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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壮士”孤军的悲壮背后,你可知一个弱国的悲凉?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瞭望智库 Author 库叔说


来源: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关山远


你是否知道,“八百壮士”悲壮故事的背后,是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弱国的何等的悲凉?

一场“奇特”的战斗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寇。

一支中国孤军,在日军围困中以寡敌众、死守不退,日军一波一波的疯狂进攻,都被勇士们击退。当日军抵近企图爆破守军所在大楼时,一位身上绑满手榴弹的中国士兵,毅然从楼上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15岁的中国姑娘杨慧敏,身缠一面青天白日旗,潜入中国守军的阵地,中国军人临时找到两根竹竿作为旗杆,将旗升起,正值黎明时分,曙色微茫中,军人们肃立敬礼,没有音乐,只有一两声冷枪,外面是即将发动新一轮进攻的敌人。

……

这些皆是1937年惨烈的淞沪会战中之细节。历史细节,唯有放在历史中观察,才能让人更加真实地理解历史及历史细节。   

八百壮士孤军坚守,象征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

当时的背景是: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不敌日军海陆空一体的凌厉攻势。10月26日,大场失守,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为防止被日军围歼,决定放弃现有阵地,全面向苏州河南岸转移。但是,当时蒋介石决定留一支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北岸坚守,最终选择了毗邻苏州河的四行仓库。  

2020年8月15日,位于上海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四行仓库是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6层大厦,1935年峻工,为当时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原是大陆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及盐业银行)联合仓库,与租界隔一条苏州河相望,旁边有一座混凝土桥(1942年加固拓宽后改称为“西藏路桥”,沿用至今)连接租界。

选择此地作为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北最后一块阵地,是非常合适的:
   
四行仓库背靠苏州河,日军只能围困三面(杨慧敏送完旗帜后从苏州河游回租界),而且与租界只隔一条狭窄的苏州河。在租界一侧,还立着一排大煤气罐,为避免炮火落入租界,日军不敢动用重炮攻击和飞机轰炸。仓库先前作为中国第88师师部,贮存了大量食物、救护用品及弹药,是一个适合坚守的堡垒。在4天4夜的战斗中,日军横尸200余具,中国守军仅伤亡37人。  
 
后人看来,这是一场“奇特”的战斗:在中国上海,苏州河北,只有一支中国军队在日军三面围攻下死战不退,而一河之隔的租界,在中国的地盘上却不属于中国管辖的租界,上海市民围观战斗,为中国军人助威。史载当时“观者如堵,靡不赞叹”。

八百壮士,实则只有452人,一个营,他们来自第88师,由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

史料记载,大场失守当天,中国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打电话给88师师长孙元良,让他率领全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市区,但孙元良一口拒绝了,理由是经过两月苦战,部队已无力再战,何况是以孤军留守作战,会遭受敌人任意屠杀。于是,留下1个师的计划,缩水为1个团,孙元良仍然拒绝,最后勉强留下了1个营。

在日军已经占领的苏州河以北区域留下1个营坚守,已无太大军事价值。在蒋介石眼中,这支孤军的意义是:让外国人看看,我们还是有部队坚守在上海市区的。   

蒋介石满心希望:国联大会11月3日就要在布鲁塞尔开幕了,这个会议,一定要做出制裁日本的决定啊……


一场“心存幻想”的战斗  


通过将战争引到上海,蒋介石迫使世界关注此事。对世界而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磕磕碰碰可以被视作是在‘偏远地区’的小打小闹,因为那里距离上海的租界很远,并没有引起外国势力重视并赢得支持。蒋在日记中写道,他希望‘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如是写道。  
 
的确,蒋介石的逻辑是:你们西方列强在上海有巨大的利益,现在日本人打过来了,你们还不赶紧干涉?

