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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和平: 50年前的教育部小红卫兵

2016-11-02 姜和平 新三届文苑


原题:

姜和平: 教育部红卫兵

——文革点滴记忆之三

 

                                                             

        文革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机关院里,由本部工作人员的子女组成了红卫兵。他们成为教育部文革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支红卫兵于1966年6月4日成立,大约有三十名成员。他们自豪地宣称,教育部干部子女红卫兵,是继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之后的,世界上第三支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员是四中、八中、女八中、三十五中和二龙路学校等校的中学生,其中二龙路学校的学生居多。最小的上初一,十三岁左右;最大的十八九岁,上高三。他们大多住在教育部大院里。

 

        文革一开始,学校都停了课,他们从此不再去学校,在大院里“就地闹革命”。 大院里称他们为“小红卫兵”,以区别于机关干部的派别组织。成立之初,小红卫兵们用自己的红领巾剪成红袖章,用毛笔蘸着墨汁写上毛体的“红衛兵”三个字。

 

        小红卫兵当中有近半数成员的家长是司局级干部。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对于谁的家长是什么级别,从小便耳熟能详。谁的父母级别越高,谁就越趾高气扬。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家长是中共党员,即“革干”出身。有少数成员的家长不是党员,出身职员,要求参加红卫兵者可称作“红外围”。红卫兵的头目是一名三十五中的高三学生。他的家长级别最高,母亲是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父亲是在海军大院任职的军官。他本人还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员。

 

        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动用夫人江青,并利用青少年造反。这也体现在教育部的文革中。教育部文革的烈火首先由夫人参政点燃。1966年6月初,以办公厅主任赵秀山、机关党委副书记肖克杰为代表的少数左派开始炮轰高教部长蒋南翔。随后赵、肖和批判蒋南翔的造反派在本司局都受到了压制。这时,蒋在干部会上传达了中x部代部长张际春对教育部文革的几点指示。

 

        几天后,张际春代部长的夫人罗屏于6月9日忽然亲临教育部“辟谣”说,蒋所传达指示纯系谣言。初夏的这天天气炎热,大院沸腾了。人们簇拥着,呼喊着“罗屏同志”,争着和罗握手。曾经反过蒋的人扬眉吐气地见到了救星,他们从此风风光光地戴上了“革命左派”的桂冠。保过蒋的人则灰头土脸地背上了“保皇派”的恶名,有人当场倒戈,加盟反蒋阵线,并声泪俱下地痛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大家情绪激昂地呼喊“向罗屏同志学习,向罗屏同志致敬!”“罗屏同志的到来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


蒋南翔与毛泽东刘少奇在一起。


        蒋南翔闻讯赶到时,罗正在院子里热烈讲演,并对遭迫害的左派们表示支持和慰问。蒋例行公事地走上前,伸手试图与罗握手,周围的小红卫兵们急得满头大汗地喊,“别跟他握手!他是坏人!”罗立即缩回了手。从此,小红卫兵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形象开始在教育部文革的舞台上显露头角。


        罗屏的到来使教育部大院燃起了大批判的熊熊烈火。从此,往日平静的大院卷入了文革的狂涛骇浪。罗的到来同时还宣判了蒋南翔政治上的死刑。人人皆知蒋是中央定性的走资派,是文革前“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从此,蒋成为大院里的头号敌人, 被大会批、小会斗。在各司局和全部的批斗会上,先是弯腰低头接受批判,后来被喝令下跪,或被推来搡去,拳打脚踢。大院里批蒋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小红卫兵始终站在斗争最前沿。

 

        一次,一个上初一的女红卫兵厉声质问蒋南翔,“说!你和蒋介石什么关系?”蒋答,“没有关系。”“胡说!你不老实!你们都姓蒋,你们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没关系?你们是一丘之貉!你必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红卫兵怒斥道,“一丘之貉”这个词是刚从大字报上学来的。连一些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也积极投入。有几个小学生写了大字报贴在和乐堂后墙上。大字报全文是,“蒋南翔,大坏蛋,白吃人民大米饭”。那稚拙的字体得到了人们的啧啧称赞:“这孩子造反精神多强!”“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呀!连小孩都发动起来了!”

