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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被随意赠送、买卖、杀害。这是七十年前的旧西藏|青苹

作者@幻想浅绿、志海(史图馆)


70年前的今天,西藏和平解放。这片约占全国陆地面积八分之一,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土地,从此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千年长夜


提起西藏,不禁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帖文。作者是退伍老兵,曾自驾去西藏。一天晚上在民宿里和老板聊天,老板的老祖母也在,聊着聊着就说起自己当过兵,然后给他们看了照片。老祖母双手捧着照片,口中一直说着“金珠玛米”,还说了很多话。在藏语里,“金珠”是“解放”的意思,而“玛米”指的则是“兵”,“金珠玛米”就是藏族同胞对解放军的专有称呼。老板说老祖母说的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解放军,解放了藏人,才有今天的日子,要不然还在受奴役。第二天要离开的时候,老祖母拿了一条洁白的哈达绑在车的观后镜上,说能保佑他一路顺利,平平安安回家。


农奴制在西藏存在已久。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处于奴隶社会。到了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在平民和奴隶起义的冲击之下土崩瓦解。由于西藏地区的奴隶制发展水平不一,各地向封建制过渡的速度和程度也不尽相同。西藏地区整体花了大约400年才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而这种过渡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奴隶制,只是把奴隶制过渡为了农奴制。


农奴


农奴制的西藏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即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其中农奴主阶级大体可以分为官家、寺院和贵族三个部分。


所谓的官家指的是西藏的地方政府。自元朝以来,西藏的地方领袖都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和遣使册封才能继位。辛亥革命后,这一原则依然延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蒙藏委员会来管理此事。


至于寺院,则指的是在西藏随处可见的藏传佛教寺院。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共有2676座寺庙,114925名僧众,僧众人口已经达到了当地男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也同样不可小觑。至民主改革前,西藏尚有世袭贵族197家,最大的几家贵族每家都占有着几万藏克地(1藏克地指1藏克重的青稞种子可以播种的土地,旧西藏的度量衡非常混乱,各地并不完全统一。1藏克约合二十余市斤,1藏克地大概和1市亩持平)。


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农奴主阶级以不足总人口5%的人数实际拥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荒地和山地以及绝大部分的牲畜。换句话说,极少数人控制了西藏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财富。


人皮制成的阿姐鼓


而农奴主剥削的对象,便是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这些农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农奴主耕种土地上,每户农奴需要耕种几藏克地到三四十藏克地。在旧西藏,农奴无权随意外出,想要离开土地的话,必须得到领主的同意。如果土地被转让,那么这块土地上的农奴、牲畜和农具也会一起被接管。


封建地租是农奴所遭受的主要剥削形式。这种地租通常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即劳役、实物和货币。


在服劳役期间,农奴的劳动是完全无偿的,而单这一项就通常需要花费掉农奴过半的生产时间。实物地租指生产出的农作物或手工业产品,包括纺织品、陶器和食物等。货币形式则主要通过人役税的方式进行,不同的农奴根据技术能力和身体条件的不同,征收从2藏两到150藏两不等的税额。这种税从18岁起征,至60岁停征。


剥削


除此之外,农奴主阶级还向农奴阶级放高利贷,覆盖八九成的农奴,而其中八成的高利贷都是由寺院放出的。这些高利贷利率极高,大宗且在30%到50%,小额更能高达150%。而且大部分只许纳利,不许还本。利滚利之下,非常容易导致农奴背负几世也无法还清的债务。此外,还有非借不可的空头债。这种债,只是由寺庙的管事人通知某一农奴说,“欠了寺里多少债”,农奴就得每年按数向寺里送利息。寺院放债的数字非常惊人,光是拉萨三大寺一年放出的高利贷,就能折合一千四百七十三万余银元。由此,大量的农奴被锁死在对应的土地上,而破产的农奴则不得不开始逃亡。