1937年9月22日,淞沪会战正打得难解难分之际,蒋介石在南京就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回答《巴黎晚报》记者提问时,说过如此一段话:   

“若列国仍又不采取及时措施,遏制日本之侵略,则不但各国对中国原有之贸易为之消减,即各国在东亚之领土,亦必受严重之威胁。故对日制裁,非所以独助中国,亦所以保护国联会员国及相关非会员国本身之利益。本人深信各国远大眼光之政治家,必当有见及此,遵照会章制裁日本,以尽其义务矣。”

一个弱国的悲剧,就是幻想自己陷入危难时强国会“尽义务”出手援助。

蒋介石把希望寄托于国联出面主持公道,也确实健忘——就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了东北,中国向国际申诉,国联派出了调查组,也就走了个过场,日本人还不满意,退出了国联。当时驻国联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回答,让他颇为难堪:“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当淞沪会战局势日渐对己不利后,蒋介石的选择是:要坚持跟日本人打下去,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也要坚持到国联大会召开,由国联出面干涉、调停。

这又是弱国的悲剧: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与坚决的战斗意志与强敌对抗,却幻想通过外交斡旋来达到目的。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评价淞沪会战时说:“这场战争的爆发将英国的冷漠暴露在大众目光之下。”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接到的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建议是:“我们不应该插手干预此事,因为这对保护我们在远东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害无利……”

国联大会11月3日如期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停止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与会各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除发表泛泛的谴责之词外,谁都不愿率先制裁日本。

会前,控制会议的英、美两国商定,凡有损于对日关系的任何提议,他们一概不提。苏联代表支持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但又不愿单独卷入冲突。

经过3个星期的空谈,11月24日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会议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制裁日本的正义要求,强调九国公约和平原则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中日停止敌对行动,采取和平程序。   

这份报告书,形同一张废纸。而这份报告书出炉之时,淞沪会战已经结束,日军兵锋,直指瑟瑟寒风中的南京。

心存幻想,又怎能坚决斗争?

史料记载,在淞沪会战中,蒋介石有多处错误的决策。该坚决进攻的时候突然叫停,该紧急撤退的时候,又突然让部队再坚持几天。他的错误判断,皆基于西方国家干涉日本的幻想。

比如,会战初期,中国军队尚占优势,正开始全线攻击后,蒋介石获悉英、美、法三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将上海设为中立区、中日两军同时撤出上海,于是下令停止攻击。哪能想到,日本政府根本不睬,援军如潮水般涌至上海。

又如,会战后期,中国军队牺牲过于惨烈,将领纷纷要求撤出上海战场,蒋介石同意了。但后撤的命令刚刚传至各部队,蒋介石的另一命令又来了:停止后撤,原地坚持10天以上。蒋介石的用意是:国联大会马上要开了,你们再坚持一下,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在关键时刻,前后矛盾的命令,会给部队造成多大的混乱?

时任中国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回忆说,在松江的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撤离战场,将部队撤到苏嘉、吴福国防要塞,“此时蒋夫人突然从上海来到,我还记得她穿着毛皮大衣,她宣称我们若能守住上海——我记得她说10多天——中国将赢得国际同情,国际联盟将帮助我们抑阻日本侵略,谈到国际援助,与会者只有少数人同意她的观点,蒋先生说: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叹息道:“蒋先生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蒋夫人的愿望被证实是一种错觉,她太天真了,蒋先生怎能听从妇人之言去指挥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役呀!”


一场“部署不当”的战斗


八百壮士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是历时3个月之淞沪会战的尾声。

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87师、88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史学界已有一致意见:淞沪会战,是中国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

最早指挥会战的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回忆说,中国对付日敌,分作3个时期:

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

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长城抗战;

第三种我判断他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作先发制人,又叫先下手为强,淞沪会战即是第三种。

遗憾的是,会战初期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军队,却无法实现战略目标:将盘踞上海的日军“赶下海去”。

1937年8月13日战斗打响时,中国军队占了绝对优势,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50毫米榴弹炮)和炮兵第14团(150毫米榴弹炮),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具有压倒性优势。其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重武器也不足。

