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 | 灯光下的浙江县城

导读

近日出台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引发各界对县城的关注，本文希望借助不同时空500米分辨率的NPP-VIIRS夜景灯光等数据，探寻浙江县域经济“光环”下的空间特征。

本文字数：425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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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下的浙江县城 #

近日出台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引发各界对县城的关注：全国2843个县级行政单位，不仅集中了全国半数的常住人口（约7.5亿）、40%左右的生产总值、近九成的国土面积，还承包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每3双袜子就有1双来自浙江诸暨，福建三明沙县小吃门店是麦当劳的10倍……

正如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中国经济腾飞的“万家灯火”中，不难看到县城的“缩影”。

本文希望借助不同时空500米分辨率的NPP-VIIRS夜景灯光等数据，探寻浙江县域经济“光环”下的空间特征。

一

凿壁借光——浙江县城的兴起

曾几何时，“县城”仿佛是黯淡封闭的代名词，老式的工装服、斑驳的自行车……聚光灯都难照亮的县城，不仅缺田少地，也偏远落后。

但“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却盛产走南闯北的生意人，他们多没有地种，只能外出打工，通过凿“大山之壁”，借“同县之光”，硬生生把“城乡两不靠”的坏事，变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好事——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鸡毛换糖”的义乌，还是“布满全球”的柯桥，概莫能外。且当时缺煤无油少矿的浙江工业基础薄弱，如“五金之乡”永康等地本不产金属，还要服务一二线工业建设，本已捉襟见肘，但依靠“能人乡贤”带回订单发展“同县同业”品牌，或依托县城区位和劳动力优势打造特色产品流通各地，进而从“村村点火”到“镇镇冒烟”，再到“块状集群”的“超级县城”、“行业冠军”。

这一阶段全省已启动大规模的县域调整，但县城建设尚处在萌芽期，往往依托城关镇、重点镇等多个散点极化发展，从同一时段不同空间尺度的各类亮度区中可见一斑。

1.1 省域尺度的不同亮度区特征

（1）从亮度强度看，根据自然断点法全省可分为亮度值111-205的高亮区、亮度值58-110的中亮区、亮度值20-57的低亮区三类分区，其中高亮区集中在杭州湾、温台东南沿海、金义衢浙中盆地等区域，以及其他散点分布的县城。

（2）从亮度区面积看，全省高亮区占14.72%、中亮区占24.88%、低亮区占60.39%，三个分区的亮度累计值分别占34.83%、36.82%和28.35%。

（3）从亮度累计值和亮度均值看，全省呈“北亮于南、东亮于西、中亮于西北、西南”的总特征。

1.2 市域尺度的不同亮度区特征

灯光数据的分布与温州市域主要增长点较为一致，包括温州市区、永嘉、乐清、瑞安等，市区中心的灯光饱和度较高，乐清、瑞安、永嘉等主要县城的灯光累计值、均值、高亮度区较大；反之亦然，西湾风景区等地被识别为非高亮区。

1.3 县域尺度的不同亮度区特征

宁波市宁海县的亮度区分布与极化中心分布有一定相关性，高亮区集中在县城中心，北部工业卫星城西店、强蛟、东部宁东新城也均出现点状的高亮区。

二

万家灯火——浙江县城的繁荣

改革开放后，浙江的县城已成为浙江就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缩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投资导向下，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块状集群”飞速发展，加上低成本空间增长，县城也不断壮大。针对县域经济不同功能转型的需求，浙江也供给了相匹配的县城载体：

2.1 经济转型的“省直管县”与“强县扩权”

在上世纪物资不足的情况下，为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扩大供应，减少行政层级，浙江等18个试点省探索了省管县财政体制，建立了与省级财政直接关联的县级财政，即将“省-市-县”三级管理转为“省-市、省-县”二级管理，带动县城培育各类专业市场，缓解物资短缺，并抢占国内市场。而到生产相对过剩的1992年-2002年，浙江也敏锐推进了三轮“强县扩权”，将财政和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萧山、余杭、慈溪等17个试点县（市），通过“人工造浪”培育了慈溪等“百强县”，并打响了内销转出口、中小工业区建设等组合拳，消化存量并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到人多物少、出口受阻的2006年后，浙江更是向义乌等地推进了第四轮力度更大的“强县扩权”，一时间义乌等地被称为“全国权力最大县”，2007年还升级为覆盖141个省级中心镇的“强镇扩权”，踩下了“内需油门”，避免“县域经济”失速。

