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宋代诗词文本的成都古城景观研究
导读
历史景观承载着人居环境的历史记忆，是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重新认识历史景观格局有助于延续历史城市文脉、优化人居环境。诗词文本蕴含大量空间信息明确、审美特征突出的城市景观信息，对于识别历史城市景观格局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将厘清诗词文本与城市景观形态的关联，构建基于诗词文本分析城市景观形态的方法框架；并以宋代为研究断面，筛选近350首描写宋代成都古城景观的诗词，通过文本的可视化分析探讨成都古城景观体系，在地化梳理成都古城营建的诗化景观特征，以期与现代城市空间发展相结合延续城市空间文脉，彰显城市特质。
本文字数：7793字
阅读时间：24分钟
作者 | 胡全熠、唐由海 西南交通大学
关键词
宋成都、诗词、语义网络、历史景观
#1
引言
快速城镇化使历史城镇景观文脉断裂。成都为典型古今重叠历史城市，在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发展中形成了独特优越的自然景观格局与丰厚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快速城镇化使城市空间文脉逐渐消逝，城市景观环境同质化现象突出，城市风貌千城一面。
成都“公园城市”建设倡导城市景观人文特质建设与营造诗意栖居环境。《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2018-2035）》提出古今融汇以延续城市空间文脉，营造诗意栖居的城市景观环境。因此，重新梳理成都城市历史景观体系与特征，发挥城市景观环境的历史价值十分重要。
古代诗词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景观信息，传达出历代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文化基因[1]，对于成都发展具有独特性与唯一性。将诗词塑造的独特环境观融入到现代城市发展中能有效创新当代城市特色，有助于进一步指导编制延续成都文脉、彰显成都特色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而宋代成都是城市形制向自由街巷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景观格局完善，呈现公园城市风貌的重要时期。因此，本研究以成都古城为例，基于宋代诗词研究宋代历史断面下的古城景观体系，总结古城营建的诗意美学价值，与当代城市空间发展相结合以期延续城市景观文脉。
#2
基于诗词文本
解析城市景观的适应性与方法框架
2.1 诗词文本与景观空间同构
诗词文本与景观空间具有高度对应的关系。诗词是意识化的景观，景观是外化的诗词[2]，诗词塑造的景观空间形象是地域化的文化基因，诗词蕴含的景观空间信息对识别历史景观格局有重要意义。
内容上，诗词以城市景观环境为创作本底，反映景观环境特征。诗词经历了从“观物取象”到“立象以尽意”再到“境生于象外”的发展演变[3]，其中，“象”代表城市实体景观要素，是诗词创作的本底；王昌龄将“物境”、“情境”、“意境”概括为诗的“三境”，诗词通过描述城市物质要素再现景观风貌，传达个人情感，引发大众对于景观的审美认知，形象化城市景观环境特征。城市景观具有自然与文化的双重属性，除景观实体空间外还承载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变迁的城市文化记忆。诗词与城市景观的双向互动作用营造出一定地域范围内独特的环境观与“诗意”栖居情趣。
形式上，诗词对城市空间单元进行要素化处理，通过要素组合展示空间序列，具有不同尺度下的空间对应性。“庭院”、“高楼”、“码头”等要素对应空间内的点状景观要素；点状景观要素在诗词中进行要素整合可以营造场景化的诗词意境，与物质要素单元在城市空间内组合营造的城市空间形态呼应，如“阡、陌”、“田、园”构成不同尺度下的线状与面状城市景观形态，点线面不同尺度下景观形态的组合有助于强化群化景观特征，塑造诗意的景观空间环境。
2.2 诗词文本中的景观空间分析
