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是什么瓦解了苏联的根基
▌来源：微信公众号“察网”
▌作者：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汤德森
团团说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的“改革”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各个方面重用亲西方势力，苏联社会在思想指导、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领域，尤其是舆论宣传方面爆发严重危机，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失控，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
“民主化”“公开性”最初原本是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而提出的改革手段，目的是挖掘社会制度的潜力，变革完善社会体制。
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初主导的经济改革收效甚微，于是他开始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运用领域和力度也发生质的变化。
在意识形态多元化方针指引下，新闻舆论宣传失控，揭露历史空白点和批判“官僚专制制度的恶行”的风潮愈演愈烈，历史虚无主义盛行。
“舆论自由”的“双重标准”导致社会舆论失控
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舆论自由”，却对“公开性”和“多元化”采取“双重标准”。
一方面，利用掌控的组织措施与舆论工具，大力批判“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最为典型的是批判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来信，打压维护苏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信中对当时狂热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提出了质疑，批评了重新评价和恶毒攻击斯大林的现象，指出这可能产生背离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这充分反映出不少党员对当时苏联社会背离马列主义思想路线的深切担忧。
利加乔夫等重要领导人认为来信内容“总体阐述是客观的、符合苏联社会实情的”。而戈尔巴乔夫却认为这篇文章“背后是有人在指使”，是反“改革”势力的信条和行动纲领。
为此，戈尔巴乔夫撤销了利加乔夫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职务，并趁机削弱、瓦解反对其“改革”路线的“保守派”势力。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被视为“改革的敌人”，遭到无情的贬黝和批评。
利加乔夫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大力支持“多元化”的自由言论，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选派倾向于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去领导最有影响的一些报纸，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星火》等。这些新闻工作者得到了最高层改革家的支持，从改进这种制度和纠正其发生变形的立场上对制度的价值观和机制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在安德列耶娃事件之后，在自由派掌控的杂志中，掀起了批判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革命把俄国导向了错误路径的大讨论。
随着“改革”的推进，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论调大量见诸报端，甚至出现“如果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这样的论调。以前处于隐蔽状态的反苏共和反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暴露，苏共的舆论阵地愈加失控，对改变苏联社会前进方向发挥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民主化”“公开性”致使历史虚无主义盛行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确立“民主化、公开性”基本方针，强调革新社会的最终目的是彰显“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1988年1月之后，戈尔巴乔夫为推进“改革”进一步指出，要进行思维的革命，发挥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革命”作用，开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以“无限度的民主化、公开性”彻底批判斯大林，否定苏共历史。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重新改写苏共党史，审理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冤假错案，毫无保留、毫无节制地揭露苏共“历史的阴暗面”，再度掀起了“重评斯大林”“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浪潮。
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这种“一边倒”的思想舆论氛围，导致大是大非的原则被抹杀，富有正义感的党员发表的正确意见被视为“可耻”，直至被“打倒”“追究责任”。这不仅削弱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摧毁了苏联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与热情。
“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从1988年起，戈尔巴乔夫宣称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己经遭遇战略性失败”，延误了苏联的革新，应该彻底否定这一“极权官僚式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体制”被作为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名词遭到彻底否定和批判。社会上否定斯大林历史功绩、否定苏共70年历史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不断蔓延。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苏联历史学界兴起了“重新评价历史”运动，否定苏共与苏联历史的恶浪进一步席卷全国。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推波助澜，反思苏联历史成为文学作品、学术会议乃至人们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苏共的凝聚力逐渐消失，普通民众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转变成为否定者。
新闻出版放任自由引发反动宣传泛滥
戈尔巴乔夫主张舆论工具应该毫无保留、毫无限制地公开，支持舆论的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苏联报刊和其他大众新闻媒介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
新闻舆论监管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
◆ 第一，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
◆ 第二，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都有权办报；
◆ 第三，创办者、编辑部、出版者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苏共放弃了对新闻舆论的领导与监管，这为各种反共、反马列主义的反动舆论宣传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新的“新闻法”的实施，苏共放弃对新闻出版的监管，新闻出版领域呈现多元化格局。《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许多新闻报刊先后抛弃党的机关报性质，苏共党报体系土崩化解。
舆论宣传阵地的“倒戈”与“转向”蒙骗了广大人民群众，引领着社会舆论逐步走向苏共的对立面。各种反动刊物以《新闻法》为挡箭牌，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各类宣传刊物纷纷撰文批评党和政府，不断制造“一切都是社会制度的错”的极端化结论，各种“阴暗面”甚至耸人听闻的谎言席卷了整个社会。
反动出版物肆意篡改和否定党的历史，揭批苏联社会的阴暗面，贬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污蔑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掀起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狂潮。这种社会舆论氛围，颠覆了人民对历史的记忆，逐渐磨灭了苏共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否定了苏共的伟大成就与执政合法性。
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失控，反动舆论逐渐占领了舆论宣传阵地。一些直播的政论性电视节目高频率地公开抨击苏共，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民主化与公开性使得犹太复国主义者、民族主义分子、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形形色色的贪赃枉法者、新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妖魔鬼怪死而复生且日益猖狂。世界主义者几乎是在利用所有信息媒体，尤其是报刊和电视、诸多文化设施，用各种颓废混乱的思想，欺骗劳动群众，散布对党的不信任，千方百计让人们忘却苏联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
舆论宣传的失控一步步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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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任晓蓉 温子健 朱琛
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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