这一阶段全省县城建设不断加速，空间也实现了点、线、面的齐头并进，不同时段同一空间尺度的各类亮度区也印证了这点：

（1）单中心圈层式亮度区——以龙游县为例。从2003年到2013年，灯光亮度值与高亮区较稳定，集中在县城，而经开区、詹家镇等地也有少许增长。

（2）多中心点轴式亮度区——以永嘉县为例。从2003年到2013年，永嘉县的灯光亮度值、高亮区增速分别达42.29%、41.15%，范围也从瓯江两岸拓展到楠溪江两岸。

（3）多中心网络式亮度区——以嘉兴市为例。从2003年到2013年，嘉兴市灯光亮度值、高亮区增速分别达25.47%、48.81%，2003年高亮区集中在南湖-秀洲、海盐沿海、海宁北部、平湖西部、桐乡东部、嘉善南部等区块，到2008年非高亮地区逐渐被填充，到2013年高亮区已向全市域覆盖。

此外，同一时段同一空间尺度的各类数据叠合分析，也能深入刻画县城的经济-空间特征：

（1）叠加百度地图POI数据的不同亮度区与现状建成区分析

聚集度高的杭州市域为例，将夜间灯光数据和POI核密度（R值=500）数据叠合归一化后，构造新的增强型夜间灯光数据，提取的高亮区与住建部公布的杭州现状建成区数据相近。

（2）叠加三调数据的不同亮度区与现状地类相关性分析

宁海县建设用地亮度值与该栅格建设用地占比呈相关关系，R²=0.9509，亮度值达79时建设用地占比趋于饱和，亮度值达70时建设用地占70%，亮度值达60时建设用地占50%，综合选取亮度值阈值60、70、79作为高亮区范围，可简单反映平原连片建设用地区域。

（3）叠加社会经济数据的不同亮度区相关性分析

温州市高亮区与GDP基本呈正相关关系，R²=0.8102。

2.2 环境转型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

与“美丽县城”

在“县域经济”轰轰烈烈发展的“黄金二十年”后，一系列重产轻城、环境污染的弊病也逐渐显现，浙江为实现用时间换空间，也进行了从重经济到重环境的阶段性战术调整，如2013年前后推进的“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行动。2014年，伴随着省发改委小城市试点扩展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城，庆元、泰顺等7个县城也迎来三年又三年的生态“弯道超车”契机；同年，省建设厅也在全省推进桐庐、临海等11个现代化美丽县城建设试点。这些旨在改善综合人居环境的举措，无不指向破解空间低质与劳动分工低端的循环锁定。

这一阶段的县城建设逐渐进入调整期，在空间上更加注重存量更新与生态保护，同一时段不同地区的同一亮度区也呈现相应的变化：

（1）同一时段不同地区的同一亮度区分析。以龙游县和新昌县为例，分别测算两县的高亮区亮度值、高亮区面积、占全域亮度比例等指标，折算为基于灯光亮度的城市活力度，并可识别真实的建设区范围。

（2）同一时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高亮区连片度分析。通过不同地区高亮区-中亮区-低亮区的剖面，还可深入分析不同地区高亮区到其他亮度区的跌落距离，进而反映金字塔型抑或是橄榄型结构的空间绩效与蔓延状态，还可与理想抛物线型城市剖面的分析。

（3）同一时间不同空间聚集度分析。亮度区聚集度、景观分离度等指标还可集成为聚集度指数，用以观测空间与景观聚散关系。

2.3 服务转型的“县城补短板”与

“山区26县”

