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缅怀“党和人民的骆驼”任弼时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g0565ie77ew&width=500&height=375&auto=0视频：【旗帜】人民的骆驼——任弼时
1952年，画家董希文，创作了轰动全国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这幅构图精妙，气势磅礴的巨作，生动地再现了开国大典上最精彩的瞬间。然而，熟悉这幅油画的人都知道，中共中央五位书记中的一位，却没能够出现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上。这位书记，因为积劳患病，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从收音机的直播中，勾勒着这一幕盼望已久的盛景，他就是任弼时。
资料照片：1948年春，任弼时在西柏坡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21岁任团中央总书记，27岁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
1904年，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湘阴塾塘乡一个不算有钱却读书氛围浓厚的家庭。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让他踩着小板凳，在勉强够到的桌面上练习描红。再大一点，就开始抄录古文名篇。在别的孩子刚上小学的年龄，任弼时就考了当地作民小学三年级考试的最优等。聪颖好学的任弼时先后在作民小学和湖南一师附小完成了小学学业，进入当地有名的私立中学——明德中学。因为家庭拮据，不得已转入长郡中学学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内忧外患之下，湖南学子奋起响应，以各种形式抗议帝国主义。入学不到半年，年仅15岁的任弼时和同学们走上街头，贩卖国货，抵制日货，还通过写传单、表演话剧、画漫画、唱歌等方式，宣传爱国反帝思想。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出国勤工俭学，追求先进知识成为了空前的热潮。湖南学子中，仅长郡中学两年之内就有28名学生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弼时的校友，中共老一代革命家李立三、李富春等人，都在其中。
任弼时为了不给家中增添经济负担，没有选择赴法国留学，而是加入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前往苏联勤工俭学。这个选择意味着放弃国内中学的文凭，任弼时与舍友萧劲光为此犹豫纠结了好久，最终一同下定决心。
留学前，任弼时需要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外语。可不要小瞧了这个“预科”班，除了俄语学习，还有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学习。学员们还每周学习一次《共产党宣言》，经常可以读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21年春，经过八个多月学习，学员任弼时、刘少奇、罗亦农、萧劲光等三十多人分三批，踏上了去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列车。
临走前，想到父亲年过半百依然为全家衣食奔走，任弼时潸然泪下。可是，在他给父亲的信中写到：“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大福家世界”便是任弼时对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最初表述，16岁的少年，已经走出了个人与家庭的小目标，准备追寻更大的理想。
理想很丰满，可现实却有点“骨感”。这些热血男儿从温暖的南方，一路乘船到达海参崴之后，才发现这里的春天比国内的冬天还冷。比天气更让人打寒战的，是一路上帝国主义武装和张作霖军阀无处不在的严厉盘问，进步青年则是他们扣押审查的重点人物。为此，他们不得不乔装隐蔽身份。任弼时化装成一个理发匠，刘少奇装作一个学手艺的裁缝。从海参崴乘火车一路向西，他们分散在乘客中间，暗中相互照顾。饿了，就啃几口枕头一样大的黑面包，还要时常下来修理被破坏的铁路。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险旅程，终于在1921年7月9日到达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左一）
1921年的莫斯科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国际活动中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相继召开。来自中国的革命青年得到了东道主的热烈欢迎。8月3日，他们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学习马列主义的胜地，开始了求学之路。任弼时和刘少奇、罗亦农等人组成了“东大”中国班，并在其中成立了“旅俄青年共产团”。为了回国后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任弼时将原名“培国”改为“弼时”，意思为“纠正时弊”。1922年12月7日，经过中共“旅莫组”全体大会讨论，任弼时转为了正式党员。1923年4月28日， “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正式成立。中共中央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成员刘少奇、任弼时；一代元戎萧劲光；革命烈士罗亦农、王一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都是在旅莫支部严格的组织训练下成长起来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由于苏联实施战时共产主义，东大的生活艰苦，物资凭票供应，就连教授一星期只能领到一大块黑面包作为讲课报酬。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们的午饭伙食永远是海草和土豆煮的汤，常常饿得没有力气上楼。衣服都来自于欧洲工人的捐献，睡觉用军大衣代替被子取暖。
尽管如此，作为政党建设之初的骨干，大家依然恪守着支部定下的集体准则，刻苦学习，克服自身的惰性，时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用铁一般的纪律甚至牺牲个性的痛苦过程，不断磨砺着自己。
1924年，中共“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方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开展工作。8月，任弼时等人在旅莫支部的安排下，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党团组织的指示，任弼时迅速转入青年团的领导活动。为了普及共产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呐喊，任弼时把文字宣传当做第一块阵地。在《中国青年》等杂志上撰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概论》《列宁与十月革命》翻译列宁著作《中国的战争》等文章，介绍共产党和青年团，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介绍苏俄革命的经验。后来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晚年常回忆说：我们先读到任弼时等人的文字，接受了他们宣传的思想，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任弼时不仅是个写文章的高手，还具备出色的组织才能。1925年1月，时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的他，面对全国范围的团的建设工作，深感自己还不够了解和认识基层。各地方团有多少？团员阶级组成怎么样？多大年龄？男女各多少？每年发展多少人？有没有上级指导？带着这些细致的问题，任弼时用九个月时间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在掌握和研究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任弼时对如何规范团员、规范组织等重大的改革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
调查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很快摆在了他的面前——团员中的工农成分太少，青年学生团员脱离工农、脱离实际十分严重。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后，工商学联的谈判条件被软弱的上海商会肆意篡改，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军阀反动势力的联合力量远远超出“学生娃”的力量，工人从大规模罢工到被迫有组织地复工妥协，让任弼时深感发展工农团员力量的重要性。
为此，任弼时指示各地团组织调整吸收团员的标准，简化手续。为了提高青年工人的觉悟，他亲自在一间旧房子里给纺纱厂、灯泡厂的低学历女工讲课，用深入浅出的方式，结合工人实际，告诉他们阶级、资本、共产主义这些抽象的道理。虽然培训班只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从这里走出来的青年团员，后来大都成为了党团的工作骨干。
