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专利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 硅谷人常常会用一种“试错法”来尝试新的东西，设想很多可能性，不断试错，直到成功。尝试失败，就需要有人为失败买单，这些为失败买单的就是风险投资机构和天使投资人。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高新技术创业“圣地”，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活跃的风险资本市场
■ 城市的多元文化并不局限于城市精英阶层，而是具有更宽泛的含义。它不仅能吸引精英和知识人才，还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贫民窟只是一个社会“中转站”。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社会流动通道未被阻隔
■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大力弘扬包容的创新文化，兼顾精英创新和草根创新。既要重视发挥科学家、企业家等精英的作用，更要激发各个阶层的创新活力；既要瞄准科技制高点、追求“高大上”，更要重视民生关注点，推动科技“接地气”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地都在努力创建自己的“硅谷”，但硅谷模式常常难以复制。这是因为，政府往往更关注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较少关注影响科技创新的文化动因。事实上，创新嵌入于特定文化中，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创新的内在力量。
任何重大技术变革都会通过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塑造着代表那个时代的创新精神、商业理念和消费时尚，从而引导人类价值观的嬗变和思想体系的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通过在制度领域发展国家创新系统，在价值领域倡导求变精神，在生活领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深深地浸润和濡染人的心灵。
科技创新中心是大家经常谈到的一个热词。那么，建设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美国著名区域创新问题专家佛罗里达认为，人才（Talents）、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性（Tolerance）是促进城市和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三个关键要素，三者紧密联系又互相补充。
人才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行为主体，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产业的开拓者。人才是创新诸要素中最能动、最核心的要素。在科技创新活动的整个过程中，不论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或消费，还是相应过程中的技术、管理与决策等，都在根本上取决于各类各层次人才。科技创新的发生，不仅需要个体提供的智力支撑，还高度依赖于人才集聚所产生的集体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本质上是全球人才集聚的中心。
技术是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如果只有人才的集聚，没有技术的产出，也无法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众所周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技术主要来自于企业。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支撑起来的。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因为这里培育出了惠普、英特尔、苹果、谷歌、思科、甲骨文、推特、脸书、特斯拉等一大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龙头企业。正是这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最终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施以重大影响。
包容性是指城市文化的宽容度和开放度，它借由人的行为体现出来，并作用于人的行为，进而影响城市创新活动。文化是城市的基因，与城市的历史密切相关，也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未来的发展。文化既有可能成为科技创新成长的土壤，也有可能成为科技创新枯萎的园地……肥沃的土壤本身不会生长出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没有它的话，任何东西都会失去成长的根基。创新文化的特质是崇尚冒险、宽容失败、激励草根、包容异端，所以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创新文化的两个重要特征。
包容性的创新文化具有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价值观，其核心是激励成功、宽容失败。因为创新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因而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失败可以创造机会，催生更好的创新。只要不断总结经验，就能迎来成功。
硅谷就是以具有包容失败的商业文化而闻名。那里的企业普遍推崇“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要奖赏敢于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那些因冒风险而失败的人”等价值观。当然，成功和失败本质上应该是平衡的。如果还没有失败过，那说明你还没有尝试；但如果只是失败，那说明你还不知道怎么正确做事。硅谷的秘密就是，“失败，容忍大量的失败，2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能在这里成功。但是你若失败了，那就得重新再来……一个初创公司不是一个技术公司，而是一部学习机器。”
某种意义上，成功的关键在于善于失败。硅谷对待失败的态度，不仅体现在失败发生之后对失败者的宽容，而且在于对创新创业一开始就做好了失败的准备。硅谷人常常会用一种“试错法”来尝试新的东西，设想很多可能性，不断试错，直到成功。尝试失败，就需要有人为失败买单，这些为失败买单的就是风险投资机构和天使投资人。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资本，泛指向初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投资。它是科技人才与风险资本家的合作，是将技术、资金及管理重新组合，以促进高新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没有风险资本，就没有高技术创业。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高新技术创业“圣地”，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活跃的风险资本市场。硅谷以不到美国1%的人口，吸引了全美超过40%和全世界20%的风险投资，结果是创造了全美12%的专利产出。
同时，包容性的创新文化也包括对嬉皮士、怪才、黑客等各类边缘化群体，以及“异想天开”的容忍和接受。当年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从风险资本家那里融到第一笔资金时，就是一个嬉皮士。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因素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原因，更不是说这些边缘化群体更具创新力，而是指开放、包容的文化对科技创新型人才更具吸引力。
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还包括对员工跳槽或自主创业等行为的宽容和鼓励。在硅谷的发展历史上，有一段著名的“八个叛离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对硅谷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晶体管被称为“上世纪最伟大发明”。1955年，被称为“晶体管之父”的肖克利博士，离开贝尔实验室返回故乡硅谷所在的圣克拉拉市，创建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很快，因仰慕“晶体管之父”的大名，八名年轻的科学家从美国东部陆续到达硅谷，加盟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他们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是当年美国西部从未有过的英才大集合。可惜，肖克利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却缺乏经营能力，对管理一窍不通。一年内，实验室没有研制出任何像样的产品。八名青年瞒着肖克利开始计划出走，肖克利斥责他们是“八个叛逆者”。
