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炬:跟着锦涛书记跑乡下

2016-10-23 张善炬 新三届文苑 新三届文苑


  张善炬(右)与同事在贵州日报。

   

        1985年夏,奉贵州日报社长刘学洙之命,随新任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下乡考察调研,约半月。秋收时,又一次随行采访半月。两次共去了贵州东、南、北20多个县。 

  

        那时路况极差,颠簸不说,还事故频发。出行时,我见只有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警车,很是惊异。出发当天在途中,不出我所料,开道的警车传来话,与一辆拖拉机发生碰撞。


        锦涛同志正在笑谈,脸顿时沉下来,我以为,他要责怪司机或询问事故情况,没想到他只问了一句“老乡受没受伤?”听到答复就无话了。我们赶上前去得知,只是点轻微擦碰,而且不是和我们的车。


        情况是:警车按惯例鸣笛喊话清道,拖拉机避让过急,撞上了路边慢行的一辆牛车。这时锦涛又只说了一句话“开慢点,不急。”  


 

        遇到这类情况,极讲工作效率的锦涛同志的确不急。从乌江渡到遵义市途中,恰逢三合镇赶场,背筐携篮的农民和路边小摊早已挤占了半边公路,两头车流则互不相让谁也挪不动。

 

        锦涛见状,制止住了还在鸣笛喊话的警车,让他们协助疏理交通。他自己下车饶有兴致地挤在人群里看看这家店问问那个摊,和卖猪卖菜卖干辣椒的老农话收成问物价……。路终于疏通时,锦涛同志也差不多走通了整个乡场。 

 

        为这路上的两件小事,我很有些感动,却还说不清为什么。一周后、半月后、直至第二次随行后,我好像才渐渐明白。但现在回想起来,留下的仍然只是一些场景,一些细节。

 

        ——桐梓娄山关。与一大群重庆技校学生在忆秦娥诗碑下相遇,他们认出了这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还不知他调到了贵州),欢呼着围上前问长问短问这问那,我被学生隔在外面挤不进去。越急越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得不时地阵阵欢笑甚至哄堂大笑,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我在怨自己这个记者失职的同时,莫名又生出了许多感动。 


 

        ——黄平县政府三干会饭堂,约百张桌上千人同时就餐,每桌一锅、一筐、几大碗。锅内沸腾的红油酸汤,煮的是没刮鳞也没破肚的活鲤鱼活鲫鱼,筐里是蔬菜,碗里是味精盐巴辣椒面。这就是黄平原汁原味的苗家酸汤鱼。


        刚为“三干”们作完报告的锦涛同志,也和县乡村干部们一道围桌而坐(这一桌唯一的特殊处是有四条长凳,其余人大多站着吃或蹲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桌上话题就是贵州美食。我吃过酸汤鱼,但从没吃过不破膛的鱼,别人说内脏比鱼肉好吃,我仍迟迟不敢下筷。瞟眼望去,锦涛同志的筷间正夹着一段鱼肠……,我心头又是一热。


        ——玉屏箫笛厂。当天气温可能高达40多度,车间里更闷热。我走马观花溜一圈回头,发现锦涛书记还在和做笛子的老师傅相谈甚欢。凑上去听了听,是关于如何种、选竹材的话题。


        谈着谈着,锦涛把手中拿的那支短笛凑到唇边,一下子吹出了音,接着吹出了调。当然,那技巧在我这个乐盲听来也还不敢恭维,但我却又生出了感动。尽管当时现场没人鼓掌,我已在心里为他鼓掌。


  

        ——瓮安县城。晚饭后,锦涛喊住我,“善炬,出去溜达一下?”我说“好”,连忙回寝室掏本摸笔,随他出门。一路上就是闲聊天,大概也谈了点正事,都忘了。


        记得清楚的是,在他的询问下,我滔滔不绝讲了我怎么从上海来贵州,以及下乡、当兵、读书、家庭等等个人琐事。他静静地听我说,时而插问几句。突然我觉得不好意思了,忙转话题,就说“我毕业实习就在甘肃日报,去过刘家峡、盐锅峡。”

