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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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注：本文是我写的，由《大学生》杂志2016年10月下刊登。]
做规矩
2015年4月13日，硕士生小秦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离系里的毕业审核不到两个月，她的科研论文终于被SCI期刊接收了。
而在此之前，我始终没给她好日子过。我不但为小秦没及时整理出论文的事情焦急，而且言语之间似乎有点推卸责任：“我们组别的研究生都能发出论文，为什么你就发不出？”
有一次我不经意地看到小秦桌上的A4纸上写着一句带有脏字的赌气的话，便特地把她叫过来训了一顿。
我对学生要求非常严，这是系里人所皆知的。有时候，我会听到周围同学们窃窃私语的议论。
我的研究生不经意间，也会嘟嘟囔囔：“别的课题组的学生很轻松也能毕业。”但我听到这句话，很生气，认为他们只是看到了“现在”（别人很轻松），而没有看到“将来”（有可能不毕业），只是看到了存在的现象，而没有追问这种现象合理不合理。
我怒了：“如果你们觉得别的课题组轻松，那么你们去别的课题组好了。”
小秦在我的严格督促下，在读研三时丢掉了她们班级有些人疲疲塌塌的作风，像是变了一个人似地做实验、写论文。
毕业后，她到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上班。有一天，她突然收到我给课题组组员群发的电子邮件——“小秦这一届有20%的科学学位硕士生没有拿到学位证，名单如下。看，我料事如神吧？还有人敢质疑我管得严吗？”
我不在意收到电子邮件学生的感受和接受程度，我在乎的就是想表达：“听我的，没错的！”
我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一位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学生也领教了我的较真。
2016年5月初的一天，办公楼8楼大办公室，坐着几个伏案工作的学生。
一个穿着黑色上衣、背着大书包的硕士生在外出应聘之后，“风尘仆仆”地赶到大办公室旁边的小间：“马老师，我的硕士论文我们已经来回改了好几遍了，外审都已经通过了，你今天为什么还打电话喊我过来修改？”
我拿出一叠用红笔修改过的文稿：“绪论部分有些文献都搞错了。第4章还是写得太啰嗦，像是凑字数。你发表文章的列表字体和行间距都错了！”
“黑衣男”开始推托：“反正交过去没人看的，那么认真干吗？电脑很卡，这么大的一个文档，参考文献格式化很麻烦。反正我不准备修改了。”
“我不管。硕士论文有错误，就得修改，这并不花多少时间的。你只要按照我批改的去修改就行了。”
“可是我工作都还没有找到呢！我得找工作啊！”
“你从去年9月底就开始找工作，我都让你去的。你拿了几个offer，还说没找到？”
两个人“话赶话”几个回合后，气氛越发紧张。我接下去的话震惊8楼：“你不修改，我就不安排答辩。你不履行你作为学生的义务，我也不履行我作为导师的义务！”
“算你牛！”黑衣男的下眼皮抽搐了一下，一边悻悻离去，一边说“我改，我改……”
我明白，这件事情不久就会在系里的研究生圈子里传开，也许后果就是“新来的学生都不敢跟我了”，但我就是要摆出这副强硬的姿势，用上海话说，那叫“做规矩”。
我说话很直，不喜欢拐弯抹角。博士生小孟就“深受其害”。
小孟是从一所“小学校”考进复旦大学的。他后来告诉我，他当初选我做导师，就是因为看到我的简历上有几篇“重量级论文”，他也想发表这样的论文，以便找到好的工作。
然而，我始终没有给他“画大饼”或者“吃蜜糖”。当他写出论文初稿时，我说那玩意是“小弄弄”（上海话，意思就是像“小制作”一样），只能发表在影响因子3点几的分子催化A杂志。
过了好久，小孟告诉我，当时听到我直白的“判决”，他的热情一下子熄灭了。他说他情愿我对他说，论文能发表在更加“高档”的一个杂志，这样的话，他愿意补做新的实验。
小孟还说，他情愿我把论文先投到更加“高档”的杂志，试试运气，“说不定能中”。他说：“你不投，怎么知道能不能中？”
“我为70多家学术刊物审了近400篇稿子，我就知道能不能中！”我斩钉截铁地说。
我明白，有些老师就采用给学生“画大饼”、“吃蜜糖”的方式让学生为自己做事，但我就是要真诚地对待学生，哪怕一时不被理解、起不到好的效果！
