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三次近距离观察赵紫阳

        一年前（2005年——编注），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的当天，担心杜润生老人家受到过大的刺激，我就到他家看望。当时杜老夫妇已经打了电话，要去富强胡同６号吊唁。老人家行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嘱咐说，写一点文字纪念赵紫阳吧。

        我默默无语，不敢接半句话。赵紫阳先生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是一位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有历史性贡献的伟大人物，怎么就轮到我这样一介书生来写纪念文字呢？

        回想起来，实在是机缘巧合。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因为下乡已经10年，对农村实际生活有了观察和体验，脑子里也存下许多挥之不去的问题，所以凡脱离实际、教条化的理论，一概不能吸引自己的兴趣。

        当时的大学里，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老三届学生应该不少。其中气味相投的，就常常聚到一起，读喜欢读的书，讨论喜欢讨论的问题。在一个跨专业的读书小组里，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没有料到，小组的一位成员、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之子——编注）早就认识当时的国家农委领导人杜润生，并把我们读书会上争来吵去的一些话题，转述给杜老听。更没有料到，杜润生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

        一来二去，杜老支持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1981年夏，包括北大、北师大和人大学生在内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到安徽滁县地区调查，介绍信和出差经费就是国家农委提供的。

杜润生。

        滁县的调查报告后来被摘要刊登在一份内部简报上。赵紫阳看了简报，批语说这份调查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后来还听到传达，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谈到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并以农村发展组为例，要求各中央国家机关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选出500人来参加工作。

        因为赵紫阳的这个讲话，我们尚未毕业就已经被“分配”——农村小组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业务上受杜润生指导。

        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身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调查、访问、整理、汇报，不经意之间就走进了一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天地。

        不知道杜老当时是怎样考虑的，他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有一年文件搞出来以后，各种程序都过了，杜老精心修订文字，然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没有资格过目！

晚年杜润生。

        正是那种重实际、少禁忌的氛围，才让我有机会见识到赵紫阳作为经济领导人的卓越和魅力。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是1981年底起草第一个中央农村1号文件。当时的背景，正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从非法转向合法、从落后边远地区向全国“蔓延”的关键时期。

        但是在官方政策方面，上一年中央75号文件刚刚划定的界限——仅仅对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究竟还要不要突破？怎样突破？

        那时，赵紫阳正在黑龙江考察，传回来一封信，认为实际经验表明，即使在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农民家庭联产承包也表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建议不再按发达、落后地区划线，而是统一承认农民选择责任制形式的权利。

        杜老向文件起草班子传达了紫阳的意见，在新文件草稿里明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合法性，并针对农民怕变的担心，宣布新体制“长期不变”。当时，中央总书记是永远充满理想和激情的胡耀邦，分管农村工作的是主持过安徽农村改革的万里。

周其仁（右）探望百岁老人杜润生。

        “胡、赵、万”三位领导联手，在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下，给农民自发创造、屡起屡背的包产到户，举行了一个普遍合法化的奠基礼。

        从那之后，多次听杜老转述赵紫阳关于农村和国民经济的意见。每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常常也是请紫阳讲话或由他接见各省参加会议的领导。另外，也出席过几次由紫阳召集的会议。

        说来不好意思，自己从来没有养成做记录的习惯，所以当时虽然听得认真，但今天留在脑海里的只剩一个整体印象——紫阳讲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中肯，没有一丝一毫“因为权位高，所以我正确”的官腔。最有启发的地方是，紫阳的经济思维，重点永远是怎样解决关键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

        他似乎是一个把是非问题转化为“怎么办”问题的高手：小是小非，不睬算了；重大原则问题吗？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大是”站不住，吵一万年也对国计民生无益。

1980年代初的赵紫阳。

        如果有机会靠近赵紫阳，你对他的风格一定会有更深的感觉。我的第一次机会是1984年秋，有一天突然得到通知，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到中央警卫局的车子把我送上专列，才知道这次是跟紫阳到山西大同调查。