 

        的确,文革充分利用了青少年的无知和冲动。文革初的6、7、8月间,在大院里监督黑帮劳改,勒令他们唱牛鬼蛇神嚎歌,大破四旧,到处抄家、肆意打人,都是教育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些小红卫兵显出了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的造反精神和革命信念。红卫兵成立之初,他们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前庄严肃穆地宣誓:“前辈为革命洒尽碧血,后代保江山掏尽红心”。他们来到国防部一本正经地递交请战书,要求去越南参战打美帝。

 

        为了备战练就铁脚板,有的红卫兵从西单到厂桥一路赤脚步行。他们还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收租院”泥塑,以提高阶级觉悟,增强对敌人的仇恨。他们列队走在街头,歌声嘹亮: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

       自从6月文革开始,大中小学的学生都停课搞运动。教育部红卫兵每天聚在一起,高声念毛语录,唱革命歌,写大字报,刷大标语。红卫兵最喜欢唱毛语录歌,唱起来激情澎湃: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有一首林彪语录歌,唱着浑身是胆: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完蛋就完蛋。嘿,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小红卫兵还去中x部、人民教育出版社,或是北大、清华看大字报,进行革命串联。有一次他们来到中x部,正逢那里揪斗一串黑帮,有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张磐石、张子意等大小“阎王”,就往中x部楼上贴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牛鬼蛇神窝”的对联。回到教育部后,小红卫兵在本部办公楼上也贴了同样的斗大字的对联。

 

        教育部大院过去是清朝的郑王府,院里具文物价值的古迹比比皆是。大红门和二宫门之间有一对石狮,傍着垂柳座落在宫门两侧,景致宜人。这对石狮和天安门前、故宫里的一样大小,一般气派。在破四旧的狂潮中,这对石狮也成了革命对象。这天,小红卫兵们在石狮面前挖了大深坑,用粗大的绳子套住石狮,借用了两辆卡车,高喊着口号,用冲天的革命干劲硬是把狮子拉倒在坑里“彻底埋葬“了。 



红卫兵最爱毛主席语录歌。


        大院里竖起了高音喇叭,日夜广播,批判阶级敌人的三反言行。广播员由小红卫兵担任,愤怒和响亮的声讨响彻大院上空:“蒋南翔鼓吹资产阶级白专,他口口声声说,清华大学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实际上摇来摇去,摇出了修正主义苗子!”“蒋南翔丧心病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恶毒攻击说,‘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再发展了。’” “ 蒋南翔还说什么,延安整风,甄别十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掌握好政策。蒋南翔妄图压制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打倒蒋南翔!”

 

        一天,有人发现大操场上有大字报碎片。小红卫兵认定这是阶级敌人破坏。于是他们决定在大院里彻夜巡逻,保卫革命的大字报。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造反歌声在大院里处处回荡: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撤他娘的职,就滚他妈的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1966年8月,随着社会上抄家风日盛,小红卫兵在教育部院里也开始抄家。这天他们来到大院里的西跨院宿舍,到对外司副司长钱其琛家抄家。钱曾任驻苏联使馆二秘,几年前离任回国。小红卫兵因此把钱视同苏修。钱家有些从苏联带回来的艺术品、用品等,都被视为修正主义“黑货”。他们一边喊着“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的狗头!”一边把那些“黑货”砸烂、烧毁。

 

        当时钱夫人周寒琼和十岁的女儿京京在家。红卫兵发现他们有一套斑竹做的艺术品,是手巴掌大小的家具,精致小巧,也上前一脚踩了个稀巴烂。抄完家,有人出主意“放水淹黑帮家”。于是他们从附近的水房拉过来长长的橡皮管子,向钱家放水。然后又冲着嘤嘤哭泣的京京喊了一通“打倒苏修!打倒黑帮分子钱其琛”,才离开。


        红卫兵把各司局揪出的走资派组成劳改队,勒令他们每天早晨戴着自制高帽到小食堂旁边集合,然后在大院各处扫院子、扫厕所。这些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牛鬼蛇神”。这十几人当中除了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外,还有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沂,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对外司司长李滔,副司长钱其琛,高教部研究室主任张健,中学司司长周子明,《人民教育》总编辑章炼烽,中专司司长肖敬若,政教司副司长肖岩,鲍正鹄司长,司机张景玉等。

