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粪到垃圾，什么样的青春竟如此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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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粪到垃圾

女小人（作者自称——小编注）1993年进清华做研究生，在固体组（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课题组），不过大家习惯叫核组（放射性废弃物处理处置课题组），核组的办公室和实验室不在环境系，在工物馆（工程物理，其实就是核）。核组的同学其实不怎么做核，不过每个月有15块钱的辐射补助。

那年头研究生不多，一个导师1年招1个。我那届核组5个，四个硕士一个直博是老蒋。

我的导师是老俞珂，俞老师出名地风流潇洒，60多岁了，端端正正骑个大永久，西装革履，雪白的头发一丝不乱。

传说中俞老师曾经很邋遢，后来出趟国，颇受刺激，洗心革面，直到如今。我是俞老师关门弟子，进校他就退休了，他又是核组资格第二老的，所以没人管我，自由自在地晃了三年，从此养成在名校中众人皆忙我独混的良好习惯，此是后话。

进校不久，老俞珂给我交待课题，做禽畜粪便。那年头集约化养殖并不多，北京周边还找不到几家大规模的养殖场，对环境也没什么污染。

不过老先生是有眼光的，看到了问题的发展。也没有什么项目经费，就让我开始做。到如今养殖场遍地开花，无水不污，研究也多，立项结题很热闹，粪便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也是后话了。

我拿了课题，先跑到图书馆去找一圈资料，那年头没有电子文献，看书得上图书馆，清华图书馆很热门，要占位置、抢板凳，这难不倒我。清华还有外文原版书和期刊，大开眼界。

图书馆里带复印室，复印太贵，1页3毛钱，我一个月生活费才100，舍不得，就用手抄，抄在‘工作日记’上，实在抄不了的图再复印，剪下来，贴到工作日记上，三年下来连抄带糊，弄了厚厚的6大本，后来都没了。早知道今天copy、paste的写作妙法，早该发论文了。这也是后话。

资料看得晕晕乎乎，就跑出来了。骑了个全身乱响、在清华安度三年的自行车，晃晃悠悠进了北京市畜牧局。我也忘了怎么找上他们的，总之是稀里糊涂地就找上了门。

那年头衙门比较好进，技术人员很热情地接待我，给了好几本资料汇编之类的东西。告诉我全北京就中国农大搞这玩意儿比较多，还有现成的大粪可以去捞点。我晃上自行车，颠儿颠儿又跑到北京西北角的农大。

那会儿农大那个破啊，门口的路简直连自行车都骑不过去。进去找了两个老师，忘了哪两位（老年痴呆预先发作）。

老师的音容笑貌忘了，可当年给我的帮助一直没敢忘。那年头老师们似乎没什么事，也不跑项目，也不开会出差，大多蹲在实验室里。

我糊里糊涂找上门，他们高高兴兴接待。领我到实验室转了好几圈，到底是专业的，什么大粪都有啊！鸡粪、猪粪、牛粪，有一天居然还来了马粪。

堆肥的、青储的、发酵的，品种也齐全。我在农大混吃混喝，跟着老师们上食堂，把我的实验方案制定出来了。

我做堆肥，准静态条跺式强制通风好氧发酵，详情不述，省得大家啪板砖。取其简单易行、经济实惠。我悬摸了半天没想明白，到底是堆鸡粪还是堆猪粪。

鸡粪营养价值高，发酵也快；猪粪粪尿分离困难，比较有挑战性。牛粪马粪那会儿找原料困难就不搭理了。没等我选好粪，导师发话了，‘女孩子，整大粪不合适，回来吧，搞点好东西’。我最后一次帮农大的老师们测了几砣大粪，恋恋不舍地打道回府，开始搞好东西—垃圾。

