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教学相长 筑梦同行

导读

2022年9月3日，清华同衡学术周系列论坛首场之“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与人居环境建设”在京成功举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作了题为“教学相长，筑梦同行”的主旨报告，围绕朱熹的“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结合在同衡和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的规划实践和理论研究，讲述了他从教30年的心路历程，畅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和人居环境建设方面的发展变化和个人感悟。

本文字数：9886字

阅读时间：30分钟

 

尹  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资深顾问专家

各位同行、各位朋友们，上午好！

很高兴我们同衡的学术周在疫情之下停了一年以后，今天能够换一种方式得以延续。今天这个主题的具体技术内容，随后我们年轻一代的专家学者会做详细的展开，我来谈点务虚的东西。

这几年规划界并不太平，跟当下的时代其实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大概几年前，袁昕院长在年终总结的时候谈过，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大家都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不管是从统计数字上还是从实际感受上都能看到一个大国崛起的状态。同时我们也面对这种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也是一个追求中国的人居环境、城乡建设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回过头来看，这也是一个充满了焦虑的时代，是一个有好消息却不多，但是坏消息被自媒体不断叠加放大的时代。大家感受到这是一个物质财富似乎永远不够用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精神家园无处安放的时代，焦虑通常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变革背景下，我想起当年王阳明在《传习录》里面有一段话：“欲成大事，必要破三贼”。第一，“坐中静，破焦虑之贼”；第二，“舍中得，破欲望之贼”；第三，“事上练，破犹豫之贼”。其实焦虑也好、迷茫也好，与个人内心的修炼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今天还是想围绕朱熹的“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几个词讲讲这30年的一些基本体会。

虽然我很不喜欢程朱理学，因为程朱理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桎梏最严重的时期，也是中国思想最不活跃、最不解放的时期。但是朱熹讲的几个“之”还是做学问、做事的根本。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时代也有很多担心。最近看到一些报道，其实很有意思。一是我们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学生忧郁症的发病率在全球的排名很高。中国现在经济上是第二，但是学生忧郁症的发病率开始超越美国。我看了一下不同报道的数字，据不同精神病专科医生判断，我国学生群体忧郁症发病率最低预估在30%左右，最高预估接近40%，而美国是略高于21%。

另一个报道指出：经历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培训以后，我们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批判精神、创造力不是提升反而是下降了。举了个例子来讲：某个研究生在论文里面出现了一些错误被导师指出后，那个学生怎么回答老师呢？他说我把正确的答案抄一百遍，以表示忏悔。这种大概是小学和幼儿园的改错模式，显然反映出我们在“学”上是出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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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之

这些年规划面对着诸多挑战，一是从城乡建设为主导的，以外延式扩张为主导的，以新区开拓为主导的规划挑战。昨天我在昌平城市更新论坛上讲，我们前40年做的相当一部分是无人区的规划，真的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把城市的生地变成熟地，通过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工程设施的支撑就会有人投资。新区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物质空间形态的建构过程。两个转变改变了上述局面：一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存量的高质量提升时期，虽然还有3亿人要进城，但在城里已经有8亿人了。大概到2035年基本上城市化进程会稳定下来——就是10亿到11亿的人是住在城里的。他们怎么过日子？这可不是无人区，这是有着盘根错节社会网络的建成区，有着大量既有财富积累的建成区，有着复杂经济连结网络的建成区。所以我们还能不能用简单的工程技术思维模式和工程技术手段来标识或者是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显然不能。这就要求规划师要有更广泛的知识涉猎，恐怕我们现有体制的这套城市规划教学大纲，传统的以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为基础的侧重工程的教育体系，必然面对一系列的变革。我们这代人是怎么过的？是靠后续的终身学习进行持续不断的知识获取来支撑生产，我们上学的时候没人教过这些知识。

第一，中国的发展必将融入全球、全人类的发展进程。我们想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在这个进程中，既面对着东西方本体文明差异的冲突，也面对着掺杂了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冲突，既面对着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也面对着不同的经济流派、各种各样上下其手的调控与干预。在这样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如何让自己坐得住并且能静下心来，其实是挺难的。这就需要从更多的视角学习，任何一个现实中规划问题的解决，都不是单视角的。要搞清楚一个历史事件，一个问题的答案以及在实践当中产生的效果，恐怕从某一个单一特定视角难以找到更为完整的答案。

