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缅怀一位值得尊崇的长者
老编注：非典那一年的九月，人们送别了老辈新闻工作者、新中国第一份现代商业报纸的创办人丁望老人。现在又是一年金秋，小号获得作者授权，推送胡舒立追念丁望的一篇旧文，再次缅怀这位值得业界尊崇的长者。
2001年，丁望在接受采访。 戴牟雨摄
原题：逝者丁望
1992年5月，我从《工人日报》调入《中华工商时报》（以下简称工商时报），采访几位来自台湾经济界的大人物。信笔直书，次日全文见报。颇觉吃惊，我问总编辑丁望：“原来，在你们这里……？”语未竟，丁望微笑示意：“不许说！”他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做记者已经10年余的我，首次体会到了自由写作新闻的幸福。
1994年9月，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给刚退休的丁望写信，说：“还记得刚到工商时报，一时间，那种涌上心头的幸福感……”语未竟，双目泫然。
身处新世纪中国报业多彩多姿的大舞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工商时报仍是一些首都新闻人的心结，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名。丁望是工商时报的创办人。从1989年10月到1994年1月，他一直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那是工商时报最为辉煌的日子，前后四年余，并不很长。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其辉煌愈发显出历史里程碑式的重大意味，使今天的人们在叹息之余，更对创造者投以由衷的敬意。而此时的丁望，已经因肝癌的折磨，在病榻上缠绵多时，终于2003年9月10日凌晨2时许溘然长逝。
丁望创办工商时报时已经63岁。他能创造出后来的辉煌绝非偶然。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按同时期的价值标准，丁望并非总是“弄潮者”，却常常属于不那么幸运、甚至相当“倒霉”的人。
生为江苏南通人的丁望祖上是地主，不过从他记事起，家里已经破落到只剩一个大宅院，小时候经常饿饭或交不起学费。在南通上完小学，丁望随在外打工的父亲到了湖北沙市读中学；甫一稳定，便有日本兵南下，父亲病故。流亡到四川的丁望后来是靠公费补贴读完中学，靠奖学金进入燕京大学。那是1945年，燕大还在成都。
丁望在看报纸清样。
后来是北京的进步外围学生运动岁月。丁望1948年入党，22岁了，和后来他常年共事的青年团系统那些“红小鬼”们比，显得“觉悟”偏晚。从1949年进入《中国青年》杂志，到后来转入《中国青年报》的这七、八年中，他确实遇到了大展才华的机会。
凭着工作能力强、扎实肯干和积极热情，他一次次得到重用擢升，至1957年已经成了中青报编委和工商新闻部主任。工商部的另一位主任是当时极负盛名也已有争议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的作者。而那年“反右”，丁望和刘宾雁一样成了右派。
丁望当右派的原因微乎其微，因为一篇有争议的批评稿，还因为给团中央领导提了意见，等等。他是“极右”，被开除出党，行政降四级，然后就到农村劳动。此后至“文革”结束，右派和摘帽右派的经历延续了20多年，其中十五、六年都在农村度过。直至1978年平反，他才回城到《世界经济》杂志工作。
丁望后来说，是右派的经验，使他变得多思和喜欢质疑了。用他的说法，“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的认识，是开始于反右派，就是说我被开除出党开始，我才真正地入了党。”在《世界经济》杂志工作期间，他认识了于光远、厉以宁等经济学家，开始接触理论，读书并且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书，看这个世界有了理论的框架。
1980年代，丁望的经历可谓“三段式”。先是在《工人日报》，做副总编辑并且已经被“内定”提拔，大有希望接替总编辑邢方群。《工人日报》当时生气勃勃的经济报道由他挂帅，震动中南海的“渤海二号”事故报道有他参与。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是他未能“接班”，不得不离开了这家报社。
1983年秋，丁望去了刚由《中国财贸报》易名、报社一级已经有近10名副职的《经济日报》，说是“当副总编辑”却并没有被任命，分管理论。他干得勤勉有为，在报纸报道之外，最著名的是参与主办1984年青年改革家济济一堂的“莫干山会议”，大展学术与新闻结合之长。不过好景不长，又是在一次交接班前后，终于被任命为副总编辑的丁望再度位置不保，赋闲下来。
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代表合影。
那正是1986年。年届六旬本当离休的丁望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要自己办一份报，当“一把手”，“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件事情”。办一份什么样的报纸，他已经想得太多，最重要的是这应当是一份有民间色彩的商报，不从主管机关要钱要人，求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经过两三年的奔走，这个梦在新改组的全国工商联兑现。1989年4月拿到报刊号，10月创刊。跌宕几番，丁望跃上新的平台。
从此是丁望带领一批年轻人——最年长者也比他小20多岁——创业的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创业成功都更像是一个奇迹。
25万元企业资助款起家，北京东直门外一处简陋车间办公，隶属于不具备政府资源的全国工商联，而且工商时报第一年的订数不到7000份。可以忆起的只是无数个同样的场景：粗糙的办公桌、长条凳，通宵加班，到厕所接一杯自来水充饥，白发萧然的“老板”和一群痴迷的青年报人奋斗在一起。