        专列刚刚启动，警卫参谋就急忙通知到会议车厢开会——说这是赵紫阳多少年的习惯，火车一动就开会——我进去的时候，情形有点尴尬，因为总理和计委、煤炭部、铁道部的领导已经坐定，就是我这个农口来的后生迟到了。幸好赵并不在意，示意我落座，继续讲他的话。

        赵紫阳开始交代此次调查的意图。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调查山西大中型乡镇煤矿的生产潜力。为什么国务院总理要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原来当时煤炭供应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瓶颈”，而增加煤炭供给的关键，是增加铁道运输能力。如果提前完成大（同）秦（皇岛）铁路的双线项目，晋煤外运的能力就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生产“以运定产”的局面就可以改观。

        但是，当时国家投资的盘子就那么大，如何筹措投资大秦铁路的资金？赵紫阳提出了一个他的构想，就是把国家对山西煤矿的投资省一部分下来，集中于铁路。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发生一个新的危险，就是铁路外运能力提高了，但煤炭生产能力下降，结果顾东失西，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赵紫阳在基层调研。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这位国务院总理开始打乡镇煤矿的主意。当时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乡镇集体企业，已经进入煤炭行业。乡镇企业不需要国家投资，靠赢利预期的刺激，就可以动员非国家资本搞起来。根据报告，一部分乡镇煤矿已经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潜力可观。但是因为事关重大，赵紫阳要亲自去看一看。

        赵一边讲他的考虑，一边与随行的部门首长交谈讨论。这件事情，对不同部门的影响明显是不同的。铁道可以得到追加的投资，拥护这个构想没有问题。但是对煤炭部门，减了国家投资不算，还要对煤炭供应的后劲负责，顾虑当然不少。不过，当着总理的面，大家讲的都是顾全大局的话，“部门利益”深藏不漏，话里有话地在那里“过招”。

        研究中国经济的，不会不知道“部门所有制”这回事，但是从文本上看概念与真刀真枪“观战”，感受完全不同。我当时看紫阳对付这些事一点都不费力。他可不是靠总理权威，而是凭对情况的熟悉和思路的敏捷，常常你刚刚提一个头，他就讲出很多例证，把你拉回到他的思路上来。

赵紫阳与家人。

       难免也有“卡”住的地方。这时候，赵很懂得转一个话题，轻松一下气氛。比如他会看着车窗外说，这条线路从来没有走过，回来最好安排白天走，看一看。或者提一个细节问题，让行家有一个说行话的机会。

        完全没有想到，我正听得入神的时候，他会问“小周，你怎样看？”——我一直做落手落脚的农村调查工作，对乡镇企业仅略知一二，但是如此专门而又重大的经济问题，从来没有碰过，怎么答得上来？

        总理看我说不出话，就像老师看见一个考砸了的学生一样，宽容地补了一句：没有意见？然后话锋一转说，那你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经他这么一提点，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坐到总理专列上来。原来个多月前，百十位中青年聚会浙江莫干山，集中研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记得会议分了六个组，分别讨论宏观稳定、价格改革、国企转型、对外开放和农村经济等专题。那是一个北大同学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旗帜的年代，人们都觉得应该对这个开始大有希望的国家尽一点力，使她变得更有希望。莫干山上，大家不分白天晚上，一连几天吵呀吵的，终于形成几份改革建言。

赵紫阳与秘书李湘鲁（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系78级）。

        没有人知道，赵紫阳会派他的秘书李湘鲁、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会派他的秘书孔丹，双双到莫干山听会。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各小组代表到大会发言，汇报形成的思路，交叉提问，互相吸收意见。然后，会议通知几位发言代表，下山到杭州向正在浙江考察工作的张劲夫汇报。因为农村经济组的发言人是我，所以也就跟他们一行下了山。

        轮到我汇报，主题是包产到户后的农民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势必与才开始酝酿全面改革的城市发生矛盾。其中牵一发、动全身的是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肯定守不住，但市场化之路怎样走得通，是棘手的挑战。

        对粮食问题，我们那个农村研究组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后来跟进的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后来得到杜润生的肯定，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

