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被随意赠送、买卖、杀害。这是七十年前的旧西藏｜青苹

共青团中央

作者@幻想浅绿、志海（史图馆）

70年前的今天，西藏和平解放。这片约占全国陆地面积八分之一，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土地，从此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千年长夜

提起西藏，不禁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帖文。作者是退伍老兵，曾自驾去西藏。一天晚上在民宿里和老板聊天，老板的老祖母也在，聊着聊着就说起自己当过兵，然后给他们看了照片。老祖母双手捧着照片，口中一直说着“金珠玛米”，还说了很多话。在藏语里，“金珠”是“解放”的意思，而“玛米”指的则是“兵”，“金珠玛米”就是藏族同胞对解放军的专有称呼。老板说老祖母说的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解放军，解放了藏人，才有今天的日子，要不然还在受奴役。第二天要离开的时候，老祖母拿了一条洁白的哈达绑在车的观后镜上，说能保佑他一路顺利，平平安安回家。

农奴制在西藏存在已久。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处于奴隶社会。到了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在平民和奴隶起义的冲击之下土崩瓦解。由于西藏地区的奴隶制发展水平不一，各地向封建制过渡的速度和程度也不尽相同。西藏地区整体花了大约400年才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而这种过渡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奴隶制，只是把奴隶制过渡为了农奴制。

农奴

农奴制的西藏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即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其中农奴主阶级大体可以分为官家、寺院和贵族三个部分。

所谓的官家指的是西藏的地方政府。自元朝以来，西藏的地方领袖都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和遣使册封才能继位。辛亥革命后，这一原则依然延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蒙藏委员会来管理此事。

至于寺院，则指的是在西藏随处可见的藏传佛教寺院。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共有2676座寺庙，114925名僧众，僧众人口已经达到了当地男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也同样不可小觑。至民主改革前，西藏尚有世袭贵族197家，最大的几家贵族每家都占有着几万藏克地（1藏克地指1藏克重的青稞种子可以播种的土地，旧西藏的度量衡非常混乱，各地并不完全统一。1藏克约合二十余市斤，1藏克地大概和1市亩持平）。

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农奴主阶级以不足总人口5%的人数实际拥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荒地和山地以及绝大部分的牲畜。换句话说，极少数人控制了西藏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财富。

人皮制成的阿姐鼓

而农奴主剥削的对象，便是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这些农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农奴主耕种土地上，每户农奴需要耕种几藏克地到三四十藏克地。在旧西藏，农奴无权随意外出，想要离开土地的话，必须得到领主的同意。如果土地被转让，那么这块土地上的农奴、牲畜和农具也会一起被接管。

封建地租是农奴所遭受的主要剥削形式。这种地租通常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即劳役、实物和货币。

在服劳役期间，农奴的劳动是完全无偿的，而单这一项就通常需要花费掉农奴过半的生产时间。实物地租指生产出的农作物或手工业产品，包括纺织品、陶器和食物等。货币形式则主要通过人役税的方式进行，不同的农奴根据技术能力和身体条件的不同，征收从2藏两到150藏两不等的税额。这种税从18岁起征，至60岁停征。

剥削

除此之外，农奴主阶级还向农奴阶级放高利贷，覆盖八九成的农奴，而其中八成的高利贷都是由寺院放出的。这些高利贷利率极高，大宗且在30%到50%，小额更能高达150%。而且大部分只许纳利，不许还本。利滚利之下，非常容易导致农奴背负几世也无法还清的债务。此外，还有非借不可的空头债。这种债，只是由寺庙的管事人通知某一农奴说，“欠了寺里多少债”，农奴就得每年按数向寺里送利息。寺院放债的数字非常惊人，光是拉萨三大寺一年放出的高利贷，就能折合一千四百七十三万余银元。由此，大量的农奴被锁死在对应的土地上，而破产的农奴则不得不开始逃亡。

根据人身自由程度的不同，农奴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差巴”，意为支差的人，是最高等级的农奴，约占农奴总数的45%。他们向农奴主领取部分土地耕种，其中1.5%的“差巴”充当把土地转包给其他农奴耕种的二地主，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者。这些人有少量的农具和牲畜，每年都要支应一定日期的人役和畜役。在严酷的剥削压迫下，大部分“差巴”的生活非常困苦，破产的“差巴”会沦落为更低等级的农奴。

差巴

比“差巴”低一个等级的农奴叫做“堆穷”，意为“小户”。“堆穷”的总数和“差巴”基本持平。这些“堆穷”大多数时间都在为农奴主服差役，可耕种的土地少得可怜，被称为“耕食地”。“堆穷”基本没有人身自由，大部分人必须世世代代为农奴主服务。

堆穷

比“堆穷”还惨的农奴叫“朗生”，意为“家庭奴隶”。这种农奴完全没有生产资料，也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基本等于农奴主的私人物品。他们不仅世世代代要作为农奴主的奴隶，还会被随意地赠送、陪嫁、买卖甚至虐待、杀害。

朗生只能住在这样的地方

如果农奴没有逃亡成功，便会面临比“堆穷”更悲惨的命运。他们一旦被农奴主抓住，就会被关进牢房。在这里，强制苦役是最轻的处罚，而挖眼、割鼻、砍手、刖足、抽筋、剥皮都是家常便饭。

