系图(自绘)


其次,探索如何把潜力资源纳入整体的保护体系。借鉴了我国特有的名城评估标准,构建历史城市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历史城市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评估的结果提出针对每个具体城市,应该如何保护、如何引导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此基础上,将省级以上的文化遗产资源在空间落位并进行聚合分析,通过试算,初步提出浙江省基于历史城市的省域空间保护格局,主要包括文化遗产聚集带和聚集区。同时考虑与旅游、重大基础设施横向协调,对相关内容的建设的次序以及级别提出协调意见。


图13:浙江省历史城市文化资源聚集区、聚集带(自绘)


2

海南省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


海南省是“多规合一”的试点,需要针对文物保护形成省域层面的总体规划。


图14:海南省“多规合一“下的省文物保护规划技术框架图(自绘)


首先,采用GIS平台管理文物保护工作,分级管控要求。为尽快给各级文物提供“保护的底线”,梳理全省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已有保护区划,并推进加快编制带级别文物的保护区划,收集后纳入多规合一数据管理平台。实现从源头看得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红线与开发的底线在哪里的目标,进一步从的“面”上保护好文物本体及周边历史环境的空间保护要求。


其次,基于GIS科学计算提出分级管控要求。摸清4274处文物点分布的规律,遗产数量众多,类型丰富,重要级别不同。通过建立的不可移动文物数学模型得到综合权重值,继而采用ARCGIS的“核密度分析法”进行分析,使文物单位的立体属性和周边空间距离的摩擦因素得到了双向处理,科学地获得了文物控制边界划定与分级的依据。


图15:海南全省文物分级管控分布图(自绘)


最后通过梳理海南特色文化资源,总结各市县文化展示主题,并结合文物点提出文化展示线路规划。在文化展示线路的基础上,结合主要高速公路及高速公路周边5公里以内的文物点,提出文博高速的概念,大力推动环岛文博游。


六、构建思路


我们认为首先需要建立文化遗产空间保护利用格局,需要对应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四梁八柱”,需要建立层级清晰的文化专项工作体系。


1

国家层面文化战略格局


目前国家文物局、住建部分别开展了类似的工作。我们认为需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结合中华文明标识与中华文化传承的要求,构建国家战略性的历史文化脉络,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非常纲领性的工作。


2

省级层面注重综合协调


省级层面主要是在落实全国文化脉络的基础上,综合研究提出省域层面的文化保护格局。基于格局,推动省域内部以及省域之间的协调的工作,加强省级重要的保护区和保护对象的保护,同时结合格局保护传承需要,提出以历史文化传承、文化景观突出的主体功能县市。


3

市县层面分解、细化落实


市县落实逐级传导的相关要求,强调约束性和引导性,结合地域特色提出市县文化保护格局,讲好地方故事。具体需要详细划定市县的保护边界,进一步落实具体的保护要求,进一步明确文化与地域特色塑造的综合发展目标与方向。建议通过试点,重点探索省域层面确定的历史文化传承、文化景观突出的主体功能县市的国土空间保护与发展的工作。


4

文化与三生空间的横向衔接


提出文化与生态、城镇、农业等专项相衔接的管控要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仅仅与旅游相关,还包括和生态和农业的关系。我们初步建议可以根据传导的重要性以及规模尺度等因素,提出单独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空间和历史要素保护线。


结语


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认知一直是我们国家立本的东西,希望通过文化凝聚起整个国民,推动国家硬实力的建设,能够使中国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


除特别注明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文中部分资料来源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的《浙江省域历史城市申报名城潜力与策略研究》、《临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敦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海南省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广东南越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评估》《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遣产研究课题》《县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评估》等。


参考文献

[1] 霍晓卫. 全域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J] 中国文化遗产,2019,(3).

[2] 张衍毓,陈美景. 国土空间系统认知与规划改革构想[J] 中国土地科学,2016,(2).

[3] 〔美〕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 《文化变迁的理论》[M]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4] 阳建强.基于文化生态及复杂系统的城乡文化遗产保护[J] 城市规划,2016,(4).

[5] 周尚意.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及学科影响[J] 中科院院刊,2011,(4).

[6] 周建明,所萌,岳凤珍.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论基础与规划特征[J] 城市规划,2014(增刊2).

[7]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Z].2016-03-04.

[8]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Z].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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