那年头固体组研究生基本上都搞垃圾。填埋、热解、堆肥、发酵，该用的招儿都使上了。我是半道从大粪堆里跑回来的，该埋该烧都安置好了，我就挑了个厌氧发酵。

那技术比较新鲜，可惜一直没弄起来，从此奠定我一生人方向：比较新鲜而无用，这是后话了。

换成垃圾时我已经研二了。当年清华本科生是五年，第五年全年做毕业论文。暑假后开学本科生进组，分配给研究生，沈红跟了我。

沈红是上海人，很能吃苦，我遇到的上海人都很能干，奇怪。我领着沈红，两个女小人，开始搭实验装置。

那会儿清华每个系都有自己的加工车间，环境系的在图书馆边上，是个破破的棚子，师傅水平不怎么样，把我们的反应罐做得很难看，取样口还开高了。

我们天天在里面混，看到什么好东西诸如角铁、橡皮管之类的就往自己怀里揣，我们的装置一半是师傅加工的，一半是自己搭的，用各地悬摸回来的东西。那年头研究生都这么干，好像没有谁的装置是买的，自己动手是清华传统。

折腾了一个月，我们的装置连大带小都弄好了，大家伙足有20L，弄了个三轮车拉回来，乒乒乓乓地抬到四楼，在一堆家什中给它找了个地儿。

那会儿核组老师不分家，所有人的所有东西都堆在所有实验室（除了周师兄的放射实验室），挤成一团。谁要干活自己找地方，把原来堆的东西拔拉拔拉，居然又能弄出块地盘。

我俩比较霸道，拔拉出来老大一块，没用完，被两个不劳而获的坏小子瓜分了。那辆三轮车，也不记得从哪里找来的，好像系里某个角落淘出来的，基本成了我们专用。

关键原因是实验设计错误，弄了个20L的大家伙，天天要给它喂吃的—垃圾。

我拉着沈红，蹬着三轮车，天天在清华园里乱转，找垃圾桶拣垃圾。拣垃圾的不只我俩，还有一个小师妹，忘了名字了，很美很能干，家是燕山石化的，她跟胡老师做毕业论文，垃圾分类。

天天揣张大报纸，拎把称，满北京城里扒拉垃圾桶，把人垃圾桶里的东西倒出来，按纸张、玻璃、金属、厨余、砖块等等分类上称，称完了又给人倒回去。

她那个论文大概称了10吨垃圾。我们有时候在校园里喜相逢，就互相搭把手。在学校里转了大约1个月，食堂的大师傅终于发话了，‘你们天天蹲在我这儿拣什么拣啊，直接上垃圾场不就完了？’晕倒，我们枉在清华混了n年，居然不知道清华还有个垃圾场。

既然得到师傅指点，我们不再打游击战，开始在垃圾场蹲点。清华的垃圾场在东北角，变电站边上，老大一片，全校的垃圾用马车拉过来。

后来改造了，变成个雪白的大楼，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我们那会儿，跟着马车走啊走，走到没人的角落，就是垃圾场了。

垃圾场的师傅第一次查了我们的学生证，后来就任我们与马车共同出入了。垃圾场里拣垃圾比从各处收集效率高多了，1天1个小时就能搞定。人是最贪心的，以前什么都往实验室拉，现在选择多了，我俩就开始挑肥拣瘦，不漂亮的我们不要！

拣回来的垃圾，还要加工，最简单的是颗粒均化，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拿把菜刀把大的剁成小的，最细的一组实验是1cm粒径，剁得我们那个辛苦啊，直骂自讨苦吃。

我们有一把很好的菜刀，后来又添了一个豆浆机—粉碎用，对付垃圾前我们先在宿舍里做了一顿饭，以不虚此刀。切好了，还要调水分和营养物质。

接种的微生物是污水厂拉回来的污泥，正好几位同学都要用，搭了个伴上污水厂取，那会儿也没有出租可打啊，几十里地，20L一桶的污泥架在自行车上就骑回来了，男生3桶，女生2桶。

