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副理事长：四十年名城保护之路，延续历史文脉，讲好中国故事

导读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抢救和保护了大量珍贵的遗产，在延续历史文脉、保护文化基因、塑造特色风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字数：343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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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凯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城市特有的历史情感和记忆。多年来，关于城市发展和规划过程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为《福州古厝》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考察时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自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至今，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已走过40年的历程。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40座城市被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799个镇村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6819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可以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抢救和保护了大量珍贵的遗产，在延续历史文脉、保护文化基因、塑造特色风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回溯名城保护四十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梁思成先生组织编制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中，所列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这成为我国历史城市保护思想的开端，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创设具有重要影响。

从1949年到1966年，我国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主要是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确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式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之后，我国又陆续修订、出台了《文物保护法》《城乡规划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基本形成了以“三法两条例”为骨干的历史文化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过去40年里，我国历史文化保护的内容不断扩充，从初期重点关注北京、西安、杭州、苏州等古都或古代著名城市，到逐渐同步重视能够体现红色文化、工业文化、农业聚落文化等多元类型特征的城镇村，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保护了大量珍贵遗产。

过去40年里，我国历史文化保护的层次也不断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的保护方法体系，并针对不同层次保护对象分别制定保护要求。

过去40年里，我国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的方法不断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如：苏州市整体保护老城，有序开发新城，形成“老城和新城协调共生”经验；阆中市通过严格控制古城周边建设活动，完整保留山水格局，实现“古城与山水环境整体保护”目标；杭州市利用老工业园区和工业建筑，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科技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形成“文化引领城市转型”经验；等等。

但同时，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工作管理系统性不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认定和管理工作缺乏强有力的上位统筹，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地政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导致部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却不主动申报，部分城市在成功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后却忽视了进一步的保护管理工作。

二是保护整体统筹不足。一些城市只重视局部单体建筑保护，忽视了对古城整体格局、山水城关系、建筑风貌的保护。一些城市重视文物保护、轻视历史建筑保护，重古代、轻近现代，重建筑、轻历史环境。一些地方在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中，割裂了与社会、文化的关联。

三是保护利用传承不到位。一些地方对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城市片区、建筑长期不作划定和确定。一些地方拆真建假、拆旧建新、拆小建大，房地产开发式“保护”现象屡禁不止，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长期处于缺乏修缮维护的状态，存在安全隐患，危及群众生命安全。

为进一步破解我国历史文化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明确提出了“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要求。至此，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进入新阶段，踏上了体系构建的新征程。

二、探索多元保护方法

《意见》明确了体系构建的基本内涵、框架层次和识别体系构建价值载体。按照《意见》，新时期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要重点关注系统保护传承、整体保护展示和分类保护利用，探索出多元保护的方法。

首先是系统保护传承。系统保护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自然景观，促进沿线经济与文化保护传承协同发展。以国家文化廊道建设为抓手，加强对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保护。开展跨区域保护试点，国家统筹、上下联动，协调各省市开展探索协同保护策略方法，完善共保制度。

第二是整体保护展示。从本体与环境的角度，进行山—水—城格局整体保护。《管子·乘马》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象天法地向来是中国传统城市营建的重要依据，是中国千百年来一脉相传的营城智慧。因此，应该立足于“山—水—城”整体保护展示，注重遗存本体与环境的整体保护，进一步关注城镇历史景观。

第三是分类保护利用。针对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历史建筑等不同类型遗产提出差异化保护利用重点。

针对历史文化名城，重点保护老城的传统格局风貌，整体保护名城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加强城垣轮廓、历史轴线、河湖水系、街巷肌理、重要节点等空间特征的保护和延续。同时，还要通过完善提升老城基础设施，延续老城人文环境和生活场景，维持历史城区活力，保持和延续历史城区原有社会网络，保护历史文脉延续性，让城市更有温度。

针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重点保护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风貌环境，保护与村镇传统生产生活相关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田园风光、历史驳岸、古树名木等自然人文景观。同时，要重点完善村镇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消防、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改善居住条件。探索多元化的保护发展路径，发挥文化资源的引领带动作用，提高区域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提高村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针对历史文化街区，重点保护街区的格局肌理，保持街巷尺度，保护街区内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古井、围墙、石阶、铺地、水系、驳岸、古树名木等历史环境要素。重点改善历史文化街区的人居环境，因地制宜地补齐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同时，还应当注重微更新与共同缔造，采取“小规模、渐进式”保护整治方式，保护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

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

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针对历史建筑，重点保护体现建筑核心价值的外观、结构和构件，注重历史建筑的日常保养维护。同时，要鼓励多方主体积极参与，积极创新保护利用方式，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现代生产生活要求适应化改造，重点发挥其在文化体验、文化消费与文化创新上的作用。

三、保护传承仍在路上

40年的努力探索，让保护手段更加多元，也让全社会对名城保护的认识不断提升。但具体有效的向下传导手段和管理措施仍是体系化保护得到真正落实的关键。

首先要提出分省市落实指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全国层面价值体系，进一步彰显省级层面价值体系内涵，明确保护重点、保护名录等。比如北京市，重点要集中彰显千年古都的价值特色，加强与天津、承德等城市的联动，集中展现京畿地区中华传统政治等级秩序和完善的防御保障体系价值；落实长城文化相关保护要求，展现该区段长城作为拱卫都城重要军事防御系统的历史文化及景观价值；落实大运河文化相关保护要求，彰显大运河历史上重要漕运端点价值。

其次要完善保护名录分级分类认定机制，启动濒危和退出机制，动态管理保护名录。根据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同，分别由国家、省、市县人民政府或指定的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国家级、省级、市县级保护对象，形成三级保护名录。同时，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历史地段的名录管理制度，建立预备名录、正式名录和濒危名录相结合的国家级、省级保护名录动态管理机制。

通过对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构建的思考，我们认为，迈上新征程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应当重点关注四个方面：一是转变原有思路，立足全国一盘棋，延伸历史文化遗产认知的时间轴，拓展保护传承空间范围和对象类型，实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二是坚守保护底线，坚持保护优先，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三是创新活化利用，融入城乡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四是讲好中国历史文化故事，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本文来源： 中国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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