为了作法，旧西藏的当权喇嘛会使用大量的人骨、人肉。“在拉萨西郊一个佛堂里，为了念经放咒，就先后向一个管事头人索要过整人头27个，人头盖骨6个，人腿骨4根，整张人皮1张，人尸1具，人肠14捆，人肉8块，人血9瓶。”

而事实上，当权喇嘛在平日虐杀的百姓，比起他们用来作法的人头人骨，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寺庙的上层当权喇嘛，不仅对寺属百姓任情欺压、随意侵害，就是对寺里的普通喇嘛，也是肆行欺凌、滥施殴辱。虽然寺庙有横征暴敛来的巨额收入，但多为上层喇嘛吞没，普通喇嘛靠寺庙供给根本吃不饱。

一个普通喇嘛意希洛追，看到从各寺庙里发现的大批人头、人骨、人皮之后，愤怒地说：“这些东西难道会是大喇嘛大贵族的吗？这都是我们穷喇嘛穷百姓的，是他们杀死穷人搞来的！”

红旗卷起农奴戟

这样的境况持续了千年，直到老祖母口中的“金珠玛米”出现。当年进藏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等部队。毛主席说，西藏没有革命基础，没有建立过根据地，那里的人民对解放军、共产党不了解，十八军到西藏要团结群众，为群众服务，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十八军进拉萨——

因此，十八军仔细研究藏族地区的风俗习惯，要求指战员们理解和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进入藏族聚居区后，尽管部队一路上补给非常缺乏，但指战员们坚决不打飞禽走兽，也不抓河里的鱼，对藏族群众秋毫无犯。遇到佛塔、玛尼堆，指战员们都会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顺时针左转。大部队为了不扰民，不会住在藏族群众家里，也不会住在佛寺里，都是在野外搭帐篷。军长张国华要求战士们给藏族群众当“长工”，一路上帮助他们干农活、修房屋，让他们与群众在劳动中相互了解。有时难免在群众家中借宿，部队就开展了一项“满缸运动”，即帮群众挑水，保证群众家的水缸是满的。

十八军还一路免费为藏族同胞治病，深受群众欢迎。过去，藏族同胞看病很难。穷人生病大多耗着，没钱买药，也请不来医生，有时会请喇嘛念经。部队卫生队免费治病的消息传开后，藏族同胞就络绎不绝地上门求医。卫生队的战士还编了句顺口溜：“头疼发烧，阿司匹林三包，欢迎藏胞来找。”

十八军进藏的给养都是自己携带，为此还建立了牦牛运输队。队里很大一部分人是藏族土司家的长工，他们能适应高原气候，又很会赶牦牛，成为了运输队的主力。运输队一路上需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有时还需要在高山上过夜，条件相当艰苦。十八军当时付给这些藏族同胞双倍的工钱，而他们以前为土司干活是不可能有工钱的，这让他们感动不已。

十八军以人民军队特有的热忱和纪律，逐渐消除了当地藏族群众心中的疑虑，让他们感觉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是不同于以往的“新汉人”。

人人立功的和平解放西藏第一连

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改善生活水平是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封建农奴制黑暗落后，必须退出历史舞台。但考虑到西藏历史和当时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中明确写道：“对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办法解决之。”这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自行改革农奴制。

但民主改革会从根本上动摇农奴主阶级的利益，必然引发他们的激烈反对。从1952年起，农奴主就开始发动零星叛乱。1955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这更是让农奴主们恼羞成怒。1959年3月10日，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动势力悍然掀起全面叛乱。人民解放军随即采取行动，坚决平息叛乱。至1961年底，西藏地区的农奴主叛乱武装被彻底清除。

第一次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翻身农奴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解散旧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地方政府职权，直接展开民主改革。农奴背负的债务被全部废除，叛乱农奴主的土地被直接发放给负责耕种的农奴，农奴和农奴主之间的所有人身依附关系被彻底解除。至此，西藏地区的农奴制被彻底废除，饱受压迫的底层藏族人民终于得以拥抱光明的发展前途。

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1963年的一天清晨，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园广播中传来了这样的歌声。动人的旋律立即吸引了一位年轻学生驻足倾听，她就是来自西藏的才旦卓玛。才旦卓玛是农奴的女儿，歌词中一字一句讲述的，正是她的心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她找到自己的老师王品素教授，希望她能教自己唱好这首歌。

才旦卓玛

当时，全国正掀起向雷锋学习的高潮。《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节录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上摘记的一首诗，作者为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职工姚筱舟（笔名蕉萍）。作曲家朱践耳将其谱成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也就是说，《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一首汉语歌曲，而才旦卓玛当时还没有熟练掌握汉语，王品素教授也担心唱藏民族歌曲的她丢失了自己的风格。但才旦卓玛坚决表示：“我目睹了农奴翻身做主的幸福生活，亲身感受到了党的温暖……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王品素教授非常感动，为才旦卓玛找来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歌词。才旦卓玛后来回忆说：“我汉语基础差，人家学1、2个小时就可以了，我学了2个多月才过关。老师随时随地会抽查，问我歌词中的意思，所以这歌也永远印在我的心里。”王品素教授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来听才旦卓玛的演唱，他也被才旦卓玛的真情流露打动了。他们感觉到了，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是心灵深处的歌唱。

才旦卓玛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惊艳了校园，火到了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又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传遍了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