 

        他们每天到小食堂旁边集合,先听小红卫兵训话,喊打倒黑帮分子XXX(自己的名字),交代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把自己写的“劳改日记”交小红卫兵审阅。小红卫兵指定肖岩(肖的丈夫是《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教其他黑帮唱牛鬼蛇神嚎歌。然后每人持一把扫帚,在红卫兵的监督和喝斥下,清扫大院。


 

 故宫成了“血泪宫”。


        文革开始,打人尚未成风。有一天,小红卫兵在监督蒋南翔劳改时,一名高中男红卫兵揪住蒋拳打脚踢。办公厅机要员王耀鲁路过正好看见,他喝住这个红卫兵说,“不能打!你们把蒋南翔打坏了谁负责?他好歹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吧?”这句话不但没有制止暴力行为,反而立刻引起小红卫兵群起攻之,他们七嘴八舌地斥骂比他们年长二十岁的王,“你他妈的臭老保!蒋南翔是你亲爸爸怎么着?告诉你,他走资派打死活该!”王耀鲁从此灰溜溜地成了院里臭名昭著的保皇派。“把蒋南翔打坏了谁负责”这句话成了人们耻笑的话柄。

 

        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红卫兵说“要武嘛!” 从此社会上红卫兵打人、打人致死时时发生。教育部邻近的师大女附中校长被本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副校长胡志涛家住教育部大院,她的丈夫丁丁是教育部中学司副司长。胡在学校挨斗,被打成重伤,肋骨断裂,不能行走。仅一街之隔,胡的女儿每次都要用平板车把遍体鳞伤的母亲拉回家。第二天,女附中的红卫兵又来到胡志涛家,喊着革命口号把她再揪回学校批斗、殴打。

 

        受到如此耳濡目染的教育部红卫兵把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当口头禅,更加信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打人也越来越凶。文革期间,粗鄙的语言和野蛮的暴行都是值得称道的革命造反精神。

 

        这天,小红卫兵到李滔家抄家时对李拳相加,把李的衣服撕破。在揪斗黑帮时,凡挨斗者为女性,必定给她剃阴阳头。有一次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斗黑帮,小红卫兵给教育科研所的范祖珠连薅带拽剃了阴阳头,范的头上被剪刀弄伤多处,鲜血淋淋。她浑身还被吐满了吐沫。

 

        几个男红卫兵围殴身材高大的高沂,对高没头没脑地痛打。高顿时头破血流,遍身青肿。事后高去邮电医院,诊断其“眼眶骨折”,几乎伤及眼球。小红卫兵中几个头面人物议论说,近来阶级敌人不老实,要教训他们。于是抓来几个正在院里扫地劳改的黑帮,皮带棍棒、拳脚并用一顿狠打。其中对张健打得最重,张直呼“救命”。因为红卫兵指控张最“嚣张”。

 

        8月下旬的一天,小红卫兵来到蒋南翔家抄家。蒋住在教育部大门对面的一个独院。抄家,即先把红卫兵认定是四旧的东西能砸的砸,能烧的烧,再把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罪证的东西抄走。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还要没收所有的刀、剪。在抄家过程中,红卫兵发现蒋家有很多中央文件,有的带有“机密”字样,还有很多照片,其中有一些蒋和毛泽东的合影。红卫兵们翻看着怒斥说,“蒋南翔你这个黑帮,你还配跟毛主席照像!”一些红卫兵看守这些文件,其余人继续革命行动。


 蒋南翔被大学红卫兵揪斗。


        抄蒋家的过程都由小红卫兵进行,没有本部干部或其他成人在场。蒋八十高龄的母亲和六十多岁的姐姐在家。在场的还有在蒋家工作的公务员姜树桂。抄得蒋家一片狼籍时,以红卫兵头目为首的几个高中男生开始轮流用铜头宽皮带毒打蒋。他们喝令蒋面向打人者下跪,再由施暴者用一只脚踩住蒋的头,使其紧挨地面,动弹不得,然后用皮带猛抽蒋的后背。

