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 李郇:可计算乡村——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构建
导读
2022年12月25日,以“以人为核心的小城镇发展与规划”为主题的2022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在线召开。本次年会特邀了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李郇教授作题为《可计算乡村——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构建》的主旨报告。
本文字数:399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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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郇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导,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01
乡村建设:国家与乡村互动
从古至今,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构建,一直是上下求索的问题。《周礼》记载,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形成乡村聚落;再往上逐渐聚合形成族、党、州、乡,在一个大区域内形成一个守望相助的家国体系,实现家与国、国家与乡村的有效连接。
而在新时代,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通过投资、建设等方式,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把资源与服务下沉,通过产业、生态、治理等再造国家与每个农户关系。
1.1 国家-社会关系是乡村研究的重要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是乡村研究的重要视角,其中施坚雅从市场关系切入,将村庄与大市场、村庄与大社会、基层与上层、国家全域与地方社会联系起来,提出乡村市场结构的空间等级体系:小市—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地方中心。
黄宗智从经济关系切入,以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法引入乡村研究,从分析农户的经济关系入手,通过建构国家、士绅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将微观与宏观连接起来。
弗里德曼从宗族关系切入,认为宗族关系是国家与村庄之间的媒介,或通过入仕的宗族子弟与国家连接或是宗族通过自治、对立与国家连接起来。
1.2 乡村建设是国家对公共空间的治理和农户日常生活的结合
古代乡村建设包括驿道、驰道、水利、集市、庙宇、宗祠等,乡村建设既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投资实施,又依靠地方宗族和农户自下而上的管理维护。
以水利建设为例,国家与宗族以水利设施为载体,保障农民农业生产,维持社会稳定。同时以水利为中心,不仅能围绕水资源的分配模式,孕育出从散村到城镇的聚居形态,延伸出区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村民对于用水时长、清淤、维护等水资源的规范体现了乡村的集聚自治。
以庙宇为例,庙宇祭祀体现的是自下而上的民间信仰和自发行为,而庙宇的建设与等级不同,则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官方教化。因此乡村的各类建设体现的是国家对于公共空间的治理和农户日常生活的结合。
1.3 乡村建设是转型过程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手段
在近代,梁漱溟、晏阳初等通过乡村建设启迪民智,开展救国试验。由于“大脱嵌”轴心革命的影响,“农业恐慌”“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等危机全面暴露,涌现出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实验”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们以“启迪民智”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振兴和建设农村的主张,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具体的试验,如创办合作社、设立公共卫生所、乡村幼儿园等。
在计划时期,建设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策略是为了改变中国当时最基础、最贫穷的社会单位——农村现状而制定的;针对中国农村经济体制衰弱、生产发展缓慢、人口下降的现象而诞生的。乡村建设成为当时国家动员社会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以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1.4 乡村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乡村建设是重要的抓手与载体。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和要求;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调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要求“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2
传统乡村研究的局限性
2.1 乡村量大面广、极其分散,导致数据获取困难
与城市的集中性、规模性特征不同,分散性是乡村的典型特征,形成了县—镇—村的等级体系,其中村庄是最小的单元。而中国当前有1475个县(包括县、自治县、旗、自治旗,不包括县级市),约有245万个自然村落,分散在中华大地960万平方公里上,而村庄普遍规模小、密度小,一个自然村平均规模约为200人。由于乡村的分散性与小规模特征,导致乡村数据获取非常困难。
2.2 乡村地域差异大,既有典型性又有特殊性
中国乡村情况多样,不仅由于自然条件与民族文化而形成不同的农房形式与村落形态,同时因流域文化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村落布局,同时自古以来乡村存在着南密北疏特征。例如在华北省份的黄河流域,由于紧密相连的耕地和农舍形成的聚居型村庄;而在华南省份扬子江两岸,由于分散分布的耕地和农舍形成散居型村庄。