那会儿拉污泥直接去，跟师傅说一声就行，不比现在，要进厂拉泥费老事了。污泥不能一次都用了，还得留一部分养着，以防反应器里的死了好补充。

我们留在一边养的污泥，一直都很乖，放寒假时出了一次事。大家都回家过年了，老师们也不怎么来，那两桶污泥，自个儿长啊长地，厌氧发酵，产起气来了，也没人看到啊，先是把桶给涨得鼓鼓的，1995年某月某日某时，就爆炸了。

那个好看啊，满屋子都是飞溅的污泥，臭气熏天。直到开学来开窗通风好久也不消失。以前徐老师老骂我养垃圾把实验室养臭了，污泥爆炸后他再不骂我。

这是我在实验室两年经历的第一次安全事故，当时没人，有人也没危险，就是喷一脸泥。后来我们实验室放假再不留污泥了。

我在实验室还经历了一次安全事故，那是我自个儿干的。核组实验室在工物楼顶层，上面用木架子和毡板搭了个阁楼，放着组里数十年来积累的各种各样好东西。

女小人有着天下女人的通病：喜欢置家什。我进组第一天就看上了阁楼，好不容易等我的垃圾罐在实验室里扎了根，没事就往阁楼上窜，看中啥都往自个儿那块小地头扒啦。

刚开始还比较小心，一回生二回熟，搞成习惯后就开始满阁楼乱窜，抓个东西就使劲拽，完全不管那木架和毡板能否承受。搞来搞去果然出事。

那天我又看中了一根大玻璃柱，正在拽呢，哗啦一声下面漏了，亏得沈红眼明手快一把拉住我。我坐在天花板上往下一看，一个大洞，从洞里稀里哗啦掉下去一堆小玩意儿，通通地砸在周师兄四周。他手上的东西也全撒了，吓的。

周师兄是核组硕果仅存的搞核废物的，他那间实验室是宝贝，居然还装了木地板，进门先更衣换鞋。我们嫌麻烦，也不肯靠近核废物，平时都敬而远之。

他的实验材料是从四川（估计是西昌）拉回来的，装在麻布袋里，偷偷带上火车，我们都骂他大大地坏，祸害同车人。

他有一天跑到工物系借了个核辐射探测器，说要测测我们实验室到底有没有核辐射，结果那家伙从一楼噼里啪啦一直响到四楼，充分证明我们每个月那15元的辐照补助不是白领的。

后来老俞珂训了他一顿，其实我们谁也没在意，怕那个，工物馆里没法呆了。周师兄毕业后去了军口，现在是某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手里几千万的经费。这是后话了。

尽管出了两次事故，我在实验室的时间还是满好混的。我的实验比较简单，一天换一次料，测测出水出渣出气就行。不过其他人比我更轻松，刘师姐做填埋模拟，她那根柱一放2个月不动弹。

刘师姐是出名的美人，后来去哈佛做的博士。人美柱也美，她的反应柱细长细长，包着雪白的塑料膜，大有主人之风。

反过来呢，我那个大柱子也像我，又矮又胖，冬天为了保温给它裹了个电热毯，黄色的，外边拿红绳子五花大绑，天天换垃圾，搞得黑一块绿一块，头上瘪瘪地顶个气袋，实在不雅观。徐老师总说我有碍观瞻，不知是人是柱。

那个气袋是我从陶然亭某个小店淘回来的。刘师姐的柱子气产得呼呼地，可以用流量计测，我那个胖柱子只吃饭不干活，那点破气根本转不动流量计，没法子，只好找气袋。

满北京城里找啊，就这么个小气袋，找得我快成北京胡同溜子了。后来到美国一看，Alltech的目录里就有，在中国找个小东西咋就那么难呢！

等我找到气袋，北京已是大雪纷飞，人家踏雪寻梅，我踏雪寻气袋，到了陶然亭也没去哀悼哀悼石评梅，赶紧地买了一堆气袋回来了。路上骑着自行车，吱吱地压着雪，心情那个好啊，直哼哼（跑调了）。

