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 | 《孟子》第七讲：了解人性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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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内容《《孟子第七讲：了解人性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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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人性问题
孟子生于战国时代，周天子名存实亡，各国诸侯争战不休，百姓苦不堪言。乱世之中到处可见痛苦、罪恶与死亡，于是知识分子各陈己见，百家争鸣，都想对人类社会有所助益。面对这样的处境，若想标本兼治，提出一套学说来导正人们的观念，那么首先非深入探讨人性问题不可。
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人类表现在外的言行，那么作为这一切基础的人性是怎么回事？孟子精通古代经典，其中累积了千年以上的智慧，自然会对人性有所着墨。
孟子在劝导齐王爱好大勇时，引《尚书‧泰誓》所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孟子·梁惠王下》）意思是：天降生万民，为万民立了君主也立了老师，要他们协助上帝来爱护百姓。
由此可知，百姓需要君的治理与师的教化，否则无法善度人生。孟子上溯历史，说在尧舜时代对百姓很担心，因为“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
这句话特别重要，其意为：人类生活的法则是：吃饱穿暖，生活安逸而没有教育，就和禽兽差不多。为了使人真正脱离“禽兽”世界，所需要的教育是什么？不是求生的知识与技能，而是做人的行为规范。
孟子继续说：于是圣人任命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在此所谓人伦即是“五伦”：五种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也即是我们所说的“善”。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则百姓的表现就会“近于禽兽”。反之，人类接受这样的教育，明白了善是什么，然后才有可能行善。
我们由此立即联想到的问题是：如果人要学会善是什么才有可能行善，那么人性本身当然不能说是“本善”了。但似乎也不能说是“本恶”，因为若是本恶，则要人行善，岂不是违反了人性？违反人性的教育又怎能持久，又怎能带给人幸福？
如何厘清此一问题？关键在于：肯定善与恶都是人在具体生活中的行为表现，因此不宜用“本善”或“本恶”之类的本质论观点来看待人性。
于是，初步结论是：
第一，人的本性不可用善或恶来规定，但是万物之中“只有人类才会有分辨善恶及行善避恶的要求”，因此善恶必与人性有某种关联，我们所能论断的是人性若非“向善”即是“向恶”。
第二，在判断人性是向善还是向恶时，要参考的是人心：人心若是“行善则心安，行恶则不安”，那么就可以肯定人性向善了。
孟子有关人性的论述，大致如上所说，其细节将铺陈于后。
人与禽兽之异
人若未受五伦之教，不懂得道德规范，就“近于禽兽”。但是就算接受教育，还需要不断行善，否则依然让人担心。孟子有一句话，谈到人禽之辨，他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意即：人与禽兽的差异，只有一点点，一般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了解事物的常态，明辨人伦的道理，因此顺着仁与义的要求去行动，而不是刻意要去实践仁与义。
试问：人禽之间的“几希之异”可以丢弃也可以保存，由此可以分辨是凡民还是君子，那么这种“丢弃”与“保存”是一劳永逸或一旦做了就没有改变或修正的机会吗？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若是一去百去，凡民从此永远与禽兽无别，那么何必再奢谈什么教化？而君子一存永存，从此也不再需要行善了吗？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动态观点来了解人性，亦即看人能否真诚反思而自觉内在的行善动力。这一点稍后再谈。
孟子以舜为例，说他“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意即他是出于真诚，由内而发要求自己行仁义，而不是由于外在的要求或压力才去行仁义的。舜是孟子描述最多的古代圣人，以他为例应可进一步说明人性的底蕴。
孟子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意思是：舜住在深山里的时候，与树木、石头作伴，与野鹿、山猪相处，他与深山里的平凡百姓差不了多少。等到他听了一句好的言语，看见一件好的行为，学习的意愿就像决了口的江河，澎湃之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由此可知，舜原本与凡民没有什么差别，只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在“闻一善言，见一善行”之时，会引发强烈的学习与效法的动力。
何以如此？原因是舜“真诚”到极点，因为闻见了“善”而使内心原本有的“向善”要求全面涌现到无法抵挡的程度。这也正是他“由仁义行”的最好说明。
孟子在肯定人生正途是“思诚者”（想要真诚）之后，清楚地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意即：真诚到极点而没有善的行动，是不曾有过的事；没有真诚，是从来不会有善的行动的。这句话用在舜的例子上，完全合适。
了解了人与禽兽的差异，接着可以直接探讨孟子的人性观点了。
何谓人性向善？
孟子谈论人性，有一个重点，即是：顺着人性的自然趋向，就会行善。他为此与告子多次辩论，值得稍作介绍。
首先，把杞柳的枝条做成圆形的盘子，这是顺着杞柳的本性，还是扭曲其本性呢？人之行善亦是“顺着”人性的自然状态而完成的。（《孟子·告子上》）