为打通从美丽环境到美丽经济与美丽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2020年，浙江开展了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以缺什么补什么为导向，为长期以“夫妻店”和传统集市为主的县城，增设学校、医院等“时不可待”的设施。2021年，为使每个县都不掉队，省委省政府更是作出了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引导磐安、三门等地谋划“一县一策”，探索“两山”转化、科技聚变、特色裂变、形态蝶变等各自精彩的共同富裕道路，进而为统一大市场添砖加瓦。

得益于政策引导，这一阶段不同县城建设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收敛，并反映在不同尺度的亮度区首位度特征上：

（1）市域尺度的亮度区首位度特征。灯光累计亮度的比值，也有助于城市首位度的比较。

（2）县域尺度的亮度区首位度特征。丽水市景宁县亮度值整体偏暗，高亮区只有鹤溪街道的一小部分，占全县的0.4%，占中心城区的2.3%。

三

灯下黑雾——浙江县城的挑战

伴随着我省城镇化已进入超过70%的下半场，有限空间资源的竞争加剧，这也使县城面临大城市与小城镇、乡村的三重挤压，被笼罩下人才、产业、空间的三重“灯下黑雾”中。

1.人才不够集聚的“灯下黑雾”。在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下，县城、小城镇和乡村的人才吸引力均在减弱，其中环境品质不如乡村、就业岗位不如大城市的县城，在无法长期留住年轻人的态势下，如何通过人的身份和权益供给体现“同城同待遇”，阶段性留住确需所用的人才，并让年轻人回得了县城，让县城能储备人才？

2.产业不够专注的“灯下黑雾”。在产业和市场的梯度转移下，一些县城面临文旅泛化、盲目科创、房产泡沫的挑战，在落后产能过剩下，以“浙江制造”为核心的县域经济，如何创造除价格外的新比较优势，真正吸引具有本地黏性的新兴产业，并从生产要素扩张转向全要素生产力提升?

3.空间不够精致的“灯下黑雾”。县城建设四面开花、贪大求洋、项目反制、照抄都市等问题，已累积较高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如何塑造县城更好的空间品质，在有限资源下锚定集中建设重点，让人在县城生活更美好，避免“孔雀东南飞”？

四

柳暗花明——浙江县城的未来

县城作为我省巨量“两栖人口”的“蓄水池”和“节流阀”，在疏散城市功能、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功勋卓越，但也走在了“做大与做特”的十字路口，有必要进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体系性思考。

1.基于绩效测度的空间指向。我省县城量大面广，90个县级行政区中有53个县城，不可“一刀切”，但应基于地形、资源等因素“切一刀”，有必要在绩效测度的基础上，在对县城分级、分类（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人口流失县城）、分区的基础上，通过绩效测度，提出差异化的空间指向。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在控制时间、空间、社会经济等变量基础上，“夜景灯光的亮暗”与“空间集聚活力的高低”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且在越大的空间尺度内可解释量越大，虽然还未通过模型证实具备直接的因果性，但通过同一时段不同空间尺度的各类亮度区、同一时段同一空间尺度的各类数据叠合、不同时段同一空间尺度的各类亮度区、同一时段不同地区的同一亮度区等分析，可为县城绩效评价、建成区识别、中心体系识别、三区三线优化、空间结构判定等实务工作，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

2.基于有机发展的模式探索。基于灯光数据的不同时空肌理分析与真实经济辐射区识别，形成“人口-产业-空间”有机发展的“县城就地城镇化”模式：先通过灯光等数据识别出城镇化潜力空间“磁极”，形成“土地生产力改善——公共品供给扩大——公共品供给成本递减——要素集聚成本降低——级差地租提升——公共品供给扩大”的城镇化动力循环“磁力线”，再借助多元化的政策杠杆，形成释放县城城镇化潜力的“磁面”。

3.基于分区叠加的政策集成。 设计叠加县城多事务的各类政策分区，包括探索基于真实绩效的产业“浮动分区”、基于时空肌理的人居“更新分区”和基于地方事务的土地开发“叠加分区”，进而最大化集成共同富裕、城乡风貌、未来社区、未来乡村、美丽城镇等政策的红利。

作者 | 董翊明、张　凯、葛晓丹

浙江省城乡规划涉及研究院空间规划分院课题组成员

本文来源：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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