我喜欢看历史，如果想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至少读完中国写的战史、美国人写的战史、韩国人写的战史、日本人写的战史，才能够对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跟中国建国史之间的关系有更为深刻的认知。这就是我以前在谈到学习问题的时候所讲的：任何一个学问、一个观点，都不可能排除所谓的有色眼镜，只有多戴几副有色眼镜，看到的世界才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不同的色彩叠加后，才可能是白色的。

第二，要带着问题来学习。中国这些年在整体变革以及近几年剧烈的规划界变革中，很多人试图从规划的基础理论、应用基础理论出发寻找出路。当然，这种学习模式可以产生所谓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逻辑演绎，如果做得深一点，还可以产生符合学术规范的社会、经济、环境建构模型，但是这些东西与真实的现实社会之间还隔着一层窗户纸。这两年学界讨论比较多的是：中国为什么有了波澜壮阔的实践，但是一直没有产生扎扎实实的中国本土理论。大概在2008年汶川救灾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规划师的田野调查能力正在下降，相当一部分规划师、规划政策的制定者变成了办公室人员——简单地通过外来理论的引进，推演中国从城到乡的未来，这其实是一件挺荒唐的事。

这几年做智库、做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每年我们会进行七、八个省份，几十个城市的调查研究。你会看到一种现象，中国的实践先于理论建构是挺鲜明的特色。很多学界还在吵得七荤八素的问题，乡镇长使用非常本土的手段就化解掉了。他为什么能成功？他的成功背后会有什么样的理论基础，这是中国本土理论再建构的过程。只有研究真问题，研究实践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加强学习，才有可能推动中国本土规划理论向前再走一步。

第三，从学习的角度，要关注经典、关注历史。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无论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也好，还是有着悠久社会治理传统的中央集权式大国也好，我们当下经历的很多事情，在历史上曾经被无数次地重演。“人类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只有在当代人的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才想起来曾经有过的教训。但是，从做学问来讲，其实还是可以从历史、从经典著作总结中来看很多发展规律的。我在很多次报告中讲过，对未来最好、最准确的预测往往是历史学家做出的，而不是由计算机模型和算法推演出来的。我在同衡也讲过无数次读书的问题，有些经典、历史名著要反复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看，结论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近大家焦灼于国土空间的三线划定。是不是我们有了卫星图片，有了比较便捷的识别土地自然表征的能力，就能管好土地？恐怕答案不是那么简单。一块土地有它的自然属性，但是在社会进程当中，更多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其社会属性：这块地属于谁，谁可以从这块地当中获取利益，在土地的交易过程中这些利益如何转化，所有的这些社会属性会更深刻地决定未来中国城乡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和利用状态。而不是从所谓高分辨率卫星图片上看出来，这是一块绿色的土地，就可以判断成生态用地；这是一片秋季金黄的土地，就认为它是农业用地。为什么三线划定这么难，究其原因，有对自然科学的简单迷信，有对技术判断能力的简单迷信，但是更深刻的是没有完全搞清楚对于一块土地资源的利用最核心的是什么。资源在管理中，一个是确定其权属，确定其收益权，在交易过程中确定其交易规则以及利益交换的基本规则。这也是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我在讲国土空间规划的时候，强调国土空间规划、资源管理规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蓝图理论，而是要画一张“棋盘”，同时写一份“棋盘”的“说明”——也就是游戏规则。而所有的“棋子”最终怎么摆，怎么赢得这盘“棋”是由全社会共同努力实践完成的。或者说白了，最终会是什么样的蓝图并不是由规划师画的，这点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要不要关注前沿，要不要关注未来，毫无疑问规划师有这方面的职责。一方面，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固然不言而喻，但我们要明白技术其实是为懒人发明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发明的，至于AI将来能不能超越人类的大脑代表人类思考问题，不是我们这代人考虑的问题。但确实在当下规划中，大量利用新技术，利用其便捷性，利用其数据采集能力以及建构起来的有限的数据分析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将最后的结论数字作为一个既定的未来。因为任何一种机器化、计算化、数字化的分析，其实是对真实世界的高度简化而形成的，它的结论不能够被当作现实世界的真实结论来看待，可能其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种状态，一种干预之下的变化。