中国军人憋足了劲,战斗意志旺盛,但因装备低劣、火力不够威猛,面对日军钢筋混凝土筑造的坚固工事,一筹莫展。时任左翼军总司令的陈诚战后叹息:“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效,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

陈诚所言部署不当,是多方面的。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上海之未能一次总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配合有力的空军……因为缺乏空军和炮兵的配合,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

中方先机既失,渐渐转为防御。此后双方不断增兵,终成百万人的大血战。淞沪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失败告终。后人评价:此役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呓,彰显了中国人面对强敌血战到底的信念,形成了全国团结一致抵抗侵略的局面。《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评价桂军、川军等地方军阀部队积极参战时说:“在相对和平时期让蒋介石大感头疼的国家统一进程,反而在战争时期聚沙成塔地得到了加强。”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蒋介石耗费心血训练的20个德械师全部葬送在黄浦江畔,中国雏形的空军也折损了大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自沉封锁长江航道,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淞沪之战……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时,谢晋元(右上)率领八百守军在上海四行仓库孤军坚守阵地抗击敌人。


从史料中能够读出:中国军人的血气之勇与武器装备、战术理念、战略思想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缺乏步兵与炮兵、战车的协同作战训练,不适应日军的海陆空立体作战。

今天读到骁勇的桂军士兵挺着刺刀向日军坦克进攻、三个小时就拼完一个师,读到中国军队不懂防空、在后方生火做饭时被日军飞机轰炸死伤惨重,不禁掩卷长叹。

那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弱国,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弱”——系统性的弱。   

蒋介石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上海来的战略没错,但他确实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事家。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在《蒋介石传》中毫不客气地评价:“蒋(介石)坐镇其上海西北的丝绸之城苏州的总部指挥作战,他下达详细的常常与瞬间万变的战场实际毫不相干的书面命令,而当这些命令到达前线时已是时过境迁。”

张发奎直至晚年,仍坚持一个观点:淞沪会战不应该打这么长时间,应该撤下一部分军队防守苏嘉与吴福国防工事。

苏嘉与吴福国防工事号称“东方的马其诺防线”。在图纸设计上,这些国防阵地充分考虑了中国南方的地形地貌,利用长江、太湖等河流湖泊的天然屏障和散落在水网中的天然高地,修筑起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用碉堡和战壕相互连接的军事防线。为了防线的巩固,国民政府甚至还修建了专线铁路。   

但是,在1937年11月13日,江南的深秋时节,张发奎坐在苏嘉线国防工事一座机枪掩体的顶盖上,日机扔下的炸弹就在不远处爆炸,一身寒意。他傻眼了:军队进不去,因为国防工事的地图和钥匙早被村里的保甲长带着逃走了。何等荒谬!

其实,当时有些部队砸掉了锁进入工事,也傻眼了:整个就是豆腐渣工程……

“决不负师座,不负国家”的壮士却被“师座”负了


淞沪会战中,比八百壮士更悲壮的,是坚守宝山城的姚子青营。

1937年9月4日,宝山县城的防御工事全部被敌炮击毁,陷入重围。当晚,姚子青致电旅部:“抱誓与敌皆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9月6日凌晨,日军攻入城内,姚子青率队转入巷战,最终,600将士,全部英勇殉国。

从整个淞沪战役来看,中国军人,无论是低层士兵,还是高级将领,大多有英勇无畏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这样。

张发奎回忆说:11月8日午夜,他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让他命令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留在南市。张发奎遂打电话给蔡劲军,让他过来,但是,张发奎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后,蔡劲军拒绝接受,张发奎又给蒋介石打电话报告了蔡劲军的态度,蒋介石说:“毙了他!”