其次，水在自然状态下一定向下流。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正如“下”是水之所向，“善”也是人性之所向。
这里一再提及“自然状态”，是因为这样才可解释“人为何行恶”，亦即陷入某种“不自然或不正常”的状态。
譬如，用手泼水让它飞溅起来，也可以高过人的额头；阻挡住水让它侧流，可以引上高山。这表示是外在的形势使人为恶。
若是没有固定的产业或者遇上收成太好或太坏，人心就容易陷溺而受环境左右，使人做出恶行。儒家重视政治与经济政策，其故在此。
其次，人的良心也可能受耳目等欲望所遮蔽，以致失去其本来状态而误入歧途。此所以孟子提醒人要认真修养“求其放心”。
然后，社会上出现各种异端，讲述似是而非的理论，如杨子主张凡事只为自己考虑，墨子主张以平等心态兼爱世人，这些说法推扩出去就将蛊惑人心，造成偏差行为，导致天下大乱。此所以孟子大声疾呼，以求“正人心，息邪说”。
孟子以“牛山之木”做了最好的说明（《孟子·告子上》）。牛山的草木曾经茂盛，后来遭人砍伐并放牧牛羊，以致成了秃山。
试问：山的本性是什么？若是茂盛草木，则表示人性本善；若是光秃无物，则表示人性本恶。答案是两者皆非。山的本性是“能够”长出草木，只要给它机会，就自然出现生机。
同理，人的本性是“能够”行善，是处在一种动力状态，只要人一真诚，就会发现内心有四端出现，要求自己行善。
在自然状态下，人心有何要求？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理是合理性，义是正当性。任何合理而正当的言行都会使我心感到愉悦，正如肉类料理使我口感到愉悦一样。口喜欢料理，但不能说口中自有料理；心喜欢理义，也同样不能说心中自有理义。
人与禽兽的差异很少，其差异不在身体及其本能的欲求，而在于心。心若真诚，则会喜欢理义，亦即发出四端的要求，使人主动行善。
行善时，当然会由身体四肢来具体配合，因此孟子谈到人的修养，会有“养心、养气、养性”等不同说法，说法不同而所指未曾有别，其基础皆在于人性向善。
从人性到天命
肯定人性向善之后，人生正途必然是择善固执，而其最后目标自然是止于至善了。这样的进展过程一旦确定，人就有了某种使命。
孟子显然肯定人的这种使命，他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意即：短命与长寿都不改变态度，修养自己来等待任务，就是建立使命的正确方法。
在体认人的使命时，不能忽略人还须面对无可奈何的命运。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
意思是：没有一样遭遇不是命运，顺着情理去接受它正当的部分；因此，了解命运的人不会站在倾斜的危墙底下。尽力行道而死的，是正当的命运；犯罪受刑而死的，不是正当的命运。
对人而言，命运是盲目的、被动的、无奈的遭遇。由于天是一切的根源，所以任何事件都可以推之于天。此时天与命所指涉的十分相似，亦即“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
所以，孟子会说自己受人阻挡而未能见到鲁侯，是“天也”（《孟子·梁惠王下》），他也说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万章上》）
儒家思想的特色是：在了解了无奈的命运之后，依然坚持追寻及实践自己的使命。使命落实在人间，需要承担者具备特殊的能力。
孟子说了一段鼓舞人心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这段话提醒我们：若要成就大事业，造福天下百姓，就须经过身心方面的各种考验，如此才可以震撼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格，由此增加他所缺少的才干，为民谋福。
一般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也须尽其在我。譬如，颜渊是孔子的学生，但生当乱世又不幸早死，但他在孔门弟子中是“德行第一、好学唯一”。孟子将他与大禹、后稷并列，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
孔子本人的功业并不辉煌，但其德行、智慧、能力皆出类拔萃，孟子就肯定他是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得上的。
在孟子心中，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与能力。他同意“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意思不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天子，而是都可以成为圣人。
他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意思是：人的形体容貌是天生的，只有圣人可以完全实践这种形体容貌的一切潜能。
做个豪杰之士
翻开人类历史，我们看到人类的作为有好有坏，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今日亦不例外。
因此，一套负责的学说不会轻易论断人性为本善或本恶，而必须根据客观现象深入分析。一方面肯定人性与善恶有关，同时留意人在行善与行恶时的不同感受。
当人真诚面对自己时，行善则心安，行恶则心不安。因此，谈人性不宜只就人与禽兽所共有的“身体”条件来考虑，而必须聚焦于人的“心”。
孟子有“身心合一”的观点，所谓“体有贵贱，有小大”（《孟子·告子上》）意即：身是“小体”，心是“大体”。以心统身，是以大体指挥小体，按照心的要求去让身体具体做成善事，如此即是走上人生正途。
能否成就某种大任，要靠机缘配合，因此孔子与孟子都无法左右天意，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其在我。
我们一般人亦不必勉强寻求事功，而须努力修德行善，做个真正的人。
孟子说：等待周文王出现之后，才振作起来的，是一般百姓。“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
即使没有圣君贤相，我们照样可以立志做个豪杰，振作起来，真诚待人，勇于行善，朝着人生的更高境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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