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福初院士忆高考：心怀目标 笃行致远

贺福初

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学习。主要从事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与系统生物学研究，倡导并领衔了人类第一个组织、器官的“肝脏蛋白质组计划”，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领导大型国际合作计划，Nature、Science、Nat Biotechnol等国际著名杂志给予高度评价。率先提出了人类蛋白质组计划的科学目标与技术路线，并领导揭示了人体首个器官（肝脏）的蛋白质组表达谱、乙酰化修饰谱及其相互作用连锁图、亚细胞器定位图；发现蛋白质组构成及丰度分布的三大规律：进化律、结构律和功能律。主持撰写人类第一个器官（肝脏）的蛋白质组专著The Liver Proteome。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分别是1977年12月和1978年7月。

1977年高考时，15岁的我还是高一学生，被校长的一句玩笑话鼓动参加了高考，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全县第一，被武汉大学录取。

当时，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此前没有经过系统的中等教育，如果此时急于求成，将来一定难成大器，又因我对北京大学有所向往，便放弃了武汉大学，准备来年再考。

没想到，第二年看似囊中取物的高考，却因一个又一个的意外而让过程变得跌宕起伏。

再穷再苦也不放弃读书

我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一个农耕之家，家族世代务农，父母大字不识。

政治的动乱、社会的动荡伴随着我的童年。在家中我排行老四，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大哥被伯父收养，姐已出嫁，三哥夭折）。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粮食分配按劳动力的工分计算。

我父亲虽上了年纪，但勤耕苦作仍相当于一个半劳力，母亲虽为家庭主妇，但内外兼顾也算一个劳动力，我上初中后坚持半耕半读，也挣到一个完整劳动力的工分。

但家中按三个半劳动力分配到的口粮，根本不足以支撑6口人。

雪上加霜的是，“文革”期间，我们县是农业学大寨“红旗县”。为了保证每年给国家上交的粮食逐年递增，遇到天灾产量下降时，生产队只得将本来已很紧巴的部分口粮上交。

为了生活，母亲和我们迫不得已偷偷出去要饭。县里出于政治影响，不让外出要饭，我们只得穿着体面的衣服扮作走亲戚到邻县要饭。

结果又因为穿得不像要饭的而遭人怀疑，因此必须要与别人诉说清楚家中的苦境，常常是话未出口就已泪流满面。

那个时候我既期待开学，又怕开学。期待开学有书可读但又怕交不起学杂费。

虽然我们兄妹3人学杂费不到10元，但对于务农、一年到头根本分不到10元的父母亲来说，却是天文数字。

无奈中，父母亲后来想到了养母猪、卖猪仔筹学费的办法。但好景不长，连续两场猪瘟几近中断了我们的求学旅程。

最后，父亲只好当掉了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战利品，给了我们上学的机会。

为减轻家里压力，自12岁起，我利用每年4个假期以及每天早上的出工和周末的一天半时间，半耕半读，这样一年可以挣出养活我一个人的工分。

假期往往是农活最忙的季节，是挣工分的最好时机。虽然我年纪不大，却是割谷、插秧的一把好手，有时一天可赚三十来个工分。

南方的夏天潮湿炎热，收割与插秧都在水田，烈日把水田中的泥水晒得烫人，中午最热的时候，水温甚至可以达到五六十度。

再加上泥水中化肥、农药等的长期高温浸泡，蚊虫、蚂蟥等的反复叮咬，每个人的双脚、双腿和双手都是溃烂的。晚上抹上药，第二天再继续干。

劳动间隙，我总爱捧着书本。

其实，当时正值“白卷英雄”当道，“反潮流闯将”走红，社会上流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风气。

受这种氛围影响，我周围很多同学主动辍学回家务农，这样不仅可挣工分养活自己，还可帮衬家里，实现自己的“价值”。

但是，就是读书再看不到出路，我的父亲和母亲也只有一个心思：“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正是这种朴素的想法，支撑着我和家里度过了最难熬的岁月。

