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子弟] 那里，是父亲歼击日寇的战场，是母亲收获爱情的家园

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个门楼前，击毙了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

原题：我的汾阳情结

作者：张河

我是一个在香港工作的北京人，为什么会对山西省一个县级市产生“情结”呢？听我慢慢给您道来。

说起汾阳，就有很多故事要讲。因为我的父亲、母亲以及我本人，都和汾阳有着很深的渊源。

先说母亲。母亲出生在汾阳峪道河镇下池家庄家境殷实的一个大户人家，衣食无忧的母亲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15岁的母亲跟随着她的革命领路人，也就是在汾阳地区从事八路军情报工作的我的父亲，来到了晋绥军区，成了一名年轻的八路军女战士，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的父亲出生在比邻的文水县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高小毕业后，父亲被崇尚文化的祖父送到省城太原去读省中。就在父亲中学一年级结束的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了。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17岁的父亲投笔从戎，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山西新军（后并入八路军120师358旅），冲上了抗战第一线。

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祖父的遗像。

1939年，父亲和他的7名战友一起，受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派遣，组成了精干的情报站，来到了晋西北军区八分区所辖的汾阳县。经人介绍，情报站就安在了下池家庄的大户张家，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家里。

当时外祖父在北平开酒店，几个舅舅都在平津上大学或者“学买卖”，几个大姨都出嫁了，家里只有外祖父的大老婆（我们小时候称为山西姥姥）、小老婆（我的亲外祖母）和外祖父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以及若干长工。当时的下池家庄属于敌我拉锯区（日军不定期常住），外祖父家是当地的大户，日军来了往往就将指挥部安在外祖父家院子里。

这样，身着便衣的八路军情报人员住在家里的后院，会被认为是家人或者是长工之类的，反而非常安全，即所谓的“灯下黑”。于是，这个八路军的情报站在那里一住就是5、6年，为当时的八分区、晋西北军区（1942年10月改称晋绥军区）以及八路军120师的对敌斗争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妈妈从出生到参军前居住过的百年老屋，现在已经破败不堪。

为了隐蔽需要，父亲他们8人都使用了化名，全部改姓邓，并按照年龄大小排成了邓老大至邓老八，统称邓家八兄弟。父亲按年龄排行第四，人称邓老四。其实，据父亲后来告诉我们，使用了化名，称为邓家八兄弟，使他们八人更有了名气和影响，反而不利于隐蔽，当然这是后话了。这八人中，一人不久被调回部队，一人被俘后英勇牺牲，其余六人都看到了革命的胜利，这在战争年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由于父亲机灵、勇敢、开朗、乐观、喜欢交友，于是在八人中，父亲逐渐成了最有名的一位。

父亲他们来汾阳建立情报站住进我外祖父家时，我的母亲只有不到10岁，而父亲他们几人也大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于是很快就和这位小妹妹成了很好的朋友，可以说是父亲看着母亲长大的。父亲的热情、勇敢、快乐，深深地感染了周围的百姓和外祖母一家人，深得大家的喜爱。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外祖母和母亲她们讲起，当年父亲他们打日本鬼子的往事。

2009年，我在母亲的祖屋前留影。

记得外祖母告诉我们，1942年，日本鬼子大扫荡中的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大家刚刚上炕休息，突然听见村头响起了两声清脆的枪声，经验丰富的父亲他们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鬼子进村了，于是大家翻身下炕，提枪就向外面冲。外祖母紧跟着他们冲到前院，准备等他们出门后顶上院门。

当跑在最前面的父亲打开院门时，正见一个日本军官骑着一头战马，手中挥舞着指挥刀从门前经过。几乎就在他转过脸来和父亲对视的同一瞬间，父亲手中的驳壳枪喷出了愤怒的火焰。只见日本军官应声跌落马下，一命呜呼。外祖母看见父亲沉着地扑了上去，从鬼子的腰间摘下手枪和弹夹，又从鬼子的手腕上撸下一块手表，然后冲进了夜色中。