三年多步步为营，工商时报的早期办报方针被归结为丁望在心中蕴藏多年的几句话：“不做机关报，要办综合性经济大报”；“坚持鼓吹改革、市场经济和维护民营经济”；“尽可能说真话，而且绝不说假话”；“商味、民味、海味”。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后，首都新闻界还是一派沉寂，丁望率先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此后的改革春天里，工商时报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具备了主流经济媒体的话语权。而其新颖的版式、独特的客观新闻写作手法，也在日益繁荣的中国报业形成持续的冲击波。
1993年8月，美国道琼斯集团CEO彼得·凯恩访问中国并与江泽民会见。在此后接受我的采访时，他由衷地说：“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刊登综合性新闻的报纸可以有许多，而刊登商业新闻的报纸最后主要只有一家。在美国是《华尔街日报》，在英国是《金融时报》，在中国，我们看好的是《中华工商时报》！”
中华工商时报改版版面。
即使对今天的报界来说，早期工商时报以非官方报纸身份所获得的那种成功，也是难以超越的。成功之旅的带头人是丁望。
今人谈及丁望，更喜欢谈他的全新办报理念，谈他擅长培养新闻人才。其实在那一代报人中，丁望之不同于常人之处，不仅在其“以读者为尊”的新闻创新能力，还在其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经济学的领悟力。在早些年读书的基础上，丁望常年交往于学术界，与一批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协助经济学家蒋一苇，创办《改革》杂志。蒋氏过世后主编由吴敬琏接任，丁望一直担任编委。
因为熟悉经济学而且理解改革，尽管199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风风雨雨，丁望作为工商时报总编辑，其市场经济信念却不曾动摇。而这种信念，一直是工商时报的灵魂。
可惜的是，有着市场信念的丁望终究只是新闻人。局限于时代也局限于自身，他为报纸做了那么多朝向市场的创新，却终究未能按市场原则在报社建立起相对有效率的机制。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工商时报在报面占尽风光之时，报纸经营业绩仍乏善可陈，合理公司构架更无从谈起。
至1993年中，丁望已经相当清醒地意识到报社机制上存在的许多致命弊端，试图一搏。他大胆部署将报社编辑部与经营部门分离，将经营部分注册成公司并探索吸收社外资金入股，也曾一度考虑试行股份制。
然而历史不再给他机会，1994年1月，67岁的丁望被要求离开领导岗位办理离休。这一年，工商时报正式改为日报。
以常理论，不甘寂寞的丁望离开工商时报之后生活不可能非常愉悦。他又做过很多新的尝试，1994年夏曾到上海协助创办《现代市场经济周刊》，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彩色印刷的新闻性周刊，担任总编辑。他做任何事都认真，面对一个小得多的舞台也不例外。
后来，他把主编杂志一职交给了我，又回到北京协助《中国经营报》改版，并且请当年工商时报一位年轻人杜民到该报担任了副总编辑。1998年，丁望已经是72岁，又创办了《中国合作新报》，方针很新，要搞一份文化评论性报纸。报纸有些样子，但因为资金不足没有大发展，后来给了《工人日报》。
胡舒立在演讲中。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闻业机会很多，丁望总在活跃一直在拼搏，但毕竟年事已高，在越来越“金钱话事”的环境中不会太主动也不可能有很多收入。他离开工商时报后，报社虽然没有过商业意义的发达，一度花费却也相当排场，有了好的办公条件，多辆领导可以私用的公车，好像还有了一辆比较高档的凌志车。
不过这一切与其创办人丁望无缘。他出出入入，最多乘出租。直至今年初，我有机会与他在保利大厦吃一次午饭，仍是我用自己的捷达车送他回家。
当然，丁望从不黯然。他乐观，开朗。可能因为早年吃过太多的苦，有过太多的挫折，他把个人的利益得失看得很淡，并无计较。即使在人后，与好朋友独处，他也从不怨天尤人。他总在努力做新事情，想大事情，特别是努力关心早已不复当年的工商时报。
在过去的五年中，他至少不下20次找我商量过该为这家报纸做些什么。2000年，丁望决定彻底退下来，再也不做什么了。后来很快发现原发性肝癌，在上海做了手术。刚出院回京，看到前去探望的我们，商量的又是如何重振工商时报。
这一时期，他早已想得很深，考虑的是如何在可能范围内对报社改制和债务重组。他想得很具体也很细致，对我和同行的杨大明（现任《财经时报》总编辑）、彭波（现任《中国青年》杂志社长）一干老工商时报人均有托咐。
交谈中，他还是一口京腔，脑子快，语速也不慢，虽然是满头白发仍然让人觉得是同辈人。当时，看着他因被癌症折磨已经呈暗灰色的脸，我们谁也不敢拒绝。
2001年，丁望接受采访。 戴牟雨摄
感谢现代医学发达，丁望患肝癌后生命竟还维持了三年半。2003年5月，SARS猖獗的时候，我从丁望夫人孟刚处获知他的病情又在恶化，代她请教了一位国内的顶级专家，知道已经无法可医，就有了心理准备。9月10日中秋前夜，甫一接到孟刚来电，便想到一定是噩耗。不过，我还是流泪了，这毕竟是丁望。
孟刚阿姨在电话中说，丁望有两个遗愿要告诉我：他决定死后不搞任何祭奠活动，包括不搞遗体告别也不要“生平悼词”；再就是我们几位曾捐了10万元为丁望治病，他直到今年才用了一些，还有部分余款要结算了退还，让我择日派秘书去拿。
孟刚说她此时不愿意见我们，“见了只有更加难过”。她和丁望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声音也一如丁望，爽快的京腔。
这一回，没有再提工商时报。不过，纵使在弥留之际，丁望能忘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