说是在学校学习，其实并没有系统地上课。

我上初中时有3个班，即农业机械、农业技术和文体班。因我从小就是文艺骨干，唱歌跳舞都较擅长，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文体班，后来还当上了学校乃至公社的文艺宣传队队长。

在全县会演中，我带领公社宣传队夺得第一名。因个人表现突出，经反复考核，我被县文工团录取。

这对一个农村少年来说，无疑是跳出“农门”的难得机遇，简直像“天上掉馅饼”，父母喜不自禁。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立刻去报到。因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一片欢腾，各省市县都组织文艺汇演。

作为队长，我先是忙着带队参加各类汇演，接着又带队下乡去各大队、生产队慰问演出。

当慰问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公社的知青点传出了风声——可能要恢复高考。

听到消息后，我向父母通报了自己的冒险决定，放弃已经到手的进县文工团的机会，等待不知何时才会真正恢复的高考。

贺福初（前排右一）与中学班主任毛祖新（后排右一）合影

高一考生成“黑马”

因为我是文体骨干，初中的学校推荐我上了高中的文体班，这样，我从红卫兵营营长，成为了公社联校的红卫兵团团长，粉碎“四人帮”后改为学生会主席。

记得1977年8月30日，我们原本商议好召集学生会干部讨论新学年的组织工作，但当时全公社举行高考摸底考试，占用了我们的会场。校长开玩笑说让我一道考。

于是，刚刚步入高中的我，没作任何准备，与老三届等往届高考生共四五百人一起参加了这场高考摸底考试。

成绩出来，我的数理化成绩居然均是全公社第一，我一下子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黑马”。

接下来，我作为高一在校生代表，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并考上武汉大学，无意中成为常德地区在校生考上名牌大学的第一人，也是唯一者。

但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此前没有经过系统的中学教育，如果此时急于求成，将来一定难成大器，又因为我对北京大学的向往，于是果断放弃了众人求之不得的名牌大学深造的机会，甘冒风险，继续高中学习。

于是，我的高考学习正式拉开序幕。

为了出成绩，学校将公社所有成绩优异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称为“尖子班”。同学们早上5点起床看书，晚上12点睡觉，争分夺秒地学习。

每天尖子班都要进行一次考试，每周学校还会组织一次考试，每个月县里也有统一考试。

在各种大考小考中，尖子班按成绩排出第一到第八名，被称为“八大金刚”，我一直稳坐第一把交椅。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最辉煌的时期。

有学生遇到解不开的难题会先问尖子班的普通同学，如果得不到答案，会从“八大金刚”的老八开始问起，直到老二，然后去问老师，如果老师还无法解答才会问我。

印象中一共有3次题目我没有解答出来，皆是因为题目抄写错误而无解。

临考前一个月，我开始住校。为了照顾我，班主任特批我可以不按照学校的时间作息。

同学们学习的时候，我休息；同学们休息的时候，我学习。这种时间差让我的效率极高。

除了临考前一月，我一直住家。

除了因为没有钱住校，也为了每天早上出工赚工分（农闲时1分、农忙时2分）。出完工有时是早上7点多，为了不耽误检查各班同学考勤，所以几乎每天干完活，我都要拿着早饭团跑十里地去学校。

到了冬天，我跑到学校后，汗水打湿了衣服，需要一上午时间才能靠体温把它烤干，以致我落下了咽炎的毛病。

就这样迎来了第二次高考。

人生的第一次失眠

1978年7月，我第二次坐在高考考场中。

两天考试结束，我顺利地完成了数学、物理、化学和政治4门考试，对4门考试的成绩也是自信满满。

教导处老师跟我说，如果不出意外，你的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攻读任何专业。事实上，学校对我也寄予厚望。

感觉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愿望就要实现，从不失眠的我，这一夜竟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然而，第二天还有语文和英语的考试等着我。英语不算高考成绩，不必说，语文原本是我的强项，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朗读。