巧遇了解父亲战斗经历的老人，听他讲当年的故事。

母亲也讲过，还有一次是秋天，果实成熟的时候，父亲正在一个园子里吃葡萄，突然间看到不远处走来了汉奸的便衣队（我想大概有点像小说《敌后武工队》中描写的夜袭队的打扮吧），父亲见状拔腿就跑，后面的汉奸大概猜到是八路军的侦察人员，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双方翻沟过坎，不时相互射击。当父亲穿过玉米田跑上一条土路时，刚巧遇上一个认识父亲的县城买卖人骑着自行车过来。见到此情景，马上把车子交给了我父亲，才使他逃离了险境，父亲脱险后竟累得大口吐血。

父亲晚年时，这两个故事我都和他谈起过，都得到了父亲的确认。父亲说汾阳的百姓在危难中救了他这位八路军侦察员，他一刻都没有忘记汾阳百姓的恩情。

老人的故事，吸引了我和我的同学们。

文革中的1967年春节我是在汾阳度过的。记得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外祖母带我到峪道河镇子上买东西，遇到了一位老大爷，问外祖母：这个Hou Ser（小男孩儿的意思，大概是“后生”吧？！）是谁？外祖母说：是邓老四的孩子。听罢，这位老大爷从口袋里拿出了五毛钱递到我手里说：孩子，这是给你的压岁钱，当时不懂事的我伸手接了过来。

4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想起这一幕情景时才意识到，在那个物质贫乏、生活困苦的年代，五毛钱对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为什么当他听到我父亲的名字时，竟毫不犹豫地拿出来给我？难道仅仅是礼节吗？绝对不是！我想那是汾阳的老百姓对我父亲的肯定，是汾阳的老百姓对我父亲这一批八路军战士抗日救国英勇行为的肯定。

年近九旬的姑姑是父亲家唯一的亲人。

1949年夏天，正跟随一野大军进军大西北的父母，被上级一纸调令调到了北京，脱下军装，参与新生的共和国人民政府的建立，在公安战线上继续着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战斗。父亲晚年感概地对我说：我和你妈妈当年是两套军装、两床军被、一支手枪就来到了北京，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有这么一个家，能有你们兄弟姐妹4人，没有想到这一呆就是近50年啊！

1950年，父母把我的外祖母接到了北京，和他们一起生活。我们兄弟姐妹4人都是外祖母亲手带大的。父亲对外祖母格外的敬重，一直称仅年长他14岁的岳母为“少妈“。父亲经常告诉我们，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你们的姥姥，她不仅是你们的外祖母，更是一位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人。父亲他们的情报站吃住在外祖母家里5、6年，她为这些八路军洗衣做饭、站岗放哨。

见到了分别37年的表姐和表妹。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抗战胜利前夕，父亲他们要返回主力部队，我的母亲坚决要跟着父亲去参军的时候，作为家里主事的外祖父的大老婆却坚决不允许去，说你跟着八路走是没有希望的，还不知道哪天就没命了呢。你要是一定要走，家里一分钱都不给你。是我这位目不识丁的外祖母（母亲的亲妈）深明大义，偷偷地拿出当年自己陪嫁的金手镯递给了小女儿，送女儿参加了八路军。

外祖母从此就和我们一家生活在一起，为我们的成长操劳着，也享受着4个外孙围绕身边的天伦之乐，并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从北京到广州，又从广州回到北京。由于常年都是外祖母给我们做饭，我们几个出生在北京的山西人后代，竟也养成了有面不吃米的饮食习惯。

文革中我在这个院子里住过一年半。

1966年夏天，席卷全国的“文革“开始了，父亲作为走资派和特嫌，是最早一批被批斗和关押的干部。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母亲为了安全，让家中最小的我，跟随着作为走资派家属和地主婆的外祖母回到了汾阳。由于外祖母离开汾阳很多年了，土改后家中早已没有了任何房产，只好带着我来到嫁到了峪口村的大姨家，外祖母被迫从北京迁回的户口也落在了那里。我也开始了一年多的汾阳生活。

        虽然家里的大人们对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心惊胆颤、心事重重，但不谙世事的幼小的我却被峪道河新鲜的空气、美丽的景色深深吸引，整天无忧无虑地到处玩耍。特别是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到了山清水秀的乡村，什么都感觉新鲜，和邻居小伙伴们整天在外面疯跑。