当然,张发奎没有枪毙蔡劲军。他深知,这只是蒋介石习惯在一时冲动时下达的命令。蔡劲军是黄埔一期生,当过蒋的随从参谋,深受宠信。张发奎去做蔡劲军的思想工作,让他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你是蒋先生的门生,必须服从蒋的命令,为蒋效命。此外,留下来未必有生命危险。”但张学奎无法说服蒋校长的得意门生,“警察们没有动摇,但蔡局长先逃走了……事后,蔡劲军给蒋介石写了份报告,就没受到处分。”

相比于蔡劲军,蒋介石的另一个嫡系孙元良,更过分。孙元良是88师师长,八百壮士的直接上司。四行仓库保卫战开始前,谢晋元给孙元良写了一封信:晋元“誓不轻易撤退,亦绝不做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决不负师座,不负国家。”

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确实没有辜负“师座”和国家,但“师座”却无疑辜负了国家和他的战士们。

孙元良是黄埔一期生,长得一表人材,深受蒋介石宠信。但此人贪财好色,淞沪战役中,各种中饱私囊,贪污国防工事费用,变卖上海各界的慰问物资,甚至将抢劫来的棉纱偷运到武汉出售。最令人发指的是,前线打得尸山血海,他还有心情霸占民女。

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88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曾前往劝解无效。这时我到师部,冯要我再去一劝。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他竟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在历史上,孙元良以“长腿将军”著称,说的是他撒腿逃跑的本事极强——在北伐、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期间,孙元良三次丢下部队成功逃跑。南京保卫战中,受命守卫中华门的孙元良就丢下袍泽逃跑,甚至被写进了《拉贝日记》:“得知孙元良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早在北伐时期,孙元良就因逃跑,惹怒了蒋介石,当即要对他军法从事。但经黄埔嫡系求情,蒋介石不仅没有枪毙孙元良,反而送他到日本留学。

淮海战役中,孙元良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他先化装成中尉副官,骗过盘查,后又化装成农民,一路狂奔,当解放军发动总攻时,孙元良已出现于南京城中了。确实是个好演员。他的儿子孙祥钟,后来确实成为了电影明星,艺名秦汉。

据张发奎回忆:淞沪战役最后几天,特别混乱。一天,蒋介石叫张发奎去看孙元良,张发奎又叫自己的副手黄琪翔去找他,发现孙元良正在公共租界内的百乐门舞厅跳舞。张发奎把此事向蒋介石报告了,蒋介石说:“混账!毙了他!”

“我没有枪毙他,我感到蒋介石只是说说而已。”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很冷静也很无奈地写下了这句话。


这支孤军的悲壮是国家的悲凉 


八百壮士作为蒋介石“打给外国人看看”的象征,最终成为中国人面对强敌不屈抗战的象征。

著名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道,当时留在北平沦陷区的中国人最兴奋的,就是听到八百壮士一类的消息。

爱国歌曲《歌八百壮士》更是在当年激励了无数中国人: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事实上,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并不是“打给外国人看看”,外国人靠不住。他们以一腔热血,不畏死亡,在全体中国人当中树立了一座坚持抗战的精神丰碑,他们是中国人的骄傲!

八百壮士的结局,同样悲壮。

血战4个日夜后,他们受命退入租界,却被英军缴去武器。这支孤军全靠上海市民接济。他们照样出操和训练,但在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升旗仪式中,遭到租界军人的袭击,4死11伤。他们却只能通过绝食来抗议。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在出操时遭受叛徒袭击,中弹身亡,年仅36岁。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将这支孤军全部拘禁,押至各地做苦工,最远的被押送到新几内亚,战士们有些逃脱,有些死于折磨……

这支孤军的悲壮,是当年弱小的中国的悲凉。

所幸,现在的中国,再也不是当年的中国了。

这恰恰就是历史予今天的意义。
 
参考资料:
《淞沪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宋希濂、黄维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张发奎口述实录》张发奎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抗日战争》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著  华文出版社    
《蒋介石传》 【英】乔纳森·芬比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英】拉纳·米特著 新世界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
《14年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 1931-1945》桂宏、郑德良著  台海出版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9辑 军政人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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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丨张 瑶(西安交通大学团委)
校  对丨吴 问
校  审丨王殿祎
值班编委丨景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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