2.3 乡村研究主要以个案的方式开展
现有乡村数据以县域尺度为主。县是农村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较好,但难以精细、准确地刻画农村地区的基本情况。全国30056个乡镇、245万个自然村落规模庞大,区域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导致乡村数据获取非常困难、成本高昂。
这也导致当前乡村研究方法,主要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开展。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剖析一个地区乡村发展的状况,但难以展现全国乡村的整体性面貌,并且个案与个案之间由于差异性较大,难以进行横向与纵向上的比较。
03
构建全域性的国家与乡村关系
——可计算乡村的框架与实证
3.1 可计算乡村的框架
国家与乡村的互动在时空间框架中展开。既有长久的历史过程,又有广阔的空间格局,其最终的时空间演化目标是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乡村是重要的人居环境系统,包括自然地理、产业经济、居住空间、基础设施、制度文化等多维剖面特征。乡村自下而上形成自组织的村-镇-县体系。
可计算指对乡村进行自然、产业、基础设施、居住空间等多维剖面特征的解构、感知和计算,探索国家与乡村的互动过程,综合研判乡村发展态势,形成多情景模拟过程的一系列技术方法体系。
3.2 可计算乡村的技术路线
可计算乡村技术路线的核心是乡村要素“图—数”关系的智能解译,通过深度学习方法解译乡村要素,并与问卷数据、统计资料等定标数据融合,形成“图—数”对应关系,预测第三方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可计算乡村依托遥感、无人机与手机等多层次感知终端,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乡村图片大数据众包协同生产与采集,形成遥感影像、无人机影像与村景图片三大数据体系。
可计算乡村的目标是促进乡村建设评价和可持续发展,重点围绕乡村农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山水林田湖草等展开监测、感知与计算,分析乡村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促进乡村建设评价、规划与行动,最终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图1)。
图1. 可计算乡村技术路线
3.3 可计算乡村实证
3.3.1 全国农房一张图
农房是农户最重要的资产,是当地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反应中国乡土文化变迁的代表。以遥感大数据为乡村研究提供“全景式”的素材,卫星平台从太空中拍摄地面的遥感影像,大规模、高精度、时序性地记录地物信息,为整体地农村发展测度和动态感知提供基础,并利用深度学习识别遥感影像中的农房,从而形成以建筑单体为基础的中国农房数据库,形成全国农房一张图。
本次研究共识别出约1.54亿栋农房,涵盖中国1484个县,农房总建筑面积约189.6亿㎡,县域户籍人均农房建筑面积为46.9㎡,这与国家2019年住户抽样调查结果48.9m2基本一致,证明了农房一张图的可信性(图2)。
图2. 全国农房一张图
3.3.2 农业区划下的镇域农房密度研究
依托遥感、无人机能够对农业区划下的镇域农房密度进行研究,在中国呈现出三个密度梯队(图3)。
第一密度梯队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与华南区,其中黄淮海区农房呈现出过密化、平均分布特征(镇域农房密度为 18000m2/km2);长江中下游区与华南区分布相对平均(密度低至6000m2/km2),建筑总体上沿着山脚与主要交通线路呈现线性集聚布局。
第二密度梯队为黄土高原区、西南区、黄土高原沟壑地区、横断山脉地区,其中黄土高原区与西南区,分布相对平均(密度降至4000m2以下);黄土高原沟壑地区、横断山脉地区农房呈线性分散布局的特征,西南区盆地地区农房布局相对平均。
第三密度梯队为甘新区、内蒙长城沿线区、东北区、青藏区,其中甘新区、内蒙长城沿线区和东北区农房密度较为稀疏(密度仅1500m2/km2);青藏区建筑密度非常稀疏,农房分布最不平均,主要集中在雅鲁藏布江及支流沿线(密度仅为97m2/km2)。
图3. 农业区划下的镇域农房密度研究
3.3.3 聚落分形研究
分形是乡村与国家关系的构建方式,“五户为邻,五邻为里”,国家通过分形的方式,以农户为基础,聚落(邻里)为单元,对基层乡村社会进行空间编排,形成省-市-县-镇-村体系,实现对乡村的有效联系。
而其中农房是农户的空间表征,研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农房空间分布呈现高度分散化的分形特征。假设当分维指数为1时,为适当紧凑而集中的空间格局;然而,全国实际的分维指数为0.53,农房分布高度分散;各省分维指数均小于1(图4)。
图4. 聚落分形研究
3.3.4 “村景拍拍”图文众包平台
研发“村景拍拍”图文众包平台,利用手机等多层次感知终端,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乡村图片大数据众包协同生产与采集。互联网用户可在“村景拍拍”平台上记录并展示自己的家乡,可支持各类乡村调研活动,包括乡村建设评价、大学生寒假返乡调研活动、春节晒年味活动、清明踏青等节气活动(图5)。
图5. “村景拍拍”图文众包平台
3.3.5 农房品质众包主观评分
农房品质是农户追求美好生活的体现,通过“村景拍拍”图文众包平台,收集了全国1万个村庄,5万张村景图片,获得36万图次的评分。基于众包评分、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实现了对农房品质的自动化评价,并预测出农房品质,揭示了中国农房品质南高北低的区域差异格局(图6)。
图6. 农房品质众包主观评分
04
总 结
乡村建设是国家对公共空间的治理和农户日常生活的结合。但由于中国乡村数量多、高度分散、地域差异大等特点,乡村数据变得十分匮乏,难以突破个案的研究,从而走向了以区域为主的中观层面,尚未实现微观到宏观的有效衔接。
但同时由于乡村建设以空间为载体,产生可度量、可计算的空间数据,使得全局性计算成为可能。因此,本研究提出了可计算乡村框架,探索国家与乡村在时间与空间维度的互动过程,以期推进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振兴。
报告整理:李帅(同济大学);报告初审:陆嘉(同济大学);报告终审:李郇(中山大学)。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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