这是我居住过的房子。

没有几天我就对周围的环境熟悉了。记得我们不是沿着那条宽宽的砂石路和潺潺的溪水，从峪口村一直向上，经过峪道河镇、崖头、水泉、张家坡、李家沟、柏草坡一路前行；就是从后山沿着山梁翻过黄土丘陵到上、下池家庄；再或向东南经庄化桥，沿着柏油公路，经过刘村和贾家庄路口一直走到县城西门，进县城里逛大街。

汾阳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是水泉村那口喷涌不断的泉水和峪道河沟那美丽的景色，二是县城宏伟的城墙和西门外那座烈士陵园。不知道经过40多年，这些美丽的景色和庄严肃穆的建筑还在不在了呢？

当然，汾阳的美食也让我没齿难忘。红面拿糕、红白两样面切板板、掺了豆面的高粱面拨鱼子、石头干饼、中秋节的糖饼儿、还有过年时吃的炸糕、扣碗的虾酱羊肉等等。不知道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粱面做的面食还会有吗？

儿时玩伴如今已是村支书兼主任了。

1968年初春，北京传来了“复课闹革命“的消息，我结束了将近一年半的汾阳生活，挥泪告别了亲爱的外祖母，操着满口的汾阳口音返回北京上学了。随后的几年，父亲依然被关押着，母亲下放到干校，大哥大姐分别去了延安和东北插队，只有大我三岁的小哥哥和我相依为命生活在北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小哥俩对外祖母的思念与日俱增，商量着要去山西看望她老人家。

1972年春节前，我们商量好了，小哥哥在北京留守看家，我回山西看望外祖母。于是我们俩人开始准备了：副食本上供应的4斤猪肉和2斤白糖，还有春节才供应的花生、瓜子统统塞进了一个手提包，小哥哥把我送上了开往太原的火车。

第二天一早到达太原之后，走出车站，我用5毛钱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来到了大营盘长途汽车站，买好了当天开往汾阳的车票。下午2点钟左右上车，汽车沿着公路经过清徐、交城、文水，向汾阳方向开去。事不凑巧，当车子开到罗城时发生了交通事故，我所乘坐的长途汽车撞死了一个路人，汽车不能继续前行了。于是，只能下车步行。

我曾在这个教室里上过半年小学。

我扛着装满年货的旅行包，凭着几年前到处玩耍留下的印象，沿着公路一直向西南，到了庄化桥再向西北，沿着那条砂石路一直走到了大姨家所在的峪口村。当我来到大姨家见到外祖母他们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全家人都异常吃惊：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仅凭着一点点记忆，扛着那么沉的东西，竟在太阳完全落山，周围一片漆黑的情况下，走了10多里乡村土路找到了家，外祖母与我相拥而泣。春节过后，我带着外祖母返回了北京。从此一别37年，再也没有回过汾阳。但汾阳一直在我的心里，从来没有忘记。

1973年，父亲结束了关押回到家里，但父亲的问题一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给父亲落实了政策，使他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机会。原来，父亲的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依然和汾阳有关。

父亲67名战友牺牲的墙洞。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了。但是驻守汾阳的日军部队按照国民党的规定，拒绝放下武器向八路军投降。于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晋绥军区决定所属主力部队和八分区所属部队一起攻打汾阳守敌，解放汾阳。父亲作为部队中熟悉汾阳情况并拥有内线关系的侦察人员，潜入县城搜取相关情报。根据得到的情报，县城的城墙某处有一个大洞，可以藏纳数十人。于是上级决定，趁黑夜派遣一个连队的60余人先期潜入墙洞，待发起攻击后从洞中摸上城墙，一举歼灭城中守敌。

就在发起总攻的前夜，城里的内线送出情报称敌人已经知道了墙洞的事情，不能再使用这个办法了。父亲作为侦察负责人及时向上级作了汇报。但考虑到战役的重要政治影响，领导上还是决定按照原方案实施攻击。结果，就在当天夜里，敌人从城墙上吊放下木板，堵死了墙洞，并施放毒气，将隐密在洞中的八路军67名指战员全部毒死。后来这67名烈士就被安葬在县城西门外的那个烈士陵园里。