从诗词文本解读城市空间成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诗词文本具有样本量大、空间信息明确、审美意象突出的特点，不少学者基于诗词解析古代城市空间意境与审美认知，期望对现代城市空间文脉延续与可持续性发展提出借鉴与思考。
甄娜（2008）分析了诗词中塑造的城市景观风貌，解读城市景观环境的文化内涵[4]。李春玲（2020）将古诗词中塑造的山水景观意境与乡村景观相观照，运用语义分析方法析出成都平原乡村地域景观意象特征[5]。刘睿（2017）总结出宋词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并从宋词中观照城市空间形态[6]。以上研究意识到诗词与城市景观空间具有高度对应的关系，但未对诗词中的景观要素进行空间上的复原与落位，整体存在纯文本化、抽象化的特征。
温海涛（2005）总结了诗词中蕴含大量城市空间信息与审美情趣，将诗词意境融入到现实建筑空间建设中[7]。王澍（2018）重点研究了苏轼词塑造的景观意象的类别、情感、审美倾向与空间特性，并探讨其在城市园林中的应用方式[8]。以上研究开始对诗词意境进行落地化的思考，探讨赋予现实空间以诗词美学意境的途径与方法，但研究停留在建筑、园林等微观尺度的城市空间范畴内，缺少中、宏观尺度下的国土空间结构的整体研究。
因此，本次研究旨在以宋代成都古城为例，挖掘诗词文本中的城市景观信息，通过文本可视化分析梳理宋代成都群化景观类簇，并结合文本中的方位、色彩、物质构成等景观要素在地化梳理宋代成都古城景观特征。
2.3 诗词文本分析城市景观的方法框架构建
诗词文本有别于现代语义，处于复杂语义条件下，研究需建立基于整体语义鉴赏感知的诗词文本分析模型（图1），基于诗词文本解析城市景观形态的步骤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图1：诗词文本分析城市景观的方法框架
（1）数据采集与预处理：首先，筛选描写特定研究范围的诗词文本。诗词文本的选择一方面应包含描述特定研究区域的城市景观信息，另一方面文本信息应具有明确的空间特征，能对现实物质空间进行多方位、多尺度的描述。其次，筛选后的诗词文本应进行预处理。将同一要素的不同语义词条转化为标准语义，强化共性以反映单词的核心性值；对诗词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参考古汉语分词原则保留关键单字词；对诗词文本中的古今地名变迁进行替换与统一。
（2）语义分析及可视化呈现：经预处理与分词后的文本导入RostCM6软件进行聚类分析与语义网络分析，构建可视化网络语义图谱。语义网络为通过概念及语义关系表示二元要素间关系的网络图像，可反映语义要素间的结构特征与聚类关系，可通过语义网络辨析城市景观要素的群化特征与组合规律，解析城市景观体系。
（3）结果解读与验证：通过词频分析深入挖掘诗词文本中的特征性景观信息，在地化梳理城市景观结构，进行空间可视化呈现。首先，提取诗词文本对应的空间坐标点位，在现代城市空间范围内落位；其次，通过词频分析挖掘诗词文本中的色彩、空间构成要素等特征性景观信息，结合空间点位在地化分析成都古城景观特征。
#3
基于宋代诗词的成都古城景观研究
3.1 宋代成都古城概况
宋代成都古城整体呈现“内外双城、二江环抱、二水贯城”的城市格局。宋代成都整体具有“水网城市”[9]的特征，范成大曾有诗言成都：“十里珠帘都卷上，少城风物似扬州。”（范成大 《三月二日北门马上》）。此外，宋代成都市民游赏之风盛行，节令性集市间隔时间与规模大大超过唐代，涌现了城南麻市、万里桥边鱼市等一系列商业集市，并将唐末五代兴起的游赏习俗发展为游艺兼商业贸易的定期聚会，如上元节“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游赏活动招揽了大批商贩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各项游宴活动活化了城市公共活动流动空间网络，最终使得宋代成都城市发展突破里坊制的限制，城市街巷空间得到解放。
图2：宋成都城（资料来源：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
3.2 宋代成都古城景观的诗词文本分析
3.2.1数据采集及文本预处理