 

        时逢夏天,蒋穿一件白衬衣。他们打了一阵,撩开衬衣一看,蒋的后背已经皮开肉绽,血痕累累。其中一红卫兵说,“不行,还没组成图案!”于是再往伤痕尚少的地方抽打。他们毒打蒋的时候,强迫蒋母和姐姐在旁观看。被称为“地主婆”、剃了阴阳头的蒋母和姐姐在一旁瑟瑟发抖地抽泣。几个十七、八岁的男性对这两位老年女性也施以皮带、拳脚。

 

        蒋母和姐姐挨着打凄厉地哭叫着姜树桂,“老姜啊!”姜在一旁说,“你们叫我有什么用呢。”过了一会儿,红卫兵打累了,其中一打人者问蒋的姐姐,“他反党,该打不该打?”蒋姐颤栗着说,“该打。”“好,你说该打,你就得打他,跟他划清界限!” 这个红卫兵递过皮带,强迫蒋的姐姐抽打蒋。

 

        被剃成阴阳头的蒋的姐姐一边哭喊着,“你反党,你反党”,一边抽打自己的兄弟。按照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命令,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许继续住在北京,必须遣返原籍。当天晚上,小红卫兵押送蒋母和姐姐到北京火车站。蒋母回到原籍后不久便去世了。


 蒋南翔与大学教授一起被批斗。


        遭到小红卫兵毒打最重的是司机班的张景玉。蒋南翔成了黑帮,和蒋有工作关系者都被列入“蒋家王朝”而遭殃,为蒋开车的司机张景玉被指为特务、历史反革命。张往日言语不多,在往年部里的新年联欢会上,常表演几个小魔术节目。张家住在邻近的宏庙胡同。他家孩子多,妻子是家庭妇女。小红卫兵到张家抄家时,为了找“变天账”,把张家屋里挖地三尺。抄家后,张即被小红卫兵带走关押并劳改。张表演魔术用的道具都被说成是特务用具,抄走后砸毁。

 

        这天抄家后,张被带到小食堂旁边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命令他交代特务罪行,残酷地殴打他。他们毒打张的工具是包着橡胶皮管子的直径约一寸的钢丝鞭。红卫兵对张劈头盖脸地狠抽,只消几下,张的脸部便青紫肿大,面目全非变了形。张不住地惨叫,一施暴者狠狠地说,“好哇,你还敢哎哟?”接着是更加凶猛地抽打。从此,在院里的劳改队伍中,多了一名脸部变形的蹒跚行动者。

 

        从1966年秋开始,四旧破得差不多了,打人、抄家风有所减弱。教育部红卫兵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部机关两派的派仗。

 

        1966年5月25日,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卢正义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副部长刘季平。此举使卢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但是很快有人揭发卢在1949年前曾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江苏省反省院,有自首变节嫌疑。于是“北京公社”一派便开始攻击卢。小红卫兵们立刻到卢家造反,“打倒大叛徒、政治大扒手卢正义”的标语和侮辱卢家人的大字报糊满了卢家门窗。

 

        在此之前,小红卫兵抄家、打人等行为全都所向无敌,没有受到过阻止。但是,红卫兵到卢正义家造反招致了保卢一派的指责。红卫兵没有丝毫退缩,在斗争会上,攻击谩骂,激烈辩论。哪里有派仗的战场,哪里就有怒发冲冠唇枪舌剑的红卫兵。


牛鬼蛇神歌。

 

       有一女红卫兵和自己的父亲不是一派,她不仅在大会上“控诉父亲的迫害”,而且有一次在操场上还指着父亲的鼻子,当众辱骂:“你是小丑!”红卫兵里有一对姐妹,和父母分属不同派别。她们的母亲在1968年初被逮捕。当这对姐妹闻知妈妈被捕的消息时,坚定地表示:“活该!谁让她顽固不化来着!”