师生关系，总体还是温馨的画面
以上这几个故事，反映了我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的鲜明个性：对于学生做学术要求严格，宁愿招不到学生，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
《解放日报》2016年7月9日刊登了一篇报道——《“我宁愿成为你们眼前的逆境”》，里面就有很多我对学生要求严格的例子。（报道链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6-07/09/node_13.htm）
我很喜欢《解放日报》这篇报道的结尾：“这位大学教授最惬意的时光，终究还是在11时30分的光景，唤齐在办公室里忙着写报告的研究生，在熙攘的人流里走成一条直线，热热闹闹地奔赴北区食堂。又或者，在环境系的办公室里，他特地把门留一道缝，结实的身躯端正地坐在黑色折叠椅上，等待着门被自己的研究生推开。”
这说明，师生之间虽然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时发生争执，但师生关系总体还是温馨的画面。博士生小张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
2015年暑假的一天，在上海一所重点大学读硕士的小张，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咨询能否跟我读博。几分钟后就收到回复：“你明天有空来面谈吗？”
第二天，小张给我讲了讲自己的科研和将来的打算。我接着给小张讲了我的管理风格和对学生的要求、历届研究生的学业进展和出路。我特别强调了课题组不理想的方面，比如实验室仪器设备并不丰富，学生反映很难在高档次刊物发表论文等等。我还带小张参观实验室，并让他和几个研究生面谈。
第三天，小张通过电子邮件表示，经过慎重考虑，坚决跟我读博。此后，小张每过一阵都会收到我抄送给他的、发给别的咨询考博学生的拒信。
我对学生们表示：每当有硕士生咨询考博，有的老师就会打马虎眼，让他们尽管来考，几个月后，考生到了考场才发现“十个里面取一个”。我不想“浪费别人的青春”，每年都是我先看好要谁，然后只是让一个学生来考，哪怕这个学生后来放弃了。这叫“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
小张读硕士两年半毕业后，提前到我课题组开展科研。我花了几万元给小张买他做实验需要的仪器设备，而且自掏腰包给他发钱（因为科研经费中能发科研补助的钱不够了）。我说：“再穷也不能穷学生！”
小张在提前进校的四个多月内，做了很多实验，正式发表SCI论文一篇，还有一篇投稿，用旁观者的话说，“还没有进校就已经能毕业了”。
硕士生小崔的经历也说明了师生关系从磨人到和谐的发展历程。小崔刚进校时，外出做志愿者，后来她又偷偷地做了系里研究生秘书的助管。我认为那会影响科研，便硬生生地让她把这些工作辞掉了。小崔很伤心：她认为研究生的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她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为此，她还找系研工组长诉苦。
师生的紧张关系因为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一天早上，我接到小崔室友的电话，说小崔起床后摔了一跤，后脑勺着地，想请假一天，等会去校医院看看。我当机立断，提出马上送她去长海医院看看，如果（不事先通过校医院开转诊单）不能报销的话，我来出钱。我马上把车开到她们楼下，等她们下楼。平时从复旦大学开车到长海医院，只需要十五分钟，但那天早上，一路上堵车，开了一个小时才到。经过及时的检查和吊盐水，小崔没事，我让她多休息几天。
小崔这才理解了我的style：原来，马老师并非要榨取学生、利用学生，而是对学生有一种“强势的关心”。休整好以后，小崔做实验更加自觉了，研二结束时，她的论文就被SCI刊物接收了，没有毕不了业的后顾之忧，而她班级里大多数学生还在为“没文章”发愁呢。小崔不但在暑假里参加了外资企业的实习，而且开学后获得了高额奖学金，还有大块时间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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