我一面用气袋收集我那点可怜的气，一面还得取液相来看产酸。气是送到一楼一碳化工实验室用气相色谱分析的。那年头清华有个校内分析基金，是个人就能申请，不多，500块。

我是个人，所以也申请了500块，专做气相色谱。那个钱经用啊，500块我做了整整两年的分析，还有同学的零碎样品混着让我测，居然一直能用。

其实一碳化工就在工物馆一楼，老师都熟了，根本不跟我算钱，要算钱早冒了。现在高校管理精细化了，好像再也没有这种好事了。

液相要拿到系里用离子色谱测。那年头大型设备还很少，离子色谱就算一个了。物以稀为贵，一台离子色谱占一个套间，8个老师的办公标准，还专门配了一个管理员。

管理员是博士后太太，那会儿博士后也是稀罕物，太太还管安排工作，现如今博士后满街走，早没戏了。

博士后太太（简称博太）妻以夫贵，还要给孩子喂奶，那个离子色谱开得就很不正常。我们要做实验，还得自己跑到电工楼去打去离子水。打水不要紧，比拣垃圾省事。

我们打水态度好，又老在分析室晃，跟博太混熟了，后来干脆让我们自己做分析。

那个爽啊，想做多少样就做多少样，想重复几遍就重复几遍。后来到美国，发现大型仪器都是学生自己动手，难怪人家出成果啊，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这样？

气相色谱和离子色谱都用得爽，可是结果却让我们高兴不起来。

厌氧发酵的目的是产气，可我们的大柱子，气不产，酸倒是一大堆，什么甲酸、乙酸、丙酸、丁酸，个个浓度高高地，挥发性脂肪酸（VFA）加起来超过15000mg/L，远远高于正常范围（~3000）。我俩那个急啊，简直就想跳进柱子里替甲烷菌干活了。

这样子折腾了半年，沈红眼看要写毕业论文了。我俩走投无路，老俞珂早退休了。就跑去找王伟老师。王老师是日本回来的才子，他最乐意干的事情之一是欺负老白。

想当年核组的计算机配置全系最佳，我们有386、486，居然还有一台老老的286专门用于打游戏！核组的保留游戏是挖金子，dig。核组全体师生，除了李先生和老俞珂，没有不挖的。

本科生进组第一件事是到286上挂名dig。我的dig水平很低，通常是压阵的那位，就不提了。白老师，俗称老白，极是慈祥的老师，一大爱好就是挖金子，因此得了个绰号白dig，这外号多年没人叫了，可别让他知道我又给翻出来。

王老师平时不挖，一旦白老师辛辛苦苦创造了新记录，他一定不眠不休挖出更高的分数，非把白老师从No 1 拉下来不可。现在的导师都很尊严，不会dig了，要dig，也不与学生一块dig了，这是后话。

话说我俩跑去找王老师，如此这般说了一通。王老师大腿一拍，‘好啊！别人都做到3000多，你俩居然做出了15000，甲烷菌还能活，系统也不垮，干脆你俩改做产酸得了。’

那是我科研生涯得到的第一个重要教导，做科研不能死守预期结果，与预期结果不同，往往是好事，科研思路不妨灵活应变。可惜理论归理论，得不到预期结果就结不了题，到现在往往仍然是硬着头皮找预期。

牢骚不发了。且说当年沈红一改路子专做产酸，居然还得了个优秀毕业论文。她大是兴奋，买了个巨大的西瓜来找我。我俩把西瓜吃完，她就回上海了。

我那一罐子酸，十几年后聂老师还惦记着，2005年还让我接着做，一直没做，想想很是辜负老师。

我后来跟着王老师，顺利地做完了我的垃圾发酵。等那罐子酸终于变成甲烷，我也毕业了。在系里集中答辩出来，王老师站在传达室门口，一个个地点数：“郑垃圾，李垃圾，张垃圾，全出来了，好，照相！”

我们那届核组5个研究生，林杉提前毕业去美国了，老蒋读博。当时毕业的我们三。一晃十几年，老郑和林杉在美国，李强中美两头跑，老蒋留校成了中流砥柱，我四处流窜，终于到了冰城。

那样无忧无虑的青春，也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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