 

        他笑了,说“我在这些工地干过活,记得有一顿一口气吃了8个大馒头。”接着他也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他的家乡,他的经历,乃至他的家庭、孩子,还提到他的生日是圣诞节。


        我说“呀!巧了!跟我爱人同一天!”他笑说“你好呀,回家有老婆做饭,我回去只好吃食堂。”我说“那哪是食堂,是高级厨师的小灶吧?”他说“再怎么也没家里饭菜香呀,我想自己做,大师傅不让。”


 

        我诧异“你还会做饭?”他笑“我还会木匠活儿,家里的沙发都是我自己打的。”就这样无拘无束地散着步,聊到天色黑尽。乘凉的路人很多,没人认出这是位省里的“大官”。

 

        走到一家店铺门口,迎面碰上一帮警卫和当地公安,那位满头大汗的处长说“锦涛同志,你到哪里去了?没说一声,害得大家满城找!”锦涛抱歉地说:“哎呀,忘了忘了!”——这是唯一的一次,我终于发现锦涛同志竟也有疏忽的时候。


        那晚,我又感动许久,不为别的,为我这个当记者的在散步中竟然也忘了两件事:忘了旁边这位是省委书记,更忘了采访写稿之类的那些从不曾忘的“任务”。 


   

        还有两次感动是在学校。


        一次在赤水一中。学校放假,教室锁门了。锦涛非要扒着破旧的落满灰尘的木格窗户,看黑洞洞的里边,随即他让同行的遵义地委书记梁明德也凑上去。我也好奇地探望,好半天才看清,教室里的课桌凳子破烂不堪,桌子只有长条凳宽,上面还补丁摞着补丁。梁明德是赤水人,他吃惊地感叹,解放初他在这个学校读书时就是这些桌凳……。此刻,我发现锦涛和遵义地委书记的眼角同时涌出了泪光。 

 

        另一次在桐梓一中。锦涛同志与迎候的校领导交谈了几句,其中问到教师宿舍的情况,然后突然离群。大家都以为他去“方便”了,就在操场等。谁知锦涛竟独自走进了操场边一户教师家,那门楣矮得弯下腰才能进。



        校领导见状忙小跑过去,小屋拥进了七八个人,我落后几步没挤进。约半小时他们才出来。那家主人,一位女教师,泪流满面,紧紧拉住锦涛同志的手道谢。锦涛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的工作没做好,要向你道歉。”我见他的眼圈也有点红了。   

 

        上述两个场景,被我写进了随行记第一篇《要为教育办实事》中,登在省报上了。虽然随行采访第一批的7篇通讯,被锦涛同志“枪毙”了4篇,亲笔修改了3篇发表,但我已十分庆幸。

 

        庆幸的还有,终于保留住了这两个细节。我曾打算把这篇放最后发,因为当时旱情严重,有一篇是关于抗旱及农业出路的,我以为更重要。谁料锦涛同志嘱咐,把这篇教育的先发。

 


         《要为教育办实事》这篇稿子的反响是,没几时,听说赤水一中开学后,学生们就用上了新的课桌椅,后来又听说,桐梓一中的教职工宿舍已经得到了改善。我以为,是这两个细节的力量打动了当地有关部门领导。这是写稿时就预料到了的。 

 

        我没料到的是,20年后的今天,我慕名去一个老中医处看病,那天排了4个小时才轮上,他一见我病历上的名字就说:“哦,贵州日报的吧,写过不少大文章哩。”我忙道,其实没写什么,早就不写了。他说:“你那年写的总书记落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诧异,从没采访过总书记呀。


        回过神后我在心里说,是的,他是总书记了!荣幸的是,我这个小小的省报记者在业务进步上,曾直接得益于锦涛同志的指教。


        我应坦白,所谓的那几篇“大文章”中,除5篇随行记外,后来至少还有两篇是锦涛同志直接点题、授意思路采写的。那是1987年的《罗甸早菜之战》和《荔波土花布走向新天地》,发表后均引起较大反响。


 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


        这事还有后话,顺记于此:

        当年12月25日,圣诞节,好像是星期天。那时中国人还不兴过洋节。这天下午,我和爱人刘世芳郑重其事地去了难得一进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算为她过了生日。看完电影还早,我们就闲逛,无意中逛到省委门口。

 

        我忽然想起,对世芳说:“今天也是锦涛同志的生日嘞!”她犹豫了一下:“进去看看?”“看看!”“买个蛋糕不?”“不用,也不太好吧?”  

