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尤里卡 | 王树声：城市文化空间规划建设的“中国模式”
导读
1月12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的“规划尤里卡”第一期“城市·文化·空间”在线上举行。本文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王树声教授所作的题为“城市文化空间规划建设的‘中国模式’”的报告。
本文字数：6695字
阅读时间：20分钟
中国城市要义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到，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文明产生了一大批哲人，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
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的城市体系。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且未曾间断的文明。城市作为文明的主要载体，在规划建设思想、原则、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体系。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对“何谓人”这一命题的讨论，历史哲人的“人禽之辩”就是在探讨人的本质。“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心”，这些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城市人居环境的规划建设。
古代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有一句话叫“诚思所以为人，亟思所以为心者”。“立心”落实到城市空间建设就是文化空间的问题。中国古代多以“首善”言城，认为首都是天下的“首善”，一个地方的城市就是一方的“首善”。这主要是强调城市在承载文化理想和道德化育方面的价值，强调城市“意义”的建构，追求对“人心”的化育。古人所言“城乃上下人心所寄”之地正是此意。
城市具有生产的功能，人要聚集在一起，这是所有城市的共同的基础。同时，在生产之上还承载着生活基本的功能。而对于中国传统城市来讲，要特别强调一点，在生产、生活之上还有生命，就是“仁居”，按照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按我们的理想来营造城市。图中以不同颜色体现了生活、生产、生命在空间中的反映。
图1
中国规划设计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统筹生产、生活、生命的空间，实现“仁居”的升华。规划建设历来都是把生命空间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以此统领城市的生产、生活空间。规划建设与中国的文化、艺术、哲学紧密结合，从更大的视野来审视城市的布局，使中国城市从规划建设之初就有一种大格局，大境界，大精神。
图2
中国城市空间在这种“人聚”、“人居”、“仁居”思想指导下有一个深层的结构和机理。人与人的关系是城市存在的基础，人和人之间是通过具体的空间关系实现的，包括各种功能和情感。每座城市都处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无法选择。每个城市的自然都是不同的，认识自然环境的“特”是规划的前提。为了发现大地资源的“特”，有一句话叫“不以千里厌跋涉”。同时，文化价值观念也直接影响着城市的规划建设，孕育了城市的文化空间。中国历史通过“天”和“地”代表文化价值和地域环境的统一，即自然和文化的统一，这是中国规划建设的基本准则。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还具有浓烈的历史精神和理想追求，对历史与未来统筹考虑。从未来看，我们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统筹起来。“天、地、往、来”所代表的文化、自然、历史、未来形成了中国城市规划的深层结构，将自然与人文、历史与未来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城市文化价值、精神内涵、空间特色的根基。
图3
当然，城市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的。城市是在它的动力和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的。动力和制约因素不断地打破原来的平衡，那么城市就需要“人”来进行调和。通过人的调节，按照一定的法则，形成新的平衡，使得城市不断往复，追求变化中的稳定。古人有“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有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中国城市发展是“变”和“不变”的统一，每一座城市在把握“天、地、往、来”的空间实践中铸造了自己的特色，强调在“天-地-人”、“往-来-今”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铸就了城市的根基，犹如城市的“经络”一般。
城市的变化是必然的，新的内容不断增加，“山水人文空间格局”也在不断生长创新。守护城市的根基，顺应城市的变化，不断使城市空间达到新的平衡是中国本土规划的一条基本原理。
中国城市文化空间规划建设的历史经验
在这个思想下，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空间规划建设历史经验。
第一，山水人文空间格局是城市空间的根基和灵魂。按照“人文优先、山水关联、历史接续、融汇共生”的原则，将城市与周边山水环境作为整体。通过全面体察、认知和把握山水环境的内在独特性，谋划城市文化立意和文化空间要素，将事关城市历史与文化精神的重要人文空间，布局在山水环境的关键处。并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通过互望、并立、对峙等手法，形成城市山水秩序与人文空间秩序相融合的格局，与城市生活形成有机体。
图4
这是不同城市山水文化格局简要的模式（图5）。
图5
以我所在的城市西安（汉唐长安所在地）为例。有学者把唐长安称作历史上成熟的儒家文明和城市结构的典范。左边这张图（见图6左）是西安历代的城市规划同周边大尺度山水的关系，重要的建筑和大尺度山水是关连在一起的。右边图中的长安城（见图6右），在城市里通过文化空间和重要要素形成儒家秩序的空间整体。特别是在以太极宫为重点形成的城市中轴线上立了玄都观和大兴善寺，把汉代以来中华文化吸取外来文化所形成的佛教、道教的空间置于城市的九五要地，形成城市重要的空间标志。
图6
今天的西安城依然延续了这种秩序，通过这种空间来统领城市的空间布局，包括南门、大雁塔、大明宫等。现在，这些历史空间在国家文化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京被称作“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在7.8公里左右的中轴线上，把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建筑或空间作为建立秩序的根基。这些重要的文化空间承载着人们的生活，包括各个地方城市，例如福建福州、陕西华阴、安徽庐江、湖北天门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空间结构，把重要的山水和文化要素融合在一起。