1926年4月，任弼时与陈琮英结为夫妇。新婚的喜悦只是短暂地点缀了两个人的生活。不久，三·一八惨案、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
1927年4月27日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勇敢地站出来，坚决地主张革命斗争对抗反革命集团，批评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会后，他还三次给对反革命集团抱有幻想的陈独秀提交政治意见书，与他针锋相对。在8月7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任弼时系统发言指出了党内机会主义倾向的原因，赢得了党内的支持。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更加频繁地出席政治局的会议。为他日后进入中共中央工作，奠定了基础。
1927年八七会议后，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加上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原定的起义计划严重受挫。毛泽东召开紧急会议，准备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却遭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也尔的反对。中共中央派出任弼时作为全权代表前去“督战”。而任弼时沉着稳重，向湖南省委仔细了解了敌我兵力对比和起义组织情况，做出了不宜进行长沙暴动的结论汇报中央。在他的争取下，毛泽东得以带领起义军，辗转来到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为后来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了反革命势力的现状，提出了争取群众、克服“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结论。自此，党的革命斗争重心，转移到了长期而艰苦的群众工作中。此时的任弼时已从共青团中央总书记调到党中央工作。任弼时并没有到莫斯科参与“六大”，而是“留守”家中，担当起指导全党各项工作的工作。这段时间，他为中央起草了各类重要的通告、文件16件，为指导国内党的现时斗争，传达“六大”精神，稳住后方阵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
1934年，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新的苏区。任弼时受命率军西征，拉开了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壮丽史诗的序幕。
在任弼时的精心组织下，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不到半个月就将政治、组织、军事、后勤等各方面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任弼时的前面，是全然未知的重重围兵，而他的身后，是年轻的妻子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就在出征前半年，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给而立之年的他生下一个男孩。在此之前，任弼时经受了大女儿的夭折和素未谋面的二女儿被送回老家寄养的离别之痛。可是如今，凶险未卜的前途不允许他带着孩子向前。任弼时强忍悲痛，给儿子起名叫“湘赣”，送给了当地群众抚养。此后，再无这个孩子的音信。
在长征队伍最艰难的时候，患上疟疾的任弼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妻子陈琮英背着通信密码本，和战士们一样，光着脚，艰难地踩着前面的脚印，低头前进着。
国家博物馆里，至今还珍藏着这样一条皮带。上面，留着清晰的刀割的痕迹。八十多年前，在全军穿过草地，粮食耗尽的时候，任弼时和战士们把身上的牛皮带切成小块煮了充饥，还风趣地称为“煮牛肉”。
1934年10月24日，历经近八十天，跨越5000多公里，消耗近三分之二兵力的重大代价，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主力3300多人，与贺龙等人率领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为中央红军向湘西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任弼时又积极地团结军中工作，极力促成红二、红四、红六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师。至此，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弼时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正面战场的平型关大捷到发动民众建立敌后武装，从对敌军、伪军和降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到八路军的日常生活，处处可见他踏实细致的工作。1938年的抗战相持阶段，任弼时奉中央命在4月14日将一份《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提交给共产国际，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汇报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汇报中，他特别强调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正是采取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正确意见，才有党和军队在抗战以来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可以说，任弼时在苏联的代表团，成为了世界了解延安的宣传站。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在延安
1940年，任弼时被调往延安工作。在此后近八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在延安，他的组织、宣传、经济和军事各方面才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他的辛勤工作下，中办系统和中央各部委及各局的组织逐步走向正规化，各管一摊、职能混乱的现象明显好转；分管中共中央西北局时，他克服经济短缺，保障了延安几百万人口的衣食住行；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他倾力动员、认真领导、深入总结，促进了全党思想解放和统一；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他的书记处直接负责各个战略区的调兵遣将，保障了军事布局对敌人足够的震慑力，为日后的解放战争赢得了先机；在土地改革问题中，他实事求是组织调研，认真分析规划，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直到离开西柏坡前夕，他依然思考着党从“农村”到“城市”后的工作该如何开展，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工业化等本质问题，展示了宽阔的政治视野和国家治理的才能。
任弼时同志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受过国民党的酷刑，加之长期艰苦劳累的革命斗争生活，导致身体虚弱，常年带病坚持工作。1950年国庆一周年，任弼时站上了天安门城楼，算是得偿所愿。不久，他因病逝世，享年四十六岁。
凡曾同任弼时同志一道工作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建国以后，家住北京景山东街的一栋临街嘈杂的小房子里。然而，当他了解到为了给他搬家，得把一个机关迁走时，就坚决不让搬。在北京市郊养病时，为了节省汽油，就把一些小事攒起来进城办。他生前一直用着的一床被子和一条毯子，都是缴获的战利品。
叶剑英同志这样评价任弼时：“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电影《十八洞村》处处散发着诗意。然而，景色如画的十八洞村，几年前的现实却非常骨感。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个大山里的苗族村寨考察，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如今四年过去，十八洞村这个昔日的“穷苗寨”，变成了如今的“苗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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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审 | 任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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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审 | 任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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