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就扔的“薯片筒”，被中国医生拿来发了篇医学顶刊论文

薯片，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零食了，享受一顿美味后，我们往往会将空薯片桶扔掉。但这一看似没用的 “废品”，却在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医生手里派上了大用场，成为了一种救命工具。

不仅如此，这一研究还被发表在了影响因子高达 24.889 分的顶级学术期刊上。

据了解，医生们不仅使用这一 “薯片筒听诊器” 为 300 多名患者进行了听诊，还通过及时诊断救治了 4 名因痰痂堵住气道而引起二氧化碳蓄积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疫情期间，这一 “薯片筒听诊器” 已被推广到国内的其他医院。

这一 “薯片筒听诊器” 的发明者，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心胸外科的 4 名医生和 1 名研究生。

日前，一篇关于 “薯片筒听诊器” 的研究论文登上了影响因子高达 24.889 分的顶级学术期刊《欧洲心脏杂志》（European Heart Journal），这一杂志是欧洲心脏病学会（ESC）的官方期刊，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

仅靠一个小小的薯片筒，就能发表一篇影响因子接近 25 的 SCI 论文，这着实让人羡慕不已。

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要发明这么一个东西呢？

论文通讯作者、中部战区总医院心胸外科主任高旭辉在接受《楚天都市报》采访时强调，听诊器对于治疗心脏和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门诊，医生要用视、触、叩、听等诊断技术对患者的肺部进行评估，以初步判断是否存在感染，听诊器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在病房，患者病情随时会出现变化，需要医生立即作出反应，寻找原因，更需要借助听诊器。”

但高旭辉也承认，由于抗疫一线的医生往往会穿戴着厚重一体式的防护服，普通听诊器已经无法正常使用，而蓝牙听诊设备和超声影像检查又昂贵又稀缺，不可能做到大量普遍使用。

而且，超声医生等一些非传染性疾病的医生，只经过短暂的培训就来参加防疫一线的工作，而且为了获得较高的超声诊断准确性，医院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对医务人员进行深入培训，一些超声医生存在使用经验不足的问题，且在一些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也可能没有足够的超声医生。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听诊器比超声诊断设备更好用。医生做检查时的第一个步骤是听诊肺部，以确定肺部是否受到感染。在没有进行详细的体检之前，依靠设备通常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误诊。

由于以上原因，高旭辉等医生才有了发明 “简易听诊器” 的想法。薯片筒卷上消毒的 A4 纸，写上 “听诊器” 三个字，“薯片筒听诊器” 就完成了。

图｜“薯片筒听诊器”（来源：论文）

使用薯片桶制作听诊器的想法，最初来自中部战区总医院心胸外科 ICU 主任谭焱。

早在 2 月初，当谭焱在一副漫画中看到早期医生在没有听诊器的情况下使用一个木筒为患者听诊时，他就想就地取材自制一个听诊器。最初，喜欢打羽毛球的谭焱使用的是装羽毛球的长筒，但由于长度过长导致效果不好。在经过多次取材、试验之后，才最终选择了薯片筒。

不得不说，这一发明受到了早期听诊器的启发。

听诊器是一种医生用来检查患者、诊断疾病的重要医学仪器，由法国医生雷奈克（Laennec）于 1816 年创造并于 1819 年公布。医生借助听诊器来 “聆听” 患者身体内心脏、呼吸及肠胃等器官和机体的声音。

在听诊器还未发明以前，医生听诊一般采用 “直接听诊”，即用耳朵隔着一条手巾直接贴着病人身体进行，但这种方法有技术限制且不卫生。然而，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近代的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听诊方法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图｜早期听诊器（来源：维基百科）

1816 年，雷奈克在为一名贵妇看病时遇到了困难，正是这一困难导致了听诊器早期雏形的诞生。当时，由于贵妇过于肥胖，用传统的贴身听诊法不易诊断，雷奈克也不宜直接用耳朵贴着其胸部来诊断。

一个曾经偶然看到的场景启发了他：一群孩子在玩耍时，一些小孩在圆木一端刮木头，而另一些孩子的耳朵无意间贴近了圆木另一端，然后突然欢呼 “听见了对面的声音”。

于是，他将纸卷成一个圆筒，一端放在贵妇的心脏部位，把耳朵贴上另一端，果然，他听见了贵妇心脏的清晰跳动声。

之后，雷奈克根据这个原理，创造出了一种与单耳式木质听诊器相似的听诊器。经过层层改良，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双耳听诊器。

图｜现代听诊器（来源：Pixabay）

不得不说，曾经的一些土方法在现代也很管用。

据研究论文描述，这一 “薯片筒听诊器” 的诊断效果还不错。这种自制的简单听诊器不仅经济实用，而且还可以听诊超声设备无法检测到的支气管痉挛。

此前，来自意大利医疗机构的三位学者在《柳叶刀》子刊《柳叶刀呼吸医学》发表了一篇题为 “COVID-19 outbreak: less stethoscope, more ultrasound” 的论文，他们呼吁一线医疗人员要减少使用听诊器，更多地选择超声诊断设备。

三位学者认为，疫情之下，如果一线医疗人员继续使用听诊器为新冠肺炎患者做检查，有可能造成病毒污染设备，以及在医疗人员之间造成交叉感染等问题。“我们应该保证尽可能少的医疗人员和医疗设备与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进行接触。”

他们建议在医院推广使用超声诊断设备。

但高旭辉等在论文中写到，“这没什么不对的，但这种观点可能会误导医生放弃他们的听诊器。”

由于医院内确实存在医患之间相互感染的情况，医疗人员会更加倾向于选择使用可以减少与患者接触的医疗设备。同时，超声诊断设备不仅可以手持，还可以提供检测数据和成像。这就可能导致医疗人员放弃使用听诊器。

但高旭辉认为，尽管近年来超声影像检查等先进技术发展迅速，但仍不能完全替代听诊器等基本检查手段。在紧急时刻，作为床边或戴在医生身上的工具，听诊器比先进的超声设备更能帮助医务人员及时挽救生命。

此外，听诊器可以帮助医生与患者互动，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医生更容易获得患者的信任，使其配合治疗。“听诊器还可以作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桥梁，而不仅仅是一种诊断工具。”

这个简陋的听诊器不仅在国内派上了大用场，国外同行看到其相关论文后也纷纷主动扩散。一位国外的流行病学家、医生在 Twitter 上肯定了这一研究研究成果，并表示 “临床医学很重要”。

（来源：Twitter）

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研究成果是因为蹭了 “新冠肺炎疫情” 的热度，才能登上顶级期刊，他同时也为好友的论文被拒而感到 “惋惜”。

（来源：Twitter）

对此，高旭辉在接受楚天都市报采访时表示，该论文被顶级学术期刊《欧洲心脏杂志》录用，说明各国专家对听诊有着足够高的重视。“文章看似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研究，实际是百分之百的科学问题。用纸筒代替听诊器，可以解决一线医生和偏远地区医生听诊的难题。”

不管怎样，这一看似简陋的东西，确实在拯救生命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从这点来看，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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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https://academic.oup.com/eurheartj/advance-article/doi/10.1093/eurheartj/ehaa343/5828727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res/article/PIIS2213-2600(20)30120-X/full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