本次研究从《全宋词》、《全宋诗》、《历代诗人咏成都上下册》及根据地名关键词进行检索的诗词搜索网站中共筛选出350首描写宋代成都古城景观的诗词。提取诗词中出现的地名、景观等空间要素信息，借助RostCM6软件，将诗词文本中蕴含的多能指语义要素，进行标准化同义转译，凸显要素的核心性值，完成诗词文本的预处理。
3.2.2宋代成都古城景观文本的语义分析
经预处理后的文本导入Rostcm6软件中进行分词处理，从分词后的文本中共筛选出68个宋代古城景观地点信息，锦江、浣花溪、摩诃池、西园等是宋代成都诗词中描写频次较高的城市景观节点。将分词处理后的文本导入Rostcm6软件中，进行语义网络分析与聚类分析，软件自动识别要素间的语义关联强度并建立二元关系，生成语义网络图谱反映古城整体景观体系（图3）。图中距离中心更近的要素特征更加突出，更具代表性。输出语义网络的二值化共现矩阵，将其导入Ucinet6中生成景观要素的中心分数，作出雷达图（图4），判别景观类簇群化特征，宋代成都古城景观共分成六个类簇（表1）。
图3：宋代成都古城景观语义网络聚类图
表1 语义要素对应的空间点位及景观类型划分
①类簇一中：核心要素词条为“杨柳”、“翠竹”、“乔木”、“阁楼”、“池塘”，对应空间点位为西园、张园、故蜀别苑、合江园等，宋祁在《锦缠道》中记录成都古城园林“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睹园林万花如绣。海棠经雨胭脂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与学者对西蜀园林以水为主要造园要素，加以人工改造，植物配置因地取材或托物言志，整体呈现自然的生态环境的总结一致[10]，可将此类簇定义为：亭台园囿。
②类簇二中：特征性人工创造景观要素有“门庭”、“碧瓦”，自然景观要素为“古柏”、“山茶”，对应空间点位为大慈寺、净众寺、青羊宫、武侯祠等，相关诗词描写如“静院春风传浴鼓，画廊晚雨湿茶烟。”、“院锁玉溪留好景，坊题金马促繁弦。风流铺席堆红豆，潇洒门庭映碧鲜”；茶业是支撑宋代成都城市经济的重要产业，与学者对西蜀寺观重视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植物构建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特征吻合的认知一致[11]，可将此类簇定义为：寺院遗祠。
③类簇三中：核心要素词条为“星斗”、“暮霭”、“江水”、“轻舟”，对应城内锦江、浣花溪、摩诃池等城市水体，陆游曾写道：“投宿鱼梁溪绕屋，五更听雨拥篝炉”；与成都依水珥城、理水择居，具备与城市建成环境共生的河流水系生态格局的认知一致[12]，可将此类簇定义为：锦水江堤。
④类簇四中：核心要素词条为“药市”、“红楼”、“市井”、“楼台”等，对应空间点位为南门、圣寿寺、大慈寺等，田况曾记录大慈寺前蚕市景象：“高阁长廊门西开，新晴市井绝纤埃”，与宋代成都节令游赏之风盛行、依托寺庙楼台开展文化、娱乐、商贸活动的认知一致[1]，可将此类簇定义为：节令市集。
⑤类簇五中：核心要素词条为“野花”、“春江”、“泉水”、“峰岭”，对应宋代成都郭城外城市四郊景象，诗词中记载：“霁色澄鲜已断梅，江郊隐隐尚轻雷。层峦正对孤城落，健席遥看大艑来”（陆游《梅雨初晴迓客东郊》）；与学者对成都延续山水脉络、彰显整体形胜的城市近郊景观体系构建的认知一致[13]，而出郊野游从宋代开始成为蜀地居民普遍参与的集体行为[14]，可将此类簇定义为：近郊野游。
⑥类簇六中：核心要素词条为“雪山”、“西山”、“飞瀑”，对应界定成都平原地域边界的龙门山脉与龙泉山脉，诗词中多处记载了城内观雪山的景象：“千叠雪山连滴博，一支春水入摩诃”，“爽气雪山来，一瞬极千里”；与成都平原由两山夹持、纺锤形河流从西山发源的地形地貌认知一致[15]，可将此类簇定义为：远郊雪岭。
图4：各类簇中心分数雷达图
3.3 宋代成都古城景观的空间复原
将不同景观类簇的诗词文本归类，进一步通过词频分析提取诗词文本中蕴含的空间构成要素、色彩等古城特征景观要素词条及频次，在现代城市空间范围内复原宋代成都古城景观体系。
3.3.1特征景观要素信息挖掘