        基本想法，是政府对城市粮食供应的行政责任，要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和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减下来。政府必保的部分，靠农民上缴实物税满足。这部分的总量逐年减少，余下的部分就开放市场，激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并提高农民收入。

        我们还建议政府在过渡期的供粮责任，分中央、省区两级处理。中央政府只负责最必要的部分，其余全部落实到省区，实行省长负责制。

        考虑各地情况的差异，建议给地方变通处理的权力——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可以允许农民交货币税，就是说，种经济作物赚了钱的农民可以交钱到产粮地区购粮交任务，以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劲夫。

        我刚刚讲了一个大概，张劲夫就站了起来，一边在会议室里转圈走步，一边不断地提问题（孔丹事后告诉我们，张劲夫的特点就是听到令他兴奋的意见，一定站起来边渡步、边发问）。

        我们当然听说过这位财政部长出身的中财秘书长的思维慎密过人，但没有料到他可以一口气提出二、三十个非常具体和实际的问题！有意思的地方是，张劲夫发问时不怎么看你，等到问题倾盆而出，他就站定在那里双目逼视，等你回答。

        没有谁可以救你的。好在我们自己对这个粮食问题吵过多日，算是下过一点功夫；也曾经向杜润生、田纪云等作过汇报，受过问讯和诘难。于是我结结巴巴地回应：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重要，是否先让省长们去对付？中央政府就是把大框子划定，然后跟着看，肯定高明的，批评愚蠢的，也帮一把那些不能对付的，看看能不能把这条路走通。

        这回张劲夫没等我说完，就大声连说两遍，“好，把这条路走通！”大家一起笑了起来，知道农村组的汇报算是过了关。从张劲夫那里告别时，记得李湘鲁在门口问过一句什么时候回北京。莫不是他推荐我把粮食问题的意见直接向紫阳报告？

        听到总理问粮食体制，我总算可以讲出话来了。不过还是有点紧张：他的秘书长就那样厉害，现在他亲自问，岂不是还要更加厉害？好在赵紫阳听得轻松，我只汇报了几句他就明白了大意，然后边听边插问。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他的问题比较好应付，因为真的不是问我，而是问他自己——你只要不做声，他一定自问以后就自答。过一会，换一个角度又问，把刚才的结论修订那么一下。这样的汇报很过瘾，因为你似乎可以“看见”赵紫阳怎样形成他的思路。

        我很快发现，赵紫阳越感兴趣的地方，反问就越多。这是务实的思维方式的特点了——能下手做的事情，他才有兴趣；正因为真的准备要做，所以非仔细推敲不可！

        这与后来我遇到的好教授的风格很一致：你讲的东西他不感兴趣，才不会来问你。另外，反问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过、但没有清楚说出来的意思“挤榨”（squeeze）出来。

        那天专列上赵紫阳问的最多的，是怎样分步、分级限定政府的供粮责任。这无疑是从统购统销体制里走出来的关键。至于政府责任范围以外的粮食供销，我们不过原则建议“靠市场机制调节”，但怎样一个“靠”法，究竟是不是靠的住，以及万一靠不住怎么办，就付之阙如了。

        赵紫阳可不放过这一点。对他来说，老体制不是靠推理推掉的，新体制也不是推理推出来的。新旧之间，必须切实找到过河的船或者桥。记得他不断问，什么是你们讲的粮食市场？一些地方是粮食销区，另外一些是产区，产销之间怎样连接？出现了缺口怎么办？难道粮店可以挂块牌子说“今日无米”？

1987年3月26日中国和葡萄牙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眼看总理自己把问题提到了几乎无解的高度，我心里想这件事情大概搞不成了。是的，粮食统购统销几十年，哪里有一个可以把一亿多农户与几亿城市工业人口连接起来的现成的“粮食市场”？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先是满足农民自食（过去是农民自己吃不饱还要完成上缴任务），然后主要靠国家“加价增购”消化，真正的粮食市场时开时闭，规模相当有限。

