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烈不畏死 | 中国青年“敢死队”在那天诞生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网”
这段历史
从一个人的牺牲说起
1927年12月12日，广州起义第二天。
下午两点多，一辆行驶中的敞篷汽车上坐着四个人：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警卫，司机。
他们并不知道，一场天大的凶险已近在咫尺。
起义军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仍在激战。车上的张太雷刚刚结束了群众动员大会，听到大北门附近枪声激烈，便会同其他三人驱车前往，亲赴战线指挥。就在昨天，他的战友、广州起义军事副总指挥叶剑英也曾亲冒矢石，到前线巡视布防。
汽车行驶到惠爱西路西园酒家附近时，远处出现了一群人。
便衣，持枪，身份不明。
当时参加起义的单位很多，工人赤卫队的组织工作并不整齐，以致敌我难辨。开枪误伤事件时有发生。只能靠脖子上系的红带子和车上的红旗为号。
司机与警卫员看不清对方脖子上是否扎着红带子。考虑到该地点尚在起义军手中，常有便衣赤卫队巡逻，车上四人未作戒备。
距离越来越近，突然，那群人一声呼啸，散到路边，举枪射击！
原来这伙人是反共武装便衣，准备潜入市区袭扰。
敞篷车上的四人无险可守。在当时的情况下，车上众人还有最后一丝化险为夷的机会——司机如果全速驱车向前猛冲过去，或许还有希望。高速移动靶毕竟意味着更高的射击难度。
可惜，那时中国工人武装尚没有丰富的反刺杀经验。司机慌乱之下，做出了致命的错误选择——紧急刹车。
张太雷身中三弹，其中一枪命中心窝。卫士与司机没来得及还击便中弹身亡。德国人倒是见机得快，缩在车子后座，伺机跳车成功逃生。
倒在血泊中的张太雷心中必定满是壮志未酬的遗憾。
但他问心无愧。
这位曾经的团一大会议主席、团三届中央局总书记，年仅29岁就以生命践行了当年的誓言——“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联络革命运动，并且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交互训练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敢死队。”
先烈不畏死，但恨未能亲见革命成功！
2
今日，我们看到张太雷致辞记录中“敢死”二字时，仍能感到一股铿锵浩然之气。
五年前发此誓言时，24岁的他意气风发。
现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博物馆的一份珍贵档案，记录下这位革命青年的冒死决心。
这是张太雷作为会议主席的演讲稿，原文本是“先锋队”，“先锋”二字被红笔圈掉，改为“敢死”。
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形？
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广州东园群贤毕至。
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其中，25位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是主角。
人群中还有两个外国人——一位是来自苏俄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一位是朝鲜青年团代表太洪。
下午1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下文简称团一大）正式开幕。开幕式与马克思纪念会和欢迎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仪式同时举行。
会场中央挂着大红星，红星下面是毛竹棚布置成的主席台，两边围绕着参会代表。面对1500多位各界来宾，张太雷号召与会者：向3个多月前在劳工运动中惨遭军阀杀害的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爱与庞人铨致以哀悼！
黄爱与庞人铨是两位感动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贤的好男儿。二人临刑前毫无惧色，同声高呼：“大流血，大成功！”
是的，早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前，已有青年先驱为人民大众流血牺牲了。
斯时风雨如晦，先烈尸骨未寒。作为中国共产党后备军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立志“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既与列强、军阀为敌，怎能惜命畏死？
另据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回忆，当时会场充满了节日气氛，“人人笑容满面，喜气洋洋。男人们穿着洁净的、刚刚熨平的长衫；妇女们，主要是大学生，穿着短裙；工人们穿上了新的蓝布裤褂。”
是不是张太雷觉得现场温馨的“Party”氛围不妥，想提醒各界代表同志革命任重道远，是以改用“敢死队”来振聋发聩？
好比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当然，从当时开幕辞的乐观色彩看来，张太雷24岁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并无法如日后的毛泽东那般透彻。但1926年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他确实赞同毛泽东等人进行回击的主张，并提议把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十万工农群众，以武装反击蒋介石的进攻。
硬气的书生，儒雅的战士——张太雷之谓也。
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是，团一大上致辞中改定的“敢死队”这一表述，无疑十分精确贴切。
青年团中千千万万个张太雷们以鲜血和生命为证。
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罗亦农、邓中夏、林育南、李求实等先后牺牲的烈士都曾受中国共产党委派，赴青年团工作，为青年团的早期建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们是党的骄傲，也是青年团的骄傲。
3
各地青年团为了汇聚广州，组建“敢死队”，难题多多，费尽周折。
◆首先，没钱。
比如天津青年团，根本负担不起差旅费，曾试图写信向临时团中央远程贷款：“不知中央能不能代筹四十余元？”甚至还想过“以书信表示意见或委托北京代表为代表。”
令人欣慰的是，天津青年团还不至于“穷到没朋友”，最终筹到款项，代表顺利成行。
事实上，各地青年团彼此都是穷兄弟，谁都别笑话谁。早在1921年5月，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甚至曾暂时解散一段时间，经费困难也是原因之一。
闹革命从来不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恰如日后朱德总司令在家书中所言：“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
共产党与青年团中，许多人或是高材生、或有殷实家境，想“赚钱买房”“跻身中产”，平心而论，不是难事。
但他们偏偏选择了筚路蓝缕。
◆其次，是复杂的国内环境。
团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有过多次变动。
据史料，团一大原拟当年四月一日召开，地点未决。后来又调整为四月中旬，至于地点——从天津地方青年团、包惠僧等的信件中，都可以看出上海是团一大首选会议举办地。
后来改为广州，是因为孙中山在此地就任非常大总统，并以这座城市为大本营继续他的革命事业。这里自然比十里洋场、列强环伺的上海，环境相对较好，“比较的自由”。
改期改地之后， 48 31409 48 15289 0 0 1563 0 0:00:20 0:00:09 0:00:11 2717团一大才得以召开。
◆再次，代表参会“行路难”。
比如张太雷与达林，两人从上海赶往广州，到达粤境后刚好赶上了陈炯明跟孙中山较劲，陆路不通。为了及时抵达，他们只好从汕头乘轮船经香港去广州。因担心华人与俄国人结伴而行引来英国巡捕的怀疑，他们只好约定会面地点，然后分头赶路，才算有惊无险抵达广州。
4
好事多磨。
团一大终于召开，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开幕式当天的会议激情澎湃。
“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革命的歌，所以请诸位三呼‘社会革命万岁’罢。”张太雷说，“倘使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打倒，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反对中国的军阀，因为军阀是中国进化最大的阻力。所以我们的标语是：帮助劳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出席团一大的陈独秀说：“希望青年同志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 ”
从档案资料中可见，朝鲜共产党、高丽共青团临时中央局给“团一大”发来了贺信。朝鲜青年团代表太洪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
假如临终之前，真有一生的闪回。我们相信，团一大之于张太雷，必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年前，有志青年乘风破浪，风云际会；中外革命者纵横千山，精诚携手……一切都是那么的朝气蓬勃。
“如果无产阶级不快快团结起来，人类的文化将要消灭了！所以各国无产阶级之觉悟分子，都有共产党之组织，而且再结合组织一国际共产党，以促进世界的革命。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在这个时机组织，运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那天的演讲犹在耳畔。
“敢死队”的重要一员，29岁的张太雷长眠在了广州沙场上。
千里之外的妻子在一个月后，才从一封上海地下党的来信中，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
那时，张太雷子女中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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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李 翀
编 辑 | 钱曙晔（团浙江省委）
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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