最后，在学习上，一方面要读万卷书，另一方面要行万里路。这30年的教学，其实我一直不用所谓的成文教材，每年都会换。为什么换？因为20年的规划实践，每年的案例都在不断地更新。中国又是一个发展巨变的国家，发展的基础条件、背景条件、约束条件在每两到三年里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对规划师而言，很重要的是要行万里路——广泛参与实践并从实践中不断地扩充知识范围，不断地建立适应当下的新的方法路径。

“博学之”，永远都是知识型企业、智库型企业的基本动力源泉。从古人讲的博闻强记“下笨功夫”，到现在学术演绎体系如何“下巧功夫”的方法论如何跟实践结合，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真正从一句话变成行动并取得成果，其实是规划师始终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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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之

第二个方面，我想聊聊“慎思之”。思考当然很重要，但是首先思考其实跟所谓的“奇思妙想”或者这两年很时髦的“洞见”一词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奇思妙想也好，洞见也罢，在正常人群中都只有百分之一以至万分之一的产生几率，当年吴先生教育我们的时候将其称之为思想的火花。你们好好读读他写的《人居环境概论》就知道，“人居环境科学”发源可能是思想的火花，但是随后要花十年、二十年将其建成更为严谨的学术体系，后面的过程才更为艰难。就此我想谈几个观点。

第一，综合阅历决定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综合阅历，一是与看过多少书有关，尤其是与读了多少跨学科领域的书有关系。二是与实践中的见识有关。这两年我们对改革开放、对留学，对外语学习居然会产生争论，也是极为荒谬的事情。我这么多年带的研究生里，对博士生的基本要求是要有一年左右的海外经历。为什么？就是希望他们的见识和阅历能够得到提升；尽可能地鼓励大家广泛阅读不同国家、不同语言背景的学术资料。除了集中的半年到一年的访学经历之外，疫情之前我们一直在鼓励员工每年到海外走一走，去多见识一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是怎么享受城市和管理城市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重回闭关锁国，重当“国际文盲”，我们的思考一定不会具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我们的立场决定了思考的视角和视野。这里的立场不仅简单指意识形态的视角，而更多是指从宏观视角还是微观视角来判断问题。城市规划界的从业者，既有从研究微观工程技术出身转向研究完整的城市规划体系建构的，也有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回归到比较细致城市街区基层治理关怀的，其实这两条路都是可以走得通的。当然这么多年，大家也会看到从微观到宏观和从宏观到微观有不同的历练路径，难易程度也有所区别。但是好在我们从事的这门职业，是从宏观尺度到微观尺度的高度分层，不管在哪个方面的基础比较强，不管更适应哪个方面的技术思维、学术思维和政策思维模式，都有可能在这条庞大的产业链上找到适合发挥才能的尺度、领域和更为专门化的议题。同时，随着城乡规划越来越偏向公共政策，越来越需要与更广泛的部门、更复杂多元化的人群打交道，这种思考恐怕还不能是“一根筋”似的思考，要学会换个视角看问题、换角色看问题。“换角色”比较容易理解，即所谓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他，怎么判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换个角度看问题”与学科更相关，同样一个问题，在经济学的视角、社会学的视角、环境科学的视角、建造工程领域的视角，其实都不太一样。我到现在为止一共指导了141个研究生。每年我和学生讲研究选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关注研究视角。有些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选题，但是可以在完全不一样的学科视角上看待。随着研究实践经历的积累和学习能力的提升，慢慢地你会从多视角集成性地看待同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讲规划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是单一领域的工作，一个规划师要能提供一揽子解决计划，是非常典型的多视角处理问题的思路。从这个层面来讲，方法变得非常重要，方法论也变得非常重要。人是高等动物，但是跟一般的高等动物不一样，人类有联想和类比的能力，有触类旁通的能力，这与人类的思维模式是有很大关系。