        我们主张逐步缩小政府供粮的比例，正是为了放出一个粮食市场来。你还没有放，从哪里想象出一个可以有效运行的粮食市场来呢？

        赵紫阳自己出难题自己解。问来问去，他看在场没有一个人接他粮食问题的话茬，就讲了一句：看来，还要搞合同制。他的意思是，国家在逐步减少粮食征购任务以后，可以与农民签订粮食收购合同；而粮食的销区与产区之间，也可以签订粮食购销合同。这就是说，依托合同制来发育全国粮食市场！

        这实在是一个很高明的想法。因为“合同”不是强制的上缴任务，买卖双方可以议价、定量；同时，合同又要事先定，不是完全的事后调节。其实，市场经济的骨架就是合同，就是靠合同才得以完成惊人庞大的商品供求。这些认识今天没有问题，可那是1984年！

赵紫阳会见外宾。

        是年年底，赵紫阳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专列上的会议就结束了。工作人员告之，到了大同以后，地方上很多领导要来，赵总理就不可能再与北京来的同志多谈，你就跟着看，有意见回程火车上汇报。警卫还给每人发了一枚小徽章，宣布考察期间佩带这枚徽章， “总理看到哪里，你们就可以跟到哪里”。接下来的几天（似乎是三天），赵紫阳在大同市的五个县看乡镇煤矿，果然再没有与我这个“跟班”的谈话。

        印象是，这位总理精力过人，从早餐开始，就不断地提问题，讲想法；出门上了中巴，也是一路看、听、问；到了考察地点，他的问题就更多也更集中。还有一点，赵紫阳深入实际非常自然，到了当年那些乡镇煤矿，一定坚持下井看，也是一边走，一边谈；到达井底，就与第一线采矿工人交谈几句。

        他可不是做一个“视察”的样子，而是真有问题要研究，真有想法要验证。几天时间里听赵紫阳讲了那么多话，全部谈经济，没有一句官腔党八股。

        回来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白天走。离开大同的时候夜色很晚了，路上也没有再开会。他的秘书白美清先生说，有什么想法就写出来。记得我回来向杜老报告赵总理关于搞粮食合同制的想法后，还真把这次“跟班”出差时的想法写了一份。赵紫阳看完，批给了山西省长做参考。

赵紫阳标准像。

        1996年我回国后有一次到山西，一位省领导说，我们知道你，那年赵紫阳批来一个件，就是你写给他的信。其实我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不过作为一个学经济的，难得有此机遇亲见一位真正的经济高手，能够把现象、问题、构想、检验等做浑然一体的处理，有一种经脉被打通的感觉。回想起来，情形很像一个受了教的学生，想法再幼稚，也要拿出来向老师表演一下。

        大同之行回来以后，再一次面见赵紫阳是1985年的8、9月间。地点是中南海赵紫阳办公的地方，时间就是一个多小时。那天集中谈粮食问题，受召见的是三个年轻人，罗小朋、刁新申（这两位90年代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师从拉坦教授，成为农业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顶级专家）和我。

        谈话的背景，是从1985年开始实行粮食合同制后，出现了新情况，主要是粮食产区的农民和地方政府，没有动力与销区签定粮食合同。销区供粮没有合同保障，迫不得已重新给本地农民下命令多缴粮食。销区一般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搞粮食的机会成本很高，所以不肯就范。这样粮食全局就摆不平。

        紫阳过问之前，杜老派我们到浙江等地做了调查，也做了分析，认为粮食生产并没有出问题，但是因为1984年增发票子很猛，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导致产区粮农惜售。为此我们建议大幅度提高利率，认为只要通胀预期下来了，农民还是愿意卖粮的。短期内，减少的粮食征购任务加上库存，应该可以对付局面。

周其仁。

        紫阳听得仔细，重点推敲两点：（１）通胀预期与农民惜售的关系；（２）征购任务究竟守多少（记得我们算的帐是1000亿斤）。其实我们知道，粮食从来是国民经济的“高压线”，经济问题与政治责任顶多只有一步之遥。当时因为粮食合同制的困难，紫阳作为第一线经济主管已经面临极大的压力。但是那天的赵紫阳，还是从容自在，集中于问题本身的经济性质和机理，半句经济以外的话题也没有讲。

