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年会】学术对话三十九：面向碳中和的规划响应
导读
2021年9月27日上午，作为2020/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2021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的重要活动之一，由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承办组织的学术对话三十九“面向碳中和的规划响应”成功召开。会议邀请了规划、环境、能源等方面专家齐聚一堂，从不同尺度、不同角度对碳中和与规划进行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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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城乡空间作为重要的碳排放单元，其空间组织模式、交通与建筑供给和运行方式，对实现碳中和发展目标影响巨大。在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城乡发展从新区扩张向存量提效转型的同时，实现碳排放脱钩、加强碳源碳汇，是未来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如何通过城乡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与空间治理，来响应党中央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是我国城乡规划领域亟待探索的问题。
受邀出席的嘉宾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云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方精云，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经济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学会理事、国外城市规划学委会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谭纵波，学会常务理事、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工王富海，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唐鹏，能源基金会低碳城市项目主任王志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绿色城市研究所所长董珂，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发主管曾祥坤，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王昊。
冯长春
学会常务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本次对话由学会常务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冯长春主持。
方精云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云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
碳中和、碳达峰是国家重大战略方针，这一战略具体的数据细节如何，又是如何核算出来的，对未来中国发展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在学术对话中，方精云院士细致地解答了这些重大问题。方精云院士首先介绍了碳汇与碳中和的含义，进而讲解了基于中国独立生态系统的碳汇总量计算原理和统计方法。在对过去30年对中国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回顾的基础上，方院士给出了我国陆地碳汇不同计算方法的结果。
总体来看，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大约是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仍存较大不确定性，需要提高计算和统计精度。基于相应的计算方法，在两种气候情景RCP4.5和RCP8.5状况下，可以估算出2020、2030、2040、2050和2060年中国碳排放总量。
方院士强调，未来中国解决碳汇问题方面，需要建立起宜林则林宜草则草、适林适草、最优管理的三优生态模式。在减排方面，重要的工作包括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能源的使用，而增汇的核心则包括生态系统的建设、生态系统的管理以及生态系统的保护等。
赵燕菁
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经济学院双聘教授
赵燕菁教授谈到，传统城市规划大多是理工科思维，容易把面对的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来处理。碳中和更需要的是思考问题的本质，不然会限制规划工具的选择。
碳中和的背后是经济问题。以同样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技术为例，在德国能够较为普及，而在国内就很难推广。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德国电价贵，被动式建筑节省的电费能够较快回本，是一种能带来正效益的经济行为。如果能对国内电价机制进行调整，例如提升用电大户、超额用电部分的电价，将提高的收费直接补贴给用电量少的节约用户，从而鼓励获得转移财富的用户投资到低碳设施中。
碳中和的背后是国际博弈，必须放到一个更大的全球竞争的环境中进行考虑。中国的竞争优势包括成本优势、制度优势等。发达国家关心中国碳排放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拉高中国的发展成本，从而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国收到的订单增加、产能提升，增加碳排放的同时也强化了我国在全球的地位。这样的背景下尤其需要注意碳中和的实现路径、推进时机与方式。
总而言之，碳中和对于城市规划是一个新的课题，希望我们在思考新的问题的时候，要跳出理工科的思维，将碳中和加入市场经济和全球竞争的视角进行考虑，从而提升城市规划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候的战略高度。
谭纵波
学会理事，国外城市规划学委会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谭纵波教授结合近年来相关思考，对碳中和与规划响应的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从碳中和自身来看，在地球形成之初，碳中和就是一种自然现象。工业革命人为打破了这一平衡，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然而，我们对地球以60万年为周期的气温变化，一方面尚难科学确定人类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温度升高带来的正面效应，进行客观的研究。