第二，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统领城市各类文化空间要素，满足百姓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而且每一个文化空间占有一定的比例和用地的规模。同时，传统文化空间具有层次性，以回应“致知、致乐、致敬、致思”的人居要求，可归纳为精神标识、纪念、礼乐、游憩、宗教、教育等六大类型。今天，城市中的文庙、书院、戏楼等，依然对城市百姓的文化生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标志性文化空间具有精神引领性和地方独创性。文化空间是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特定地方环境下进行的个性创造，由国家文化精神与地方山川、历史、人物、地方的理想共同交织而成。正如古人所谓“一邦有一邦之仰止，一邑有一邑之观瞻”。城市人文空间诠释人的生命意义，体现城市的价值观和文化理想。这些重要的文化理想空间是城市弘道的表达，也是城市生命和境界汇集的体现。
过去，标志性文化空间往往处于“江山会景处”，有“收揽风物，吐纳江山”之意。例如，黄帝陵把“陵-庙-城”和山水关系处理的非常好，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历史文化空间在越关键的时期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民族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重要的节点上发挥了精神的引领性。武汉的黄鹤楼在历史上几经重修，依然不断地勃兴，留下了重要的历史诗篇，成为民族精神重要的载体。疫情期间，武汉黄鹤楼依然是凝聚人心、振奋城市精神的重要场所。
第四，城市文化空间传承和孕育中华文化。城市及其周围的山水环境都是人们从收揽风物中感知到的，在这些重要的山水文化空间里面孕育着人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既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也是一种创新，把文化、诗词、空间、城市、山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中华文化就在这样的空间里孕育、传承、创新和发展。在著名的湖南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广为传播，成为了这个城市乃至我们民族的精神标识；兰亭几经变迁，今天的兰亭已经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兰亭，但在这个环境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兰亭之风，对于地方城市的建设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西安的碑林于宋代形成，把重要的民族瑰宝藏于其中，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五，城市文化空间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城市发展不仅要重视物质功能和空间形式，更要重视其空间的人文精神内涵，做到物质空间规划与人文精神内涵的融合。
以武汉的汉口为例，随着文化经济的发展，汉口出现了人口的集聚并产生了社会问题。当时的有识之士针对城市该如何发展进行讨论，当时提出“人众则情涣，涣则必思所以联结之；居安则志隳，隳则必思所以振励之。”他们认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要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城市文化空间就要发挥作用。这时候，大家集资建设了一个书院对人们进行教育。红色标识的是文化空间（图7），城市肌理明显受到经济影响，而这样经济发达繁盛的空间也不乏密集的城市文化场所。在中国历史上，文化要素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人的需求出发，从文化传承出发，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空间，成为城市的特色，也成为时代的象征。
图7
在湘潭的历史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城市西边形成了一系列城市经济发展区，类似今天的新区。在建设城市新区时，依然有许多文化空间的建设。中国城市的文化空间和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及山水空间是融合为一的，而不是矛盾的。一个繁盛的经济社会也需要文化的支撑。人们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是对经济繁盛、文化繁荣、山水秀美、人文幸福的概括。
中国文化空间规划建设的未来之路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出现了新的文化空间。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人民对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出现了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空间。最典型的就是天安门广场，通过不断地发展完善，形成了今天既有历史传承、又有时代创新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形态。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城市焕然一新，有了新的文化空间的形式，一个个城市在继承历史的同时又有新的创造。同时，在不少的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中存在着城市文化空间方面的问题，包括文化用地的变少、文化空间秩序的混乱。我们做了陕西和山西典型城市的统计，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地增加，文化空间的比例有所减少。新的时代需要我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特别是文化复兴的时代，我们要思考文化空间的建设。
许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早在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先生就呼吁过：“我们尤不可顷刻忘记，建筑和都市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建设，它们同时也是文化建设中极重要而最显著的一部分，它们必须在民族优良的传统上发展起来”；吴良镛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也呼吁，基础设施不仅包括道路、电力等这些基础设施，还应包括社会文化；郑孝燮先生在《文态环境》中提到，城市文态环境至关重要；张锦秋先生也提出，每个城市都要在自己文化特色基础上进行再创造。
在新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不能丢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要让城市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经历了快速城镇化之后，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以中华思维认识思考我们的城市，把握住不变，积极的应变，在城市文化空间建设方面实现与伟大传统的接续，开创城市文化建设的新境界。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构建新时代的文地系统。本土规划原理告诉我们，要守住“天、地、往、来”的空间基因，就需要对当今城市的文化空间体系进行创新的认识，基于中国的人文规划传统提出人的需求和发展的需求，建立城市文地系统规划，构建新时代的文化空间体系。中国传统的本土规划里，在“天、地、往、来”的根基上有人文规划传统。应该将人文规划传统和现代规划体系相结合，构建新时代的文化空间体系，包括对城市整体定位、城市文化用地和其他用地的协同、城市文化用地的具体安排等。