1957年底，这“八个叛逆者”在纽约一家企业的支持下，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八个叛逆者”有了自己投资、有了股份、有了管理权、有了技术方向，于是真正形成了一个团结、精悍的集体。短短两年时间，仙童公司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展业绩。到1967年，公司营业额接近2亿美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
然而，也就在这一时期，危机开始孕育。母公司不断把仙童公司的利润转移到东海岸，以维持其他子公司的盈利。看到这种不公平，“八个叛逆者”又开始纷纷出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英特尔公司。
人才大量流失对仙童公司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整个硅谷发展甚至世界半导体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一批又一批“仙童”的出逃，掀起了巨大的创业热潮。到上世纪80年代初，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中，半数以上都与仙童公司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在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位与会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过的不到24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仙童公司就是“硅谷人才的摇篮”。
正是这“八个叛逆者”的反叛精神，成就了无数年轻人的创业梦想。也正是这种创业精神，成就了硅谷的伟大事业。正如乔布斯所言：“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
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还具有激励草根的精神。硅谷的很多著名企业都是从车库里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车库文化”。“车库文化”是草根创新的最好体现。
上世纪30年代，相对于美国东部地区，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发展还十分落后。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特曼鼓励他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本地创业，而不是到东部去就业。其中的两个学生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以538美元起家，租下一间不到4平方米的车库，开始了创业之旅。到1957年，这家公司上市时，员工已达1500人，市值达4800万美元。这家公司就是惠普，如今它的工厂遍布世界各地，年销售额超过1100亿美元。
著名的苹果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成立之初，也是一家只有几个人的车库企业。如今其销售额跃居硅谷之首，超过1700亿美元，全球员工数逾8万人。
包容性创新文化的核心体现在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和个人选择，使知识精英在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中找到发挥才能的舞台。我们知道，人才在选择就业城市时，不仅考虑工作的好坏，而且会考虑环境的包容性和文化的多元化。只有包容性的创新文化，才能够持续吸引高素质人才，并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最大限度激发人的激情与活力，为施展才干提供更多的机会、更大的舞台，从而促进初创公司繁衍和高水平创新成果产生。
此外，开放的文化氛围也能为优秀科技人才，提供思想交流、观念碰撞及竞合兼容的环境，促进隐性知识的溢出与新知识、新思想的产生。开放性创新文化降低了人才的进入壁垒，有利于多样化人才迅速融入新环境，并推动区域创新和发展。
例如，纽约和伦敦的国际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都达到1/4。硅谷的开放性特征更为显著，当地不仅移民比例非常高，并且来源地多种多样。其中，约1/4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中至少有一人在中国或印度出生，约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国外出生。在这个大熔炉里，不同母语、不同文化背景的工程师、科学家和企业家成为联结硅谷与世界的纽带，使得硅谷可以方便地接触到其他地区的技术和市场。这是硅谷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
事实上，城市的多元文化并不局限于城市精英阶层，而是具有更宽泛的含义。它不仅能吸引精英和知识人才，还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贫民窟只是一个社会“中转站”。刚来城市的人先住在贫民窟，通过自身努力和财富积累，从而搬往更好的地段、住进更好的房子。与此同时，又会有新的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住进贫民窟，开始他们的奋斗故事。没有这些组成，城市就会缺乏活力。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社会流动通道未被阻隔。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创新网络的核心节点，还是新观点和新理念的传播源。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城市，无一例外都兼备文化引导与文化繁荣。如果文化要素无法与其他要素协同发展，就可能成为迈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鸿沟。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文化再造工程。
坦率地讲，在城市发展变迁中，上海似乎形成了偏爱舶来品的“高大上”文化和刻意追求“精明规范”的白领文化。这种文化取向，与草根创新文化是有排斥的。须知，有时正是小人物成就了无人企及的伟大事业。同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包容，天才也可能成为异类，因受到歧视而一事无成。
新世纪以来，因为科技创新的复杂性和模块化不断发展，传统创新模式正发生革命性变化，互联网思维、开放式创新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开源创新、科技众筹、研发众包等创新范式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时代，创新不再是“高大上”，而更多来自草根；不仅处于“庙堂之上”，更在“江湖之远”；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特权和专利，而是千百万民众所共同的事业。“高手在民间”的理念正为人们所认同，激励着大众创新、草根创新成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社会基础性工程。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大力弘扬包容的创新文化，兼顾精英创新和草根创新。既要重视发挥科学家、企业家等精英的作用，更要激发各个阶层的创新活力；既要瞄准科技制高点，追求“高大上”，更要重视民生关注点，推动科技“接地气”。要着力在创新政策的普惠性、创新环境的包容性上下功夫，使创新政策更多体现公平、普惠和实用原则。譬如，创新人才政策要更多覆盖整个人才群体，人才政策的立足点要更多从激励高端人才转向更多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公平竞争的普适性条件。要将大学生宿舍、廉租屋等空间，变为有为青年和草根创业者交流奇思妙想的场所，让创新之树扎根于民间沃土。
本文转自上海观察“思想汇”栏目。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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