其次，从当前背景下来看，碳中和更多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不仅用科学手段审视这类问题难度很大，而且目前更多强调碳排放总量的做法，忽略了对应的人口问题。如果未来全球人口减少，那么对碳排放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都将不同。
最后，从规划的视角看，一方面有新的机会。比如，传统城市规划尺度与全球气候变化尺度相差极大，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新的机会：过去更多是城镇减排，现在可以全域碳汇，从生态农业空间规划到具体碳汇植被选择都可以探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是综合性学科，过去的很多理念和概念仍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可持续发展理念、低碳城市规划已经历了若干年发展，双碳目标提出后可以更强化这些方面的内容，发挥规划的平台作用，将碳中和等理念目标纳入进来。
王富海
学会常务理事，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工
王富海董事长认为，我们目前面临巨大的碳中和约束，规划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应碳中和这个问题。
一是进入城市时代以后，城市是用碳降碳的主要场所。用深圳的两组数据来举例。
大家都知道，深圳是国内最早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城市。目前全市陆域1997平方公里，生态用地超过50%，森林覆盖率39.8%，但是碳汇量与碳排量的比例不超过1%，可见碳中和工作的重心在城市建成区上。
另一组数据是关于深圳的建筑能耗的。目前深圳存量建筑总量11.6亿平方米，65%以上是非节能建筑。完成建筑节能改造的1950万平方米，仅占非节能建筑的2.5%，占存量建筑的不到1.7%。在存量规划时代，考虑到深圳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在建筑节能这块反而更有推进碳中和的进步空间。
二是规划对碳中和工作的响应，不是去做碳中和规划，这也不是规划部门该做的事，而是以空间为容器，将能源、交通、产业、建筑等等各条线的碳中和行动集成，提供不同的空间组织、空间场景的方案，看看哪种方案的综合成本更低、综合效益更高。
这里的综合，是指城市规划本就是多价值目标的，现在要增加碳中和的维度，提高碳中和的权重。用新的维度和权重去考量评估我们的空间规划方案。
例如，深圳在一段时期很重视大交通建设，提高原经济特区外围龙岗、光明等地到福田罗湖的交通便捷度。但这样的结果是，交通越好，大家就越愿意到中心区来工作，外围次中心迟迟培育不起来。今天结合碳中和的要求来看，这样的大交通策略也不是好的规划方案。
这是从规划目标综合的角度看。另外，还要有规划空间统筹的考虑。还是说深圳，目前空间规划有两个很重要的抓手，一个城市更新，另一个是轨道交通TOD开发。看起来两件事都能降碳。但是两项工作是两个部门在抓的，在空间上是各行其是，除了重点地区，很多时候是“两张皮”。这个时候就需要总体规划层面的统筹协调了，并且需要站到城市战略的高度去做才行。
而在更宏观的层面，深圳的减碳工作需要更大区域的统筹机制的建立。产业升级卓有成效，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非高能耗产业为主。能源核电、气电为主，新能源发电为辅，煤电为备。交通方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和比例都是在全国前列的。本地减碳的边际成本都是很高的，需要在大深圳都市圈范围内联合减碳，为东莞、惠州提供资金和技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三是面对碳中和的规划方法论问题。我们认为，这其实是和当前城市规划的方法转型是一致的。简单的说，规划就是目标加行动。但过去，我们在城市快速扩张阶段，习惯了静态蓝图的单一化的目标。进入存量时代，不同于产业、能源还能够自上而下以行政手段法律政策以较强制化的方式实现减碳，城市规划要考量的因素更多更复合，目标应该是考虑各种成本和效益之后，求出和不断扩大最大公约数，目标应该是渐进改善的。
这样的目标产生过程，反过来对规划行动提出更高要求。比如碳评估，要以更好的数据为基础。宏观的可能不用劳民伤财，到城市内部是需要有一本细账的。纳入能耗统计的建筑只有4%。生态民生土地财政经济账，跟宏观算法不同，双评估，精准规划
最大的行动发力点还是空间结构。这相当于产业升级和能源结构的重大调整。空间组织的变化带来空间活动的变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行为和习惯。产城融合，区块链式的空间结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让碳中和进入良性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在这方面，深圳能源终端消费碳排放量比例：交通运输40%，工业和建筑业30%，服务业和其他19%，居民生活10%，农业0.4%。
唐 鹏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唐鹏对于在编制规划时如何纳入双碳思维谈了几点个人经验，并分享了成都在公园城市建设时一些助力双碳的措施。
首先是考虑规划目标和举措跟碳排放、碳中和之间的关系，在宏观领域的统计数据与具体规划领域的指标之间，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映射。
其次，规划联合发改、环保等部门建立一套标准体系。虽然片区层面的规划实施对碳中和大环境而言影响极小，但制定并实现定量的目标，也是对城市、对群众的交代。
在成都经验方面，唐鹏介绍了五点内容。第一是做强碳汇，国土空间规划中提出龙泉山要增加58万亩的国家储备林；第二，成都以产业功能区进行空间组织，实现产城融合；第三，成都规划16930公里全球最长的绿道系统，目前已建四千多公里；第四，在做街区层面的详细规划时加入零碳社区的理念和做法；最后，建设一千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降低能源损耗。
王志高
能源基金会低碳城市项目主任
王志高就国土空间规划如何响应30、60目标，以及如何构建面向双碳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出了三方面观点：
第一，开展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深刻理解城市建设用地的数量及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步建立参数体系和参照标准，给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基础性的数据支撑。例如，要研究同一类型的产业用地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碳排放有何差异。另外，可以开展TOD、小街区等城市空间形态上的选择对于碳减排影响的研究。
第二，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建立减碳制度机制。例如加入碳专项，提出减碳目标，以及相应的策略和路径；又如建立统一的碳排放评估制度，在现在的双评价中加入对碳排放的评估。
第三，建立统一的方法基础，让规划师在规划编制中准确地理解碳排放的影响，作出更加科学的精准的决策。如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分析框架、方法学，将评估作为工具。