根据人身自由程度的不同,农奴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差巴”,意为支差的人,是最高等级的农奴,约占农奴总数的45%。他们向农奴主领取部分土地耕种,其中1.5%的“差巴”充当把土地转包给其他农奴耕种的二地主,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者。这些人有少量的农具和牲畜,每年都要支应一定日期的人役和畜役。在严酷的剥削压迫下,大部分“差巴”的生活非常困苦,破产的“差巴”会沦落为更低等级的农奴。


差巴


比“差巴”低一个等级的农奴叫做“堆穷”,意为“小户”。“堆穷”的总数和“差巴”基本持平。这些“堆穷”大多数时间都在为农奴主服差役,可耕种的土地少得可怜,被称为“耕食地”。“堆穷”基本没有人身自由,大部分人必须世世代代为农奴主服务。


堆穷


比“堆穷”还惨的农奴叫“朗生”,意为“家庭奴隶”。这种农奴完全没有生产资料,也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基本等于农奴主的私人物品。他们不仅世世代代要作为农奴主的奴隶,还会被随意地赠送、陪嫁、买卖甚至虐待、杀害。


朗生只能住在这样的地方


如果农奴没有逃亡成功,便会面临比“堆穷”更悲惨的命运。他们一旦被农奴主抓住,就会被关进牢房。在这里,强制苦役是最轻的处罚,而挖眼、割鼻、砍手、刖足、抽筋、剥皮都是家常便饭。


为了作法,旧西藏的当权喇嘛会使用大量的人骨、人肉。“在拉萨西郊一个佛堂里,为了念经放咒,就先后向一个管事头人索要过整人头27个,人头盖骨6个,人腿骨4根,整张人皮1张,人尸1具,人肠14捆,人肉8块,人血9瓶。”


而事实上,当权喇嘛在平日虐杀的百姓,比起他们用来作法的人头人骨,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寺庙的上层当权喇嘛,不仅对寺属百姓任情欺压、随意侵害,就是对寺里的普通喇嘛,也是肆行欺凌、滥施殴辱。虽然寺庙有横征暴敛来的巨额收入,但多为上层喇嘛吞没,普通喇嘛靠寺庙供给根本吃不饱。


一个普通喇嘛意希洛追,看到从各寺庙里发现的大批人头、人骨、人皮之后,愤怒地说:“这些东西难道会是大喇嘛大贵族的吗?这都是我们穷喇嘛穷百姓的,是他们杀死穷人搞来的!”


红旗卷起农奴戟


这样的境况持续了千年,直到老祖母口中的“金珠玛米”出现。当年进藏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等部队。毛主席说,西藏没有革命基础,没有建立过根据地,那里的人民对解放军、共产党不了解,十八军到西藏要团结群众,为群众服务,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十八军进拉萨——


因此,十八军仔细研究藏族地区的风俗习惯,要求指战员们理解和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进入藏族聚居区后,尽管部队一路上补给非常缺乏,但指战员们坚决不打飞禽走兽,也不抓河里的鱼,对藏族群众秋毫无犯。遇到佛塔、玛尼堆,指战员们都会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顺时针左转。大部队为了不扰民,不会住在藏族群众家里,也不会住在佛寺里,都是在野外搭帐篷。军长张国华要求战士们给藏族群众当“长工”,一路上帮助他们干农活、修房屋,让他们与群众在劳动中相互了解。有时难免在群众家中借宿,部队就开展了一项“满缸运动”,即帮群众挑水,保证群众家的水缸是满的。


十八军还一路免费为藏族同胞治病,深受群众欢迎。过去,藏族同胞看病很难。穷人生病大多耗着,没钱买药,也请不来医生,有时会请喇嘛念经。部队卫生队免费治病的消息传开后,藏族同胞就络绎不绝地上门求医。卫生队的战士还编了句顺口溜:“头疼发烧,阿司匹林三包,欢迎藏胞来找。”