 
        按响17号门铃,通报后进去。锦涛在家,他穿双黑布鞋,显得很休闲。但一大幢房子就他和一个小战士两人,很是冷清。楼上楼下各一张行军床,屋里干净,却极简陋。

 

        介绍后,我爱人笑道:“我们专门来祝您生日快乐的,还想蹭点蛋糕吃!”锦涛笑说:“世芳同志,我也祝你生日快乐!可惜我没买蛋糕。早上跟食堂师傅说过想吃条鱼,中午没见鱼,大师傅说买菜的昨晚就回家,食堂没鱼了。”


 张善炬夫妇和外孙。


        我们正奇怪,省委书记想吃鱼竟会吃不成?锦涛看出我们的疑惑,笑道:我呀,肚皮没人家大,车子没人家小嘛,当然得听人家的咯。我爱人差点把刚喝进嘴的茶水笑喷了出来。


        轻松的气氛中,锦涛询问了世芳的工作、老人孩子情况等。然后抱怨道,我想在贵州安个家,可两个孩子在读书,爱人有她的工作也很忙,她们都想来,可都来不了,孩子的姥姥也不放她们来。只好羡慕你们啦,两口子在一个单位,都当记者,真好。

 

        约半小时过去了,没谈一句工作,全是这些家长里短。我们感觉到,他真诚地欢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但还是不便打扰太久,便起身告辞。锦涛亲自送我们出17号院。握别时,我觉得像平时朋友串门一样自在,直后悔没听老婆的,买个蛋糕提上。

 

        写于 2008年8月


 张善炬和他的外孙。


        作者简介:

        张善炬,上海人,1949年生,9岁随父母到贵州。中学毕业下过乡,当过兵。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贵州日报,曾任贵州日报编委、总编室主任,贵阳都市报、西部开发报负责人。2009年不幸病逝。

 

(文图获作者家属授权刊发,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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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善炬(右)与同事在贵州日报。

   

        1985年夏,奉贵州日报社长刘学洙之命,随新任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下乡考察调研,约半月。秋收时,又一次随行采访半月。两次共去了贵州东、南、北20多个县。 

  

        那时路况极差,颠簸不说,还事故频发。出行时,我见只有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警车,很是惊异。出发当天在途中,不出我所料,开道的警车传来话,与一辆拖拉机发生碰撞。


        锦涛同志正在笑谈,脸顿时沉下来,我以为,他要责怪司机或询问事故情况,没想到他只问了一句“老乡受没受伤?”听到答复就无话了。我们赶上前去得知,只是点轻微擦碰,而且不是和我们的车。


        情况是:警车按惯例鸣笛喊话清道,拖拉机避让过急,撞上了路边慢行的一辆牛车。这时锦涛又只说了一句话“开慢点,不急。”  


 

        遇到这类情况,极讲工作效率的锦涛同志的确不急。从乌江渡到遵义市途中,恰逢三合镇赶场,背筐携篮的农民和路边小摊早已挤占了半边公路,两头车流则互不相让谁也挪不动。

 

        锦涛见状,制止住了还在鸣笛喊话的警车,让他们协助疏理交通。他自己下车饶有兴致地挤在人群里看看这家店问问那个摊,和卖猪卖菜卖干辣椒的老农话收成问物价……。路终于疏通时,锦涛同志也差不多走通了整个乡场。 

 

        为这路上的两件小事,我很有些感动,却还说不清为什么。一周后、半月后、直至第二次随行后,我好像才渐渐明白。但现在回想起来,留下的仍然只是一些场景,一些细节。

 