（1）亭台园囿：宋代成都园林发展极盛，依水而建了多个园林。城市中部有摩诃池、宣华苑等大型官方园林，是市民游览胜地，同时有助于强化城市结构，凸显城市形象与文化魅力；城市北部有西园、碧鸡坊等园林，西园是宋代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官方园林，园内楼阁、亭、台、茅庵等人工创造景观要素与池塘、溪流、花卉草木等自然景观要素形成良好的景观环境。城市南部有刘氏小园等私家园林；城市东部有东园、赵园、合江园等，“高林横霭丹青幅，乱蝶争花锦绣团。（陆游《小饮赵园》）”刻画出赵园内群蝶飞舞、百花红艳、一片生机的繁荣景象。浣花溪、草堂、百花潭是宋代成都具有代表性的郊野园林。宋代成都古城整体形成以摩诃古池苑为中心，以西园、草堂、万里桥、合江园为中心的四大景观片区，并通过水系与步行轴线强化节点间的联系，构成完备的城市园林景观体系。（图5）
表2：亭台园囿景观高频字词
从诗词记载中发现城内部分园林是定期举行各项夜宴集会活动的场所，如西园内：“银烛光中万绮霞，醉红堆上缺蟾斜。（范成大《锦亭然烛观海棠》）”，张园内：“燕宫海棠夜宴，花覆金船。（陆游《汉宫春 其一 张园赏海棠作》）”。银烛、霞、醉红、金船描绘出豪华的夜宴场景，侧面反映了宋代成都市民生活高度解放、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社会生活稳定的城市环境背景。
对诗词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池塘、小溪是出现频次较高的景观要素，印证了宋代成都城市园林依水而生，园林溪流野水繁密的特征；园林的植物配置多采用海棠、翠竹、梅花，整体色彩以红色、丹青为主，以表达文人清白坚韧的精神志趣。
图5：宋成都亭台园囿景观结构示意
（2）寺院遗祠：从宋代成都诗词文本中，共提取出净众寺、安福寺、大慈寺等22个宗教寺院景观，通过词字频分析发现（表3），“门庭”、“台阁”、“庭院”是寺院建筑环境氛围营造的关键场所，实际建筑环境整治应注重此类节点空间的环境塑造。“山茶”、“修竹”、“梅花”、“古柏”等植物花卉起到强化建筑空间意象的作用。“废苑”反映出因两宋战乱或市民思想进一步解放，城内部分寺院已不具备宗教职能，成为虚化的文化记忆。“红”、“金”、“碧”为宋代成都寺院建筑整体色彩风貌。“花”、“春”点明了一种万物复苏、生机蓬勃的背景环境，诗文中对寺院的描述常常在此背景下出现，从侧面反映了佛教、道教寺院在宋代成都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传达了宋时成都市民普遍于春日在寺院朝拜以表达美好的心理寄托与希冀的城市景象。
表3：寺院遗祠景观高频字词
（3）锦水江堤：“锦江”、“浣花溪”、“摩诃池”是组成宋代成都城市环境的重要城市水系。“岸堤”、“轻舟”反映宋代成都城市水体具有生活性特征；诗文中记载了浣花溪、锦江两条游江路线，“春”为游览锦水江堤的环境时节，与《岁华纪丽谱》中记载的宋时成都二月二日与四月十九日两次大小游江活动一致；“星斗”、“夜月”反映游江活动持续到夜晚。“花”、“绿”、“桃李”描述了水岸边生机勃勃、繁花茂盛的城市景象，也表明宋时成都市民依托水岸开展了系列日常生产活动。除锦江、摩诃池、浣花溪外，诗词中还记载了宋代成都城内的江渎池、万岁池、洗马池、芙蓉溪等城市水体，“江”、“池”、“溪”、“野水”反映了宋代成都城内多层级的水网体系。
表4：锦水江堤景观高频字词
（4）节令市集：宋代成都古城内涌现了蚕市、灯市、药市、夜市、麻市等大批专业化的节令性集市，子城南门即五门、大慈寺、圣寿寺、青羊宫到浣花溪路段是各项节令市集开展的关键场所。（图6）蚕市主要在圣寿寺、大慈寺、南门前出现，仲殊在《忆江南》中描述了春日蚕市热闹繁华的场景:“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遨灯火上红楼”。药市于重阳日在南门附近的玉局祠前举行，京镗在《木兰花慢 重九》中记载道：“算秋来景物，皆胜赏、况重阳。正露冷欲霜，烟轻不雨，玉宇开张。蜀人从来好事，遇良辰、不肯负时光。药市家家帘幕，酒楼处处丝簧”。灯市于元宵在锦里举行，京镗在《绛都春 元宵》中写道：“火城灯市争辉照。谁撒、满空星斗。玉箫声里，金莲影下，月明如昼”。从词字频分析中发现，药市与蚕市是出现频次更高的两大集市，反映了药业与丝织业是宋代成都两大核心产业。“笙歌”、“酒楼”、“夜”与市集一起出现，表示宋代成都城内专业化分工的集市是承担游赏集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印证了宋代成都将唐末五代兴起的游赏习俗发展为游艺兼商业贸易的定期聚会，而各项游宴活动均持续到夜晚，进一步体现了宋代成都高度流动的公共空间活动网络。