前两天我们讨论一个方案的时候，我提出把逻辑好好梳理一下，画张思维导图。大家习惯于在软件上处理思维导图，但是我试用过这些软件，其定式化还是挺致命的，我更喜欢对着一张黑板漫无边际地建立自己的思维导图，建立自己的逻辑关系。但是有没有思维主线，如何从海量的信息当中、从不同的矛盾级别当中找到其最主要的矛盾，解决最根本性的问题，其实是当代我们面对的更大挑战。海量数据好不好？好，但是很多人往往容易迷失在其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如何处理现实当中的问题，处理现实当中的治理任务，其实还是要回到如何抓主要矛盾，如何提纲挈领、高屋建瓴而不是事无巨细地处理问题。

这些年我们因为有了新技术，指标体系越建越复杂。过去用计算器进行加减乘除，没人有这么大的兴趣把一个事物评价搞出一百种、两百种甚至三百种评价指标，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没有边界了。当年周一星教授写过相关的文章，一个好的指标性研究成果，如果其评价体系里的指标超过10个，恐怕就是有问题的。如何看待从这种在漫无边际的海量信息当中提取事物的本质，建立事物的主要逻辑线，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代人相对幸运，当年多少还学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知道如何抓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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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问之

第三，是关于“审问之”。它的核心其实是批判精神，刚才我谈的报道登在Nature子刊上，比较了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大学生的学业表现状态。为什么中国学生的批判性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下降，因为所有的创新首先是来自对现实的质疑，对既有结论的质疑。如果一个学者连质疑的能力都没有了，基本上就老老实实当个办事员吧，如果一个智库工作人员没有质疑的能力就没有必要在研究型智库呆着，质疑能力是学者最基础的能力。

为什么讲教学相长30年，其实这30年中我既从不同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自己的发展也会主动回避不同导师的短板。我写过回忆文章，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有三位导师级的人物对我影响最大。一是我的硕士导师吕俊华先生，她的长处是非常严谨的科研能力。我跟着她读研究生时，做的是高度技术性的课题——基于数学公式和相应软件开发对花园住宅的智能化设计的推导，是一个纯编程的工作。同时还在那段时间掌握了怎么画科研进度表、怎么分配科研的每一笔钱，每一天的时间怎么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从空间编码解译成计算机的编程编码，怎么建立起内部的逻辑关系和数学计算公式，一直到最后怎么形成一套体系适应建筑师的思维方式，能够半自动化形成施工图。但是吕先生不是那种追求研究“广度”的人，她一辈子聚焦的是研究的“深度”。我的第二个阶段是跟着吴先生读博士。吴先生是战略大家，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研究所最辉煌的时期，他手下有“四大金刚”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帮他处理财务、生产、日常生活、社会关系维持等这些具体的事务。他是典型的一个战略大师，但是他手下得有一个足够强的团队，才能够共同支撑这些。我还有一个没有导师名号但带我时间更长的导师，就是徐莹光先生。我之所以成为规划院的创始人，其实跟徐先生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自他1993年从建筑设计院调回研究所，开始组建清华大学规划院，我一直跟着他学习。刚才张悦老师谈到，那时候看着我趴在巨大的图板上画图，这是跟徐老爷子学的，甚至有一次把整个专教腾空了在地上裱纸画图，最后这份图纸是挂在体育馆评审的，因为正常的会议室空间根本挂不下。所以对空间秩序的理解，对空间语言表达的理解，对空间行动的理解，包括如何认知一套空间系统的工程性支撑，是徐先生教给我的。现在很多人可能没有画过1：500的管线综合图，我们这代人的训练是可以一晚上完成若干平方公里的管线综合规划，调理清楚基本标高，管线上下层、左邻右舍的错综复杂关系。学过这些以后就知道，要用空间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基础语言是什么，基本的语法关系是什么，支撑这个空间运转的基本技术逻辑是什么，以及要采取空间建设行动的时候，基本序列是什么。要从不同的老师学不同的东西，同时还要看到他们的短板在哪里，如何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避免这些弱项，这其实是质疑能力。质疑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是维持学术开放心态的基础，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方面的基础。这些年，我们最艰苦的创业期过去了，开始进入一个大型企业的正常发展时期，但是我在最近的项目评审中也看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做项目、做研究的开放性其实是在下降的。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当年我们是怎么准备全国性和全球性大型竞赛的，基本把图书馆、资料室能搜集到的一切相关资料——从理论到图片，到设计手法等五花八门的资料，贴满了多功能厅墙面，从中寻找理念、感觉、手法、技巧等方方面面的东西。现在年轻一代反而这方面的训练越来越少了，甚至很多人连我们院曾经做过的项目、成熟的研究都忘记了，这带来一个什么问题？他的开放能力在下降，既没有学会去质疑别人，甚至已经不会自我质疑了。一根筋的东西越来越多，个人表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非常不好的走向。