        ——桐梓娄山关。与一大群重庆技校学生在忆秦娥诗碑下相遇,他们认出了这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还不知他调到了贵州),欢呼着围上前问长问短问这问那,我被学生隔在外面挤不进去。越急越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得不时地阵阵欢笑甚至哄堂大笑,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我在怨自己这个记者失职的同时,莫名又生出了许多感动。 


 

        ——黄平县政府三干会饭堂,约百张桌上千人同时就餐,每桌一锅、一筐、几大碗。锅内沸腾的红油酸汤,煮的是没刮鳞也没破肚的活鲤鱼活鲫鱼,筐里是蔬菜,碗里是味精盐巴辣椒面。这就是黄平原汁原味的苗家酸汤鱼。


        刚为“三干”们作完报告的锦涛同志,也和县乡村干部们一道围桌而坐(这一桌唯一的特殊处是有四条长凳,其余人大多站着吃或蹲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桌上话题就是贵州美食。我吃过酸汤鱼,但从没吃过不破膛的鱼,别人说内脏比鱼肉好吃,我仍迟迟不敢下筷。瞟眼望去,锦涛同志的筷间正夹着一段鱼肠……,我心头又是一热。


        ——玉屏箫笛厂。当天气温可能高达40多度,车间里更闷热。我走马观花溜一圈回头,发现锦涛书记还在和做笛子的老师傅相谈甚欢。凑上去听了听,是关于如何种、选竹材的话题。


        谈着谈着,锦涛把手中拿的那支短笛凑到唇边,一下子吹出了音,接着吹出了调。当然,那技巧在我这个乐盲听来也还不敢恭维,但我却又生出了感动。尽管当时现场没人鼓掌,我已在心里为他鼓掌。


  

        ——瓮安县城。晚饭后,锦涛喊住我,“善炬,出去溜达一下?”我说“好”,连忙回寝室掏本摸笔,随他出门。一路上就是闲聊天,大概也谈了点正事,都忘了。


        记得清楚的是,在他的询问下,我滔滔不绝讲了我怎么从上海来贵州,以及下乡、当兵、读书、家庭等等个人琐事。他静静地听我说,时而插问几句。突然我觉得不好意思了,忙转话题,就说“我毕业实习就在甘肃日报,去过刘家峡、盐锅峡。”

 

        他笑了,说“我在这些工地干过活,记得有一顿一口气吃了8个大馒头。”接着他也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他的家乡,他的经历,乃至他的家庭、孩子,还提到他的生日是圣诞节。


        我说“呀!巧了!跟我爱人同一天!”他笑说“你好呀,回家有老婆做饭,我回去只好吃食堂。”我说“那哪是食堂,是高级厨师的小灶吧?”他说“再怎么也没家里饭菜香呀,我想自己做,大师傅不让。”


 

        我诧异“你还会做饭?”他笑“我还会木匠活儿,家里的沙发都是我自己打的。”就这样无拘无束地散着步,聊到天色黑尽。乘凉的路人很多,没人认出这是位省里的“大官”。

 

        走到一家店铺门口,迎面碰上一帮警卫和当地公安,那位满头大汗的处长说“锦涛同志,你到哪里去了?没说一声,害得大家满城找!”锦涛抱歉地说:“哎呀,忘了忘了!”——这是唯一的一次,我终于发现锦涛同志竟也有疏忽的时候。


        那晚,我又感动许久,不为别的,为我这个当记者的在散步中竟然也忘了两件事:忘了旁边这位是省委书记,更忘了采访写稿之类的那些从不曾忘的“任务”。 


   

        还有两次感动是在学校。


        一次在赤水一中。学校放假,教室锁门了。锦涛非要扒着破旧的落满灰尘的木格窗户,看黑洞洞的里边,随即他让同行的遵义地委书记梁明德也凑上去。我也好奇地探望,好半天才看清,教室里的课桌凳子破烂不堪,桌子只有长条凳宽,上面还补丁摞着补丁。梁明德是赤水人,他吃惊地感叹,解放初他在这个学校读书时就是这些桌凳……。此刻,我发现锦涛和遵义地委书记的眼角同时涌出了泪光。 

 