十八军进藏的给养都是自己携带,为此还建立了牦牛运输队。队里很大一部分人是藏族土司家的长工,他们能适应高原气候,又很会赶牦牛,成为了运输队的主力。运输队一路上需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有时还需要在高山上过夜,条件相当艰苦。十八军当时付给这些藏族同胞双倍的工钱,而他们以前为土司干活是不可能有工钱的,这让他们感动不已。


十八军以人民军队特有的热忱和纪律,逐渐消除了当地藏族群众心中的疑虑,让他们感觉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是不同于以往的“新汉人”。


人人立功的和平解放西藏第一连


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改善生活水平是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封建农奴制黑暗落后,必须退出历史舞台。但考虑到西藏历史和当时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中明确写道:“对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办法解决之。”这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自行改革农奴制。


但民主改革会从根本上动摇农奴主阶级的利益,必然引发他们的激烈反对。从1952年起,农奴主就开始发动零星叛乱。1955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这更是让农奴主们恼羞成怒。1959年3月10日,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动势力悍然掀起全面叛乱。人民解放军随即采取行动,坚决平息叛乱。至1961年底,西藏地区的农奴主叛乱武装被彻底清除。


第一次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翻身农奴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解散旧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地方政府职权,直接展开民主改革。农奴背负的债务被全部废除,叛乱农奴主的土地被直接发放给负责耕种的农奴,农奴和农奴主之间的所有人身依附关系被彻底解除。至此,西藏地区的农奴制被彻底废除,饱受压迫的底层藏族人民终于得以拥抱光明的发展前途。


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1963年的一天清晨,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园广播中传来了这样的歌声。动人的旋律立即吸引了一位年轻学生驻足倾听,她就是来自西藏的才旦卓玛。才旦卓玛是农奴的女儿,歌词中一字一句讲述的,正是她的心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她找到自己的老师王品素教授,希望她能教自己唱好这首歌。


才旦卓玛


当时,全国正掀起向雷锋学习的高潮。《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节录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上摘记的一首诗,作者为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职工姚筱舟(笔名蕉萍)。作曲家朱践耳将其谱成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也就是说,《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一首汉语歌曲,而才旦卓玛当时还没有熟练掌握汉语,王品素教授也担心唱藏民族歌曲的她丢失了自己的风格。但才旦卓玛坚决表示:“我目睹了农奴翻身做主的幸福生活,亲身感受到了党的温暖……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王品素教授非常感动,为才旦卓玛找来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歌词。才旦卓玛后来回忆说:“我汉语基础差,人家学1、2个小时就可以了,我学了2个多月才过关。老师随时随地会抽查,问我歌词中的意思,所以这歌也永远印在我的心里。”王品素教授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来听才旦卓玛的演唱,他也被才旦卓玛的真情流露打动了。他们感觉到了,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是心灵深处的歌唱。


才旦卓玛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惊艳了校园,火到了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又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传遍了大江南北。


才旦卓玛在2021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2021年5月10日,第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式上,组委会授予才旦卓玛“特别荣誉奖”。舞台上,84岁的才旦卓玛再次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后台,她却像一位邻家奶奶,和年轻人拉着家常,说说当年农奴的苦,聊聊今天的幸福生活,讲讲妈妈给她起名字的意思……


她出生于日喀则的一个农奴家庭,妈妈给她起名“才旦卓玛”,“才旦是长寿的意思,卓玛是度母仙女的意思,才旦卓玛就是长寿仙女。”但在那时,农奴和他们的子女毫无人格尊严,更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她的父母长年为农奴主种地,她年纪小,就去放牛放羊,只有歌唱,能慰藉心灵……


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西藏社会的面貌日新月异,西藏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西藏大学学生次仁桑姆在操场跑步

西藏的青少年正在上课


正是:
往事越千年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编  辑丨石洪基
校  对丨李 桐
校  审丨王小美、李琬莹
值班编委丨汤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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