同时，质疑能力也是永葆学术青春的基础。这个行业是最糟糕的评价恐怕就是同一个经验、同一套办法用几十年、用一辈子，这是办事员的水平。与时俱进是这个行业最迫切的一个要求，之所以能够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就是永远要在今天质疑昨天曾经形成过的结论。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质疑，是因为时代在往前走，时代的要求、诉求在往前走，跟得上，就是站在前沿的弄潮儿；跟不上，很可能会被淘汰。作为学术周的听众，很多人是年轻一代，像我这样行将退休的人不多。挑战一切权威应该是年轻人始终保持的心态。我在建筑学院是以观点易变出了名的，就跟我写书法似的——这个月写的一定会比前一个月好一点，现在回头看十几年前给大家写的书法，我会说“赶快把它撕了吧”。不管是一项技能也好，一个理念也好，还是一套思维模式也好，都是要不断变化的。在20年前产生的观点，在高速发展时期成型的东西，在当下都会有进一步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其实是来自于审问的能力和批判的精神，不是简单地去批判、评价别人，首先是要有能力批判和审视自己。

当老师当然最大的成就、最高兴的不在于带了多少人，而在于能看到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如果没有审问的精神，要做到这一点恐怕是非常难的。独立驾驭课题、独立驾驭论文、独立驾驭项目的基础，其实是在不断对质疑精神的培养中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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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之

接着谈“明辨之”。我们现在一谈“明辨之”，可能更多的会与所谓原则问题、政治正确问题挂钩。其实哪那么多原则问题，任何一个事物都遵循“二八规律”。真正对于原则底线的判断，在我们一生中所做的所有判断中的占比不会超过20%，绝大部分其实是基于思辨能力的判断。积累了知识，进行思考和反复的质疑，最后做一个判断——这是一个思维和辨识的过程，不是辨识黑白，而是辨识多元利益总和的最大化、最优化。当然视角不同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实践当中，如果城市更新只是满足所谓的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的诉求，这种更新的结果大概率是所有商业街都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连标牌、标识、门窗都是规规矩矩的，但这不是属于人的城市，更不是我们想要的繁荣城市。如果我们纯粹从资本的视角出发，永远从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出发，这种更新唯一的出路就是“拆一建几”的问题，从拆一建二、建三，一直到拆一建十二。当然，城市更新也可以追求民生，即“民”最大，事无巨细地收集每一位个体公民的诉求，试图在一个项目当中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解决方案，就像现在北京的12345热线“接诉即办”制度对各行政区的投诉答复率和解决率的要求。但是，12345的主体诉求其实往往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当然不排除也有一些是从社区利益出发或者从稍微宽泛一点的公共利益出发的，但占比相对较少。绝大部分直接诉求都与老百姓身边的琐事有关，尤其是与其个人利益甚至某时候是极端的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有关。这种诉求是否应该百分之百地得到满足？其实这也是可以从科学分析上建立思辨模型。大家可能觉得12345热线是中国政府的创意，其实美国在七、八十年代就有了政务热线，其中实施得最广泛的在美国纽约。但是在政务热线出现几年以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其服务指向发生了改变，因为这种机制不但没有形成更好的社区意识和社区的公益行为，反而推动了个人利益的极端化，把政府变成了一个为个人极端利益服务的响应机构，而不是能够推动基层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引领机构。