文地系统规划主要包括城市文化精神的定位、城市文地的构成要素、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的设计、城市文地规模的确定、文地系统规划的层次等方面。
首先，每个城市应该有文化精神定位，应该讨论城市从何而来；人应该秉持什么样的道德精神；城市文化自豪与自信的底气是什么。要凝练中华文化精神在本城市、本地区特有的表现，并立足于城市自身的文化特殊性来回答城市文化精神的独特性。城市文化精神的定位是复杂的工作，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旅游宣传的口号，而一定有内在的思考，要统筹价值引领、遗产保护、文化设施、文化产业等多层次的目标任务，这是一项融合了历史、现实、未来的综合工程。
第二，城市文地要素的构成。我们团队将文地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每个城市的文化精神标识用地，这个精神标识有国家层面的，也有地区层面的，还有城市层面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值得自豪、值得我们骄傲或凝聚地方精神的一些标识性。比如说黄帝陵和天安门广场，这些场所都是我们民族的和国家的标识性。对于一些小的城市，即使是一个县城，在历史上都有独特的标识空间。
第二类是纪念用地，每一个城市都有值得纪念历史人物、事件，包括革命的旧址等等，这些纪念空间通过历史、价值将今天的人们凝聚在一起。
第三类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宗教用地空间，即依法开展宗教活动所需的用地。第四类是文化遗产用地，其中有不少的纪念用地或者宗教用地本身也属于文化遗产。
文地分类是按照价值的层次来划分的。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的用地放在一、二、三类里，除此之外，第四类是文化遗产用地。第五类是文化设施用地，这一类是满足居民日常文化公共生活需求的不同层级的文化设施。特别是在今天的文化发展新时代，老百姓对各类文化设施提出更多的需求，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大力发展。
第六类是文化产业，每个城市都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色，有自己的文化产业空间。每一座城市的历史、人文、风俗发展路径不同，在类型上必然不一样。在文化精神定位的前提下，结合每一座城市的具体情况，从六类用地研究每一类具体的构成要素，最后通过六类要素共同形成了文地的总图。
图8
第三，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的设计。首先是要保护好历史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在新时期的建设中，我们要传承已有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的精髓，保护好历史的格局。同时要构建新时代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在保护的基础上，梳理构成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山水是城市的自然坐标，人文是城市的精神坐标。我们在新的规划建设中要认识到自然的坐标，认识城市山水环境脉络，并以此作为控制城市形态的坐标与骨架，在关键节点处布置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建筑，通过对峙、联立、互望、并列等方式，将重要的文化空间与山水自然环境统一谋划，共同建构具有文化意义的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
第四，城市文地规模的确定。城市不仅有文化空间的格局，同时还应该有不同层次的文地，共同构成文地的占比。城市文化用地规模是城市文化环境评价的基础性指标。城市文化用地应该有一定的基本水平，不可能对一个文化用地很少的城市，奢望它的文化环境或者品质很高。因此引入“文地率”的概念来衡量城市基本的文化环境水平，即指城市核心文化用地的总面积占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比例。我们对国内不少城市进行了统计，发现与同等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在文化用地规模上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第五，文地系统规划的层次。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城市层面和片区层面，都应该有文地的思考和空间格局的设计。
弘扬中国优秀的城市规划传统，我们有文化空间规划建设的标准或要求，同时应该把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思想和理念融到现代规划中。就像梁先生讲到的，未来的规划体系一定要融合民族的优秀规划传统，并结合新的时代需求和国际规划的成就进行整体的创造。
首先，我们要挖掘深层的规划传统，发掘中国城市规划中跨越时空且具有恒久价值的优秀规划思想与方法，让我们现代的城市规划理论方法更有中国精神。
其次，要深刻认识到没有理论的创新就难有实践的突破，只有将中国优秀的本土规划理论与方法融入当下的理论体系，我们才可能用中华的思维和价值观念认识问题、判断问题，规划建设才能始终筑牢中国根基，才能与五千年文明接续，并为世界规划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再次，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规划传统和经验，要深入挖掘和学习，要自信且客观的重新发现每一座城市孕育的优秀规划智慧。
最后，本土规划的复兴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规划师要有中国意识、中国精神和家国情怀，规划教育还要高度重视本土规划的传承。只有人的观念变了，格局才会变，局面才会新开，古老的中国城市规划也必将焕发新的生命。
总而言之，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城市，形成了中国本土规划建设思想原则和方法体系。近代以来努力向西方规划学习，中华城市文明经历了人类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本土规划的现代价值。我们需要以中华思维重新认识和总结当下规划建设实践，在接续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中国规划的新气象。
城市文化空间是城市放“心”的场所，以文地系统规划为抓手，构建新时代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和城市文化空间体系，这既是彰显城市特色、涵育人们心灵的需要，也是古老的民族在文化复兴时代接续伟大传统的历史呼唤！
*本文根据作者在“规划尤里卡”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你可能还想看这些
规划尤里卡 | Greg Clark：城市的DNA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
开！讲！啦！“规划尤里卡”首场中英对话，聚焦“城市·文化·空间”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
新年巨献：“规划尤里卡”重磅上线，如此中外高端对话怎能不爱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