但因睡眠不足，第二天考试时我整个人昏昏沉沉，考试失常，我感觉语文考试只能考二十来分。要知道，当时反对偏科，如果某一科目分数过低，可能会名落孙山。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帮另外一个同学作弊的事情事发。

起因是一位老师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让我照顾一下他的一位晚辈。我们频繁的小动作引起了监考老师的警觉！考试后，又被举报，并被带到办公室配合调查。

结果虽然我不是抄袭者，却差点被处分。

经由此两事，我对被大学录取这件事更觉忐忑。无奈，我放弃了一直向往的北京大学，将第一志愿改为上海复旦大学，专业则是我一直热爱的激光物理和理论数学。

高考结束后，我的神经一直紧绷，与考试有关的事情萦绕在我脑海中，要么无眠，要么噩梦：有时是作弊事发被抓；有时是名落孙山；有时是金榜题名，南柯一梦更难过。

9月15日一早，湖南省人民广播电台通报第一批高校录取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更沉重。

当日下午，父亲让我去距家三里多的米店打米。100多斤的担子对于12岁就开始重劳动的我来说，并不算负担。

但从米店回家时，我停停走走，想未来，想自己，只觉得担子压得喘不过气。

直到距离家门几百米时，已经出嫁的大姐从家里飞快地冲出来，大喊：“四弟，你被录取了。”刚才还觉得沉甸甸的担子顿时轻如无物，大步流星赶回家。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很长一段时间还觉得在梦中，唯恐黄粱一梦后等待自己的还是惶恐。

为了奖励第一批被录取的学生，县里给被录取者每人50元。我父亲用这笔“巨款”宴请了一直对我们照顾有加的邻里，也算是为我饯行。但却没有多余的钱置办行李。

于是，家里用装化肥的袋子裁剪成衣服和裤子，并为了遮住上面的字，将其染成了黑色，再搭配上一双黑色的凉鞋。

那次，16岁的我用扁担挑着行李（主要是书），从村里到公社、到县城，人生第一次、独自一人坐船到省城、乘火车来到了上海。

贺福初在指导学生（张令强，左一；李英贤，右二 ，后来均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从折腾转系到激情燃烧

到复旦大学报到后，我开始为自己没有进入心仪的激光物理专业而是被遗传工程专业录取而折腾转系。

起初看到“遗传”二字，我习惯地将这一专业与社里卫星大队的“遗传育种”关联在一起，因而极端地抵触，几次三番地要求更换专业。

大一时我几乎没进过教室，而是将自己“关”在图书馆，拼命地学习理论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知识。

当我在大量文献中寻找方向时，看到了获得诺贝尔奖的量子力学泰斗波尔教导后辈的一则故事：德国哥廷根大学玻恩的博士生德布吕克到丹麦的哥本哈根，想跟随波尔做量子力学研究，但波尔指出“你生得太晚了，量子力学的问题已经被我们解决得差不多了！你要想有所作为，恐怕得到生命世界去寻找新的规律”。

德布吕克因此从欧洲来到美国，跟随摩尔根学派研究基因，日后成为分子生物学之父，再后来也得到诺贝尔奖，不过不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一点完全打破了我对遗传和基因学的偏见。

再加上系里的谈家桢先生（摩尔根的学生、中国遗传学的鼻祖）关于遗传工程的精彩讲座，令我醍醐灌顶，因而不再执着于物理领域，转而将激情投入到基因学中。

贺福初（左一）带自己的学生（均毕业于复旦）与国际遗传学大师谈家桢先生合影

这一激情的燃烧一下子就持续了差不多40年！至今，还看不出有熄灭的任何迹象。

简单说，1978年高考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同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则改变了国家的走向，因而改革开放就像是我们国家的一场高考。

这场国家的高考一直在进行中，并且越考越难——毛主席带领第一代共产党人解放劳动力，建立人民共和国，让我国“站起来”；小平同志带领第二代共产党人开启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富起来”；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解放创造力，新时代的我们一定会“强起来”。

（本报记者袁一雪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8-11-23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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