董 珂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绿色城市研究所所长
董珂认为，对于双碳背景下的空间响应这个热点话题，当前需要冷静地思考。
首先，要坚定目标、坚定信心。中国未来要想实现基本现代化，要走一条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需要在碳增量小于10%甚至是小于5%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再翻一番，所以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同时，这也是一个多维的目标，实现资源环境的消耗与社会经济发展脱钩，包含消耗和经济发展脱钩、消耗和人民幸福生活脱钩。
其次，要从规划体系来看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规划建设从周期上来说分为规划设计、建设更新和管理运营阶段三个阶段。对于规划设计阶段，其本身并不产生碳排放，但是规划设计阶段对后期运营有决定性影响，需要优化规划设计的合理性。对于建设更新阶段，不搞大拆大建，要延长建设产品使用寿命。如建设更新产生碳排放是整个碳排放的25%-30%，建设产品寿命如果从30年延到50年，其年均碳排放将降低40%。对于管理和运营阶段，现有双碳目标主要分为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四个领域和四个部门，但这种分解方式容易导致碎片化的结果。习总书记在2015年城市工作会议里面也提到“城市工作是系统工程”，必须要统筹包含能源、交通、水系统、废弃物、建筑和生态园林等六个方面的工作。除此，智慧运营管理和绿色生活倡导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补充。
最后要制度创新。比如创立明晰的产权制度，无论是自然生态空间的产权还是碳排放的产权，都需要在清晰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才能促进全社会走向一种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绿色低碳生活取向、生产取向以及企业价值取向，最终实现全社会的绿色低碳。
曾祥坤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发主管
曾祥坤结合2021年深圳市政协开展的加强绿色低碳工作专题研究，分享了深圳市在应对碳中和方面的规划探索。深圳市在能源终端消费的碳排放量中，交通运输占40%，工业和建筑占到30%，服务业和其他行业大概不到19%，居民生活10%，农业0.4%。因此，城市规划建设在减碳方面大有可为。例如深圳的存量建筑11.6亿平方米，65%以上是非节能建筑，2019年完成建筑节能改造面积1950万平方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以深圳为例，可从几个方面提出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实现减排可行措施：
一是将减碳的维度纳入多价值目标体系，研究不同空间结构的成本和效益。这是由于不同的情景对我们城市的碳排放情况影响很大。
二是要加强跨部门统筹。目前深圳城市建设的两大抓手－－城市更新和基于轨道的TOD开发，都和碳中和有很大的关系，这两项工作都离不开交通、规划、建设等跨部门的统筹，否则低碳发展目标很难实现。
三是建立区域统合的概念。例如，深圳的减碳工作应该要跨出深圳市域的范围，从包括惠州和东莞的大深圳都市圈范畴来考虑。
曾祥坤认为，碳中和规划探索也和目前的规划范式转型一样，需要平衡目标与行动。不可能按照静态的蓝图一蹴而就。需要强调渐进和合理的过程。他对未来提出两点展望：一是加强碳排放评估参数的研究。二是加强未来社区的研究。探索工作、居住和休闲三种生活方式在时空上的灵活组合。让更多的活动在社区中完成，从而减少碳排放。
王 昊
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王昊结合《国土空间用地结构对大气污染物与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课题，介绍了我国国土空间的碳排特征。该研究将我国国土按照10*10平方公里一格分成网格，综合了工业、城镇生活、交通、废弃物、农业与农村5个方面的排放数据。研究发现：占我国国土面积约1.2%，相当于全部建设用地28%的用地，其CO2排放量占我国总排放量的90%，这些空间主要以城市和建制镇空间为主。
另外，碳排放与人口的聚集高度相关，五大城市群人口占全国39%，碳排放占我国总量的38.23%。但同时，集聚发展也增加了碳排放产生的经济效益，五大城市群以38.23%的排放，创造了我国50%的GDP。以城市为单元的评价也证实，东部城市单位GDP的碳排量普遍低于西部城市。按照情景假设，如果我国未来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速度降低到目前的35%，同时积极调整用地结构，降低单位面积的碳排放水平，并将既有建成区的碳排放逐年减低0.2%，即使不考虑碳汇增加，也仍然有望在2030实现碳达峰。
在此基础上，王昊建议：一方面，将碳排放及碳容量纳入国土“双评估、双评价”体系，并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跨区域转移支付政策，将有限的碳排放指标投放在最有效的地区；通过赋予完整产权，解决旧城旧村大拆大建带来的碳排问题，通过空间转型和治理进阶实现绿色发展。
分会场现场
论坛最后，主持人北京大学冯长春教授作了发言。冯教授指出，碳中和、碳达峰是在新的规划变革的时期、在规划中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首先应研究如何减排增汇的理论基础和规律机制，这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系统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数据所体现的机制规律，并进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特别是，城市作为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碳汇的作用很小，但是普遍缺乏深入研究。
第二，要面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解决碳排放和碳汇问题。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上发挥规划的减排增汇、实现碳中和的作用。从城市群、单个城市、镇、村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成都，从社区街区层面就能够实现零碳。
第三，实现减排增汇的目标，需要创新规划的技术、方法。以一个规划人的角度去考虑，以人民为中心，以绿色为基础，通过规划优化产业，优化空间，优化生活方式，提高效能，降低成本，获得更多的收益或者满足感，实现绿色配置。
冯长春教授总结说，今天对于规划行业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需要各位同仁在“双碳”背景下，深入思考、承担使命，提出新时代的规划响应。
与会嘉宾合影
本文来源：北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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