        另一次在桐梓一中。锦涛同志与迎候的校领导交谈了几句,其中问到教师宿舍的情况,然后突然离群。大家都以为他去“方便”了,就在操场等。谁知锦涛竟独自走进了操场边一户教师家,那门楣矮得弯下腰才能进。



        校领导见状忙小跑过去,小屋拥进了七八个人,我落后几步没挤进。约半小时他们才出来。那家主人,一位女教师,泪流满面,紧紧拉住锦涛同志的手道谢。锦涛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的工作没做好,要向你道歉。”我见他的眼圈也有点红了。   

 

        上述两个场景,被我写进了随行记第一篇《要为教育办实事》中,登在省报上了。虽然随行采访第一批的7篇通讯,被锦涛同志“枪毙”了4篇,亲笔修改了3篇发表,但我已十分庆幸。

 

        庆幸的还有,终于保留住了这两个细节。我曾打算把这篇放最后发,因为当时旱情严重,有一篇是关于抗旱及农业出路的,我以为更重要。谁料锦涛同志嘱咐,把这篇教育的先发。

 


         《要为教育办实事》这篇稿子的反响是,没几时,听说赤水一中开学后,学生们就用上了新的课桌椅,后来又听说,桐梓一中的教职工宿舍已经得到了改善。我以为,是这两个细节的力量打动了当地有关部门领导。这是写稿时就预料到了的。 

 

        我没料到的是,20年后的今天,我慕名去一个老中医处看病,那天排了4个小时才轮上,他一见我病历上的名字就说:“哦,贵州日报的吧,写过不少大文章哩。”我忙道,其实没写什么,早就不写了。他说:“你那年写的总书记落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诧异,从没采访过总书记呀。


        回过神后我在心里说,是的,他是总书记了!荣幸的是,我这个小小的省报记者在业务进步上,曾直接得益于锦涛同志的指教。


        我应坦白,所谓的那几篇“大文章”中,除5篇随行记外,后来至少还有两篇是锦涛同志直接点题、授意思路采写的。那是1987年的《罗甸早菜之战》和《荔波土花布走向新天地》,发表后均引起较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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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还有后话,顺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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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忽然想起,对世芳说:“今天也是锦涛同志的生日嘞!”她犹豫了一下:“进去看看?”“看看!”“买个蛋糕不?”“不用,也不太好吧?”  

 
        按响17号门铃,通报后进去。锦涛在家,他穿双黑布鞋,显得很休闲。但一大幢房子就他和一个小战士两人,很是冷清。楼上楼下各一张行军床,屋里干净,却极简陋。

 

        介绍后,我爱人笑道:“我们专门来祝您生日快乐的,还想蹭点蛋糕吃!”锦涛笑说:“世芳同志,我也祝你生日快乐!可惜我没买蛋糕。早上跟食堂师傅说过想吃条鱼,中午没见鱼,大师傅说买菜的昨晚就回家,食堂没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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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奇怪,省委书记想吃鱼竟会吃不成?锦涛看出我们的疑惑,笑道:我呀,肚皮没人家大,车子没人家小嘛,当然得听人家的咯。我爱人差点把刚喝进嘴的茶水笑喷了出来。


        轻松的气氛中,锦涛询问了世芳的工作、老人孩子情况等。然后抱怨道,我想在贵州安个家,可两个孩子在读书,爱人有她的工作也很忙,她们都想来,可都来不了,孩子的姥姥也不放她们来。只好羡慕你们啦,两口子在一个单位,都当记者,真好。

 

        约半小时过去了,没谈一句工作,全是这些家长里短。我们感觉到,他真诚地欢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但还是不便打扰太久,便起身告辞。锦涛亲自送我们出17号院。握别时,我觉得像平时朋友串门一样自在,直后悔没听老婆的,买个蛋糕提上。

 

        写于 2008年8月


 张善炬和他的外孙。


        作者简介:

        张善炬,上海人,1949年生,9岁随父母到贵州。中学毕业下过乡,当过兵。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贵州日报,曾任贵州日报编委、总编室主任,贵阳都市报、西部开发报负责人。2009年不幸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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