为什么在当下，要推动一种政府引领的城市更新，引领一种市场有为的城市更新，引领一种有利于社会建构的城市更新，在昌平“再转存”城市更新论坛上我讲得很清楚。政府引领的是宏观诉求、战略级的诉求和长远诉求；市场有为是基本的动力来源，如果通过更新不但没有降低社会运转成本，反而增加了成本，叠床架屋，加大了经济活动运营当中的制度化成本，那么这个更新就是失败的。如果不但没有创造出新的动能，反而把原有活跃的经济活动都拍死了，这场更新也同样是失败的。当然，这两年企业开始有社会责任的要求，上市公司有要完成的社会责任指标。这个社会责任指标是拿来扶危救困的，是解决城市更新中真实的弱势群体的需求，不能把所有的城市更新都变成社会救济行为。这是企业扛不起的社会责任，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思辨的过程，通过思辨而不是简单地判断哪些事物绝对是黑的、哪些事物绝对是白的，就如同摄影玩家的最高水平是玩出摄影作品高级灰的感觉，绝大部分大红大绿的作品是不被人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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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之

最后我谈谈“笃行之”。为什么要谈王阳明的“事上练”——是骡子是马拿出来练练，没打过仗的谈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基本是空谈。30年的教学经历，之所以我现在讲课还有学生愿意听、喜欢听，其实跟我这20年深度的实践结合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没有这些实践当中的积累、实践中的问题辨识，以及围绕实践不断扩充自我知识并加以改进，那么相当程度上这个学术的积累是无从谈起的。

最近我刚指导我的博士生沈毓颖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知识的再建构问题。当下的城乡环境、人居环境的建设也好，在改革过程中规划体系的再建构也好，其实在不断打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学科领域，甚至是跨学科的领域。行业行为当下的表征更接近所谓在七、八十年代学界提出来的超学科知识图谱的建构。这些有些是我们应然的知识，是有明确的逻辑的，有明确的学术路径，还有一部分或然性的知识是来自于实践的。这个恐怕根本不是念书念得出来的。就如同我曾经在有一次报告里面讲的：为什么学自行车一辈子不会忘？为什么不会骑车的人不能通过一本手册来学会骑自行车？规划也是如此，规划有相当一部分知识是可以拿手册来学明白的，然而在实践当中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规划师，有相当一部分是读一百遍说明书也搞不明白的，这种知识是战场上打出来的，是需要在战斗里不断成长的。最后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要在实践中去检验的。

在科技信息技术逐渐地向规划界渗透，甚至一度被吹得天花乱坠，恨不得以后城市规划由IT业来做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着急，很多人慌得一塌糊涂。这个没什么值得慌的，IT永远不可能替代当下规划师所做的工作。你将看到几年后所有的IT大厂第一个裁掉的可能就是智慧城市事业部，因为发现真的玩不转。一个只懂算法，只懂算法所衍生出来的统计学规律的人是处理不了城市问题的。很多人认为实时采集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对城市是有绝对好处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快变和慢变两种节奏的规律在起作用。决定一个城市好坏的是一个慢变的过程，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如果一个城市“傻”到要按照5分钟一次的短周期规律调整道路体系、交通组织能力，基本就掉进误区了。所以在“笃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战略指导的高度，有没有实践的深度其实与前面所谈的知识有关。如果不能“博学”，就会固守一己之见，一条道走到黑；如果不能“慎思”，在海量引取的学派、流派中可能左右都没抓挠；如果不能“审问”，对各种时髦的东西追都追不过来；如果不能“明辨”，没有思辨能力，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现象学的层面上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没有“笃行”的能力，没有下水的能力，所有的东西最后可能就是纸上谈兵。

所以我今天谈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但是不管是在处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出现的一系列发展问题，还是面对很具体的规划事务；探讨宏观土地资源的管理也好，进一步建构更适合人居的城乡环境也好，还是深入到基层的治理和基层治理能力的建设也好，其实离不开上述这些最基础的东西。我们犯的绝大部分错误也是在底层逻辑上的一些问题没想清楚，忙于表象，忙于按照不那么科学的思路迅速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如果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焦虑的时代重新有一种“坐中静”的心态，那么这种焦虑可能有所缓解；如果在这样一个欲望不知如何满足的时代，能够有舍有得，敢于在“舍中求得”，可能就能破解内卷式的欲望无底洞。当你迷茫的时候，犹豫的时候，如果你的见识是“事上练成”，那么就可以减少很多迷茫和时代乱象当中的犹豫。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各位！

本文来源： 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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