        第三次直接接触赵紫阳，是1986年春季。也是突然通知跟他去河南考察。这次的题目是横向经济联系，重点是看那些越出行政框架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联系形式。那次随行的还有田纪云副总理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领导，国家体改委还有两位年轻人“跟班”。

        赵紫阳还是那个风格，思维集中于分权改革后究竟怎样组织国民经济。他显然有他自己的想法——突破行政架构发展市场联系。但是他绝不满足抽象的“市场”。他要寻找具体的“图像”，这就是分下去的权究竟如何通过跨县、跨市、跨省的“横向联合”把经济活动按照非中央计划模式再组织起来。记得那次考察也看了一些村庄，但主要还是看城市和企业。

周其仁。

        这个题目，联系到一段公案。1980年代中国启动改革的时候，走的是分权改革的路线。后来有一个批评，意思是赵热中于行政性分权而不是经济性分权。我认为这个批评的道理不充分，也不够公道。从道理上讲，传统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作为消灭私产后的一种经济制度，最重要特征就是以行政权约束竞争，或者可以说就是以行政权替代产权。在此体制下，行政权和经济权一体化，想分也分不开来。

        分权改革是邓小平的发明，而在当时条件下，分下去的权当然既是行政权也是经济权。只有把高度集中的权力分下去，启动了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包括以行政权从事经济竞争），行政与经济权利才有机会进一步分解开来。因为经验和逻辑都表明，正是那些重新划定产权、相应分开政企（经）的地方，经济表现要更胜一筹。先分权力集中、再分政企，是中国摸索出来的一条改革之路。

        赵紫阳不是一个从概念出发的人。他贯彻分权方针很坚决，是要抓住那个差不多惟一可以在一个大国把计划经济改出来的机会。行政权和经济权混在一起放下去，当然不会没有行为的扭曲，当然不会没有代价。赵紫阳并没有闭眼不看分权改革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分权改革的后续路径。

        记得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提出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的构想（并在上海、山西安排系统的调查准备试验），后来又开启市管县、计划单列城市等体制试验，连同提出横向经济联合并亲自调查研究，一以贯之的意图，就是在分权改革的基础上切实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周其仁。

        在河南调查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记不得途中在哪个县市，听到河南省里的几位领导一起劝紫阳回家乡看看，但赵就是不答应。我开始以为是他怕惊动地方，但也注意到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赵紫阳失去了他贯有的谈笑风生。

        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赵从来不回家乡，原因是他父亲似乎是当地一位开明绅士，抗战时还支持过共产党，不幸后来在当地的土改运动中，被乱斗一气后去世了。我当然无从核实领导人的家史，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段传说大大增加了我这样一个平头百姓对赵紫阳务实倾向的理解。

        早就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分工，一部分人管“方向”，另外一部分人管“产量”；一部分人批批批、斗斗斗，还有一部分人就不能不管国计民生。也许天性使然吧——因为讲不出什么道理的——我就喜欢赵紫阳这样的共产党。没有这样的共产党人，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真正的机缘巧合，使我在1980年代中有三次近距离观察赵紫阳的机会。当然不可能因此就对这位一定要被写进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共产党领导人，有比其他老百姓多很多的认识。赵紫阳留在我心目中的，永远是一个印象。

        衷心直说，这个印象里没有一丝一毫“大官”的影子。他更像一个走经验科学路线的大牌教授，心目中真正有兴趣的事情不是权位，而是“事实和包含在事实中的逻辑”。如果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紫阳平生倾心的事务，恰恰与十几亿中国人探索在新体制下扩大经济自由、提升生活水平、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力这样一件事情密切相关。

（写于2006年1月17日，改定于2006年1月24日）

周其仁。

 作者简历：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1950年生于上海，1968年到东北农场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大学期间进入国家农委杜润生主导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参与农村改革的基层调研工作。

        大学毕业后，周其仁先后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发展研究所，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

        1995年底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应聘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院和长江商学院开设课程。曾出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近年研究领域包括：产权与合约、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与货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