表5：节令市集景观高频字词
图6：宋成都节令市集分布
（4）近郊野游：“小路”、“杨柳”、“古木”、“村落”刻画出城市近郊整体景观风貌特征。以“郭城”为界，从词频分析中可以看出“峰岭”是城市近郊景观中较为核心的构成要素，宋代成都市民普遍于春日登山野游。东郊指城东门外紧邻城区的地域范围，东郊内主要景观节点为合江亭与海云山（今狮子山），赵抃在《游海云山》中写道：“缥缈齐云阁，遥闻摸石池。物华春已盛，人意乐无涯。罗绮一山遍，旌旗十里随。花棚夹归道，骁骑看星驰”，可见海云山在宋时环境优美，珍绮丛生，围绕山体修建了楼阁、寺院、方池等系列城市外部景观，是市民游赏享乐的胜地。学射山（今凤凰山）位于北郊，同为市民登临野游之地，田况在《三月三日登学射山》中写道：“门外盛车徒，山半列廛市。彩堋飞镝远，醉席歌声起。回头望城郭，烟霭相表里。秀色满郊原，遥景落川涘”。西郊主要指浣花溪一带，从笮桥门而出，从青羊宫行至草堂为浣花溪野游路线，沿路可见村落梅花盛开，吕陶在《浣花泛舟和韵》中写道：“野店村桥迤逦通，蜀江深处茂林中。花潭远漾春波绿，綵阁相迎画舫红”，诗句描绘出春日泛舟野游于浣花溪的幽美场景。（图7）
表6：近郊野游景观高频字词
图7：宋成都近郊景观分布
（6）西望雪岭：西侧连绵的雪山是成都古城重要的景观面。成都地处西侧龙门山脉与东侧龙泉山脉夹持地带，横向上形成了封闭的菱形盆地景观单元，竖向上形成了从平原中心向周边阶梯状抬升的地域景观面，具备独特的区域景观环境。岷山及西部群山距成都平原直线距离约80km，为在成都看雪山提供了良好的视觉条件（图8），诗词中也记载了较多从成都遥望西侧雪山的场景，从诗词中共提取出了海云山、大慈寺、西园、五门楼、筹边楼、武担山等雪山观景点，整体而言朝西北—西—西南方向是最佳观景方位。因此，控制成都平原西部建设规模与开发强度，预留良好的视线通廊，对于维护成都西侧的雪山景观面，强化雪山城市印象尤为重要。
表7：西望雪岭景观高频字词
图8：西郊雪岭景观示意
3.3.2景观体系特征
宋代成都具有城郊互融、城水互生、城人互动的城市景观格局。通过诗词文本的语义网络分析，宋代成都古城景观体系由亭台园囿、寺院遗祠、锦水江堤、节令市集、近郊野游、远郊雪岭六类构成；追溯中心分数较高的景观要素描述对应的空间点位，在地化梳理出宣华苑、西园、杜甫草堂、万里桥、合江亭等特征性景观节点，锦江、浣花溪为特征性城市水系，城市近郊如东郊与西郊、远郊岷山山脉为特征性城市景观面域；具有“层级分明，点线面不同尺度景观交融；城郊互融，内城与郊野景观通过轴线与视线贯通；山水互动，与近水互动、远山互望；整体融入区域景观格局”的景观体系特征。（图9）
图9：宋成都古城景观体系示意图
#4
结论
研究古城的历史景观格局，对地域景观营造与历史文脉延续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
1
宋代成都古城整体色彩以红、绿、碧、青为主；
2
海棠、翠竹、梅花是强化城市空间内涵品质的关键自然景观要素，可通过面状铺陈、线状连接、点状强化合理应用以上要素奠定城市空间环境氛围；
3
宋代成都城市水网密集，依水而建了多个园林，具备“公园城市”的特征；城市中部的大型水体摩诃池、城郊外的浣花溪等城市水系活力较高，起到了加强城市凝聚力，体现城市精神的作用；
4
宋代成都每月均有专业分工明确的节令市集，蚕市与药市是两大核心集市，集市多依托五门楼、大慈寺、圣寿寺、梵安寺等寺庙开展；
5
成都古城与西侧龙门山脉具有良好的视线关系，从成都古城望西侧雪岭是成都特有的城市景观，规划中应控制成都平原西部建设规模与开发强度，强化雪山城市这一特征景观。
本次研究基于诗词文本解析宋代成都古城诗化景观特质，结合考古资料与景观遗存在地化复原宋代成都古城景观空间体系，重新审视了现今景观建成环境的历史内涵，研究对于总结传统营城智慧，对标现代城市空间建设以优化城市景观格局，延续城市空间文脉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向下滑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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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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