 

        正当反卢、保卢之争日益激烈、难解难分时,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来教育部作重要指示。刘作结论说,“卢正义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什么?!不可能!坐在下面听的小红卫兵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急得哭起来,他们登时大喊大叫,“他是大叛徒!” 红卫兵不能服输,他们喊着毛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追到中宣部,在礼堂里围住刘祖春数小时,大喊大叫地和他争论。

 

        但是,小红卫兵也不是逢人必反,他们保教育部长何伟。高教部长蒋南翔被“批倒批臭”以后,中央指示高教、教育两部合并为新的教育部,由原教育部长何伟任部长。没过多久,院里一派造反组织“延安公社”开始炮轰何伟。是保还是反?如何判定何伟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革命干部,还是刘少奇黑线上的走资派呢?

 

        小红卫兵决定保何,其一因为和他们观点近似的一派组织“北京公社”也保何。其二是听说何伟调任教育部长前在河南省委工作,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上级。前不久毛接见红卫兵,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见了焦裕禄的女儿。焦的上级怎么能是走资派呢?再说,何伟长相慈眉善目,不像坏人。

 

        为了寻求支持,小红卫兵去北大附中面见红旗战斗小组头目彭小蒙。前不久彭小蒙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中表现出色。正在北大讲话的江青等中央文革首长对彭高度赞赏,江青还和彭拥抱、亲吻。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里,指名道姓地说他对彭“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豪迈地讲演:“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们跟着毛主席走定了!”彭是文革初知名度最高的政治新星。


 

 走资派被批斗。


       1966年夏末的一天下午,小红卫兵们来到北大附中,先听说彭很忙,正在睡觉。等了片刻,听说彭起来了,有请。大家来到一间教室,见到大名鼎鼎的彭小蒙梳着两根粗辫,身穿旧军装,腰系宽皮带,睡眼惺忪地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我们是教育部红卫兵。最近部里有人炮轰何伟。” 红卫兵一头目说。

       “什么?何伟?我对他印象不错嘛!比他妈的胡克实强多了。”女红卫兵张口闭口“他妈的“在文革中司空见惯。彭小蒙态度狂妄的这番断言使红卫兵感到振奋。

 

        彭小蒙问,“你们知道王任重吗?”

         “知道!他最近和毛主席一块畅游长江。” 红卫兵回答响亮。

 

         “王任重有个孩子叫三宝,你们知道吗?他提出教育要革命。胡克实要压制他,但是何伟坚决支持他。所以,何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彭继续鼓励红卫兵们,“我告诉你们,要革命就不要怕嘛!你们怕什么嘛!砍掉脑袋不就碗大个疤嘛!”

 

        面见彭小蒙如同获得了尚方宝剑,红卫兵更加坚定了保何的决心。他们在对立派围攻、揪斗何伟时,喊着“何伯伯”挺身围在何四周,和大人们一起声嘶力竭地和反何派辩论,勇敢地斥退反何派。

 

        1967年6月4日,经过一年文革洗礼的红卫兵在院里的礼堂“逸仙堂”演出了一台自编歌舞节目,纪念红卫兵成立一周年。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戴着大红袖章,连唱带跳地把舞台跺得咚咚响。

 

        1968年4月,红卫兵的对立派延安公社头目被公安局逮捕。1970年,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两年前神秘失踪的卢正义。红卫兵们确信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证明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派别观点正确无疑。

    

        1968年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教育部逸仙堂讲话。陈对文革作了一番指示,宣布了中央对教育部机构改革的决定,陈说,管理全国教育,有三十人就够了。现在部机关上千人,人太多了。因此要下放农村。从此教育部被撤消,由国务院科教组行使职能。

 

        这时候,红卫兵的使命似乎随之完成。老三届响应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很多人相继离开了北京。红卫兵中有人去北大荒、内蒙古、云南,有人跟着家长去了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还有人越境到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临别前,其中几人抓了院里人家养的鸡,到香山公园吃了一顿“百鸡宴”。

         

        三十年后,1996年年末。当年的教育部红卫兵相聚在和乐堂。人们久别重逢,兴奋叙旧。提起文革往事,有人唱起了造反歌,跳起了造反舞,还是那么自豪,那么亢奋,似无悔意: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后代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歌唱领袖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写于2006年10月20日 文革四十周年之际

 

        作者简历:

        姜和平,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现居美国,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研究助理。

 

(文章获作者许可使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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