我在城墙洞前留影纪念。

文革中父亲被关押后，不知道造反派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消息，硬说父亲是内奸，和敌人里应外合害死了这67名同志。由于历经久远，人员变化很大，并且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又有很多相关人员牺牲，这件事情的知情人员怎么也找不到了，父亲有口难辩，问题也就迟迟得不到解决。大约是在1976年初，父亲提出当时任八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同志还健在，但不知道罗部长是否还记得这么一个具体的事情。

于是专案人员找到了也是处于逆境中的罗贵波同志，请他回忆一下是否有这样的事情和组织决定。罗贵波同志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不仅记得这件事情，而且还勇于承担领导责任，他说下面的情报人员的确送回了墙洞不能再使用的情报，是领导考虑到此战的政治意义而决定要按照原方案攻城的，这事与侦察人员无关。于是，困扰了父亲多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我们给67名烈士敬献花圈。

父亲自从1936年离开了家乡文水，1945年离开了战斗多年的汾阳，1948年离开了故乡山西，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1984年父亲离休了，由于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解放后至文革前繁忙的公安工作的消耗，文革中残酷的迫害与折磨，母亲被迫害致死的伤心，恢复工作后夜以继日的超负荷工作，给父亲带来了浑身的伤病，特别是严重的心脏病，使父亲一直无法实现回山西特别是回汾阳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汾阳在父亲的心里一直是一个“情结“，无法释然。

1999年，父亲带着对母亲的思念，带着没能实现看看今日汾阳的遗憾去了天堂。而我的心里却随着父亲的去世，又多了一份对汾阳的思念。为了父亲，也为了自己，一定要回去看看汾阳，逐渐在我的心里形成了一个“汾阳情结“。然而，繁忙的工作和家庭的琐事，使我无法抽身，没有时间去了却这一心愿。只能在网络中，在各种信息中关注汾阳，感受汾阳。

我出生在北京，但我说不清自己的故乡到底应该是北京还是山西？如果是山西，那我的故乡到底应该是文水还是汾阳？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我的故乡应该是山西文水。但在我心里，文水对我好像非常的陌生，而汾阳包括它的乡音和山山水水，对我都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

我们一行向烈士们默哀致敬。

如果北京算作我的第一故乡的话，那汾阳就是我心中的第二故乡。汾阳对于我、对于我的父亲母亲有着太多的故事。它是我的父母相识相爱的地方，没有汾阳也就不会有我。所以，我一定要挤出时间去一次汾阳，代我的父母好好看看今天的汾阳，圆我、也替我的父亲母亲圆一个汾阳梦。

我知道汾阳一定变了，也期望汾阳大变。但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看到那山清水秀的峪道河沟，那涓涓流淌的清泉，那高耸的灰色古城墙，还有西门外那座长眠着父亲67名战友的烈士陵园。

 我还能找到它们吗?       

      （写于2008年）

补记：

      2009年6月底，应汾阳市领导的邀请，我在7位大学同学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37年的故乡汾阳，圆了我自己也替父母圆了汾阳梦。

 母亲生长的地方，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说心里话，汾阳变化并不是很大，除了汾阳县改成了汾阳市，县城也就是现在的城区扩大了不少，增加了一些建筑外，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唯有美丽的峪道河沟不见了，喷涌的山泉干枯了，着实让我心痛。望着母亲家的老屋，看着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站在父亲亲手击毙日本鬼子的门楼下，我仿佛看见了年轻时英武的父亲，看见了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年轻时的母亲，热血在胸中涌动，不禁眼眶湿润。

和汾阳市领导合影留念。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听见了吗？你们看见了吗？我代你们又踏上了这块魂牵梦系的土地。尽管它还不算富裕，但是它毕竟是你们生长的地方，是你们相知相爱的地方，是能让我刻骨铭记一生的一片土地啊。除了我从小生长的北京外，再没有任何一片土地能让我感到如此亲切，如此浮想联翩了。

我相信，我还会在回来的！会带着我的女儿回来！

（文图由作者授权本微号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