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制结束，刘同坐在秋微小小的甲壳虫车里，行驶在北京凌晨的街道上。他觉得世界很大，冬天的北京很冷，自己很穷，问她：“姐姐，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在哪里啊，我们会红吗？”秋微看他一眼：“你放心，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白白发生。”
文 ✎ 施展萍
编辑 ✎方奕晗
北野武的电影《玩偶》中有个桥段，黑社会老大自知时日无多，突发奇想故地重游，发现年少时爱慕他的女人依旧身穿红裙等在原地。只不过，30年后，年轻女人成了老太太，老大也蹉跎成风光不再的老头。
两人在长椅上分享午餐。他问：“你的男人还没来？”
她没认出他：“他不来了。”
“他真的没来？”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最近你来了，也许我不会等他了。”
秋微说起这个失落的老头，“明明是我去找那个喜欢我的人，结果她把我当成了别人”。几十年漫长的喜欢宣告结束，她语气怅怅的，“因为她爱上‘他’，所以不爱‘他’了”。
2017年出版的新书《几乎爱人》中，秋微写了个类似的故事。“我”长达20年暗恋黎浩然，某次重逢后毅然决然地跟他回家，但从不开口诉说感情。
故事本来到这里戛然而止。写完后，秋微一度失眠，为笔下人物的命运难过。等书开始排版，她向编辑央求挤出几页纸，以黎浩然的口吻为“我”写了封信，将暗恋的B面翻出来。读者赫然发现，黎浩然对“我”有类似的情愫，故事反转。
短篇取名《暗恋时代》，致敬茨威格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本小说，秋微反复读过多遍。茨威格笔下的故事囊括了时代背景和阶级差异。秋微的《暗恋时代》想表达另一件事：主观是很自大的，两个人都认为对方不认识自己，带着各自的爱和卑微，生活了20多年。
秋微发觉，周遭世界充斥着主观的爱、主观的恨、主观的难过，人们自卑又自大地活着，容易暴躁，容易下结论、受伤害。“我们都被自己的主观蒙住了眼睛。”秋微对火星试验室说。
看秋微的文字时，知名媒体人杨澜常常忍不住笑起来，秋微那副眼睛往上看的“刻薄样儿”仿佛就在眼前。“她的东西会有一点冷眼看世界的感觉，但背后却是对真情的需要，很温暖的执着。” 杨澜对火星试验室说，“她的情是有脊梁、有骨子在后面的，永不妥协。”
多年来，牵动秋微写作的核心始终是一个疑问——爱是什么。
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说，“爱的幻象，咔嚓一声，被锁到了大门外”。秋微被这句话点到，惊觉人间一切皆幻象。那爱的真相呢？她年过40，经历过不少爱与被爱，一直寻找，一直未能觅得答案。
每一段爱最终都导向“不爱”，循环往复，毫无例外。“你说每一季的樱花有什么不一样呢？”她对自己失望，对循环无解。
物哀
2017年上半年，秋微去了3次日本，每次住一个月，专心写作。
《几乎爱人》的第一个同名短篇是在那里完成的。酒店窗外能看见东京塔，她生活极其规律，早起，早饭后查阅资料，跳两小时阿根廷探戈，舞蹈老师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请来的，下午偶尔睡个午觉，然后一口气写到傍晚，去户外跑步。
母亲一度不解，认为这事太过矫情。她起先应付：“东京咖啡店里的面包比较好吃。”
后来有一天，隔壁桌来了两个中国人，她心不在焉，全程偷听他们说话，一下午什么都没写。这才恍然大悟：“是因为我在那个环境里，我听不懂日本人在说什么，所以不会受到影响。”
秋微居住的酒店在惠比寿，边上是代官山，茑屋书店是她钟爱的写作场所之一。再往前走是南青山和表参道，两旁布满咖啡店，大小展览轮番更换。
每隔数十日，秋微会去一趟东京周边的乡野。她尤其爱三岛，起初是出于对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爱，后来真喜欢上那里。
三岛水域中央有个岛，岛上只有一家不许儿童进入的酒店和一间水族馆。她住下，白天去水族馆看海豚和企鹅，晚上独自在酒店餐厅用餐，四周坐满了人，却异常安静。她常常恍惚，觉得整个酒店里只有她一人。
站在酒店阳台可以望见富士山。秋天最美。黄昏，远处紫色的富士山尖映衬着近处紫色的水面，成群海鸥飞掠而过。
偶尔坐船去村里溜达。那里不常有游客，当地人质朴得很。随便进一家小馆子，食物不同于东京，烹饪得野性彪悍。饱满的鱼籽饭送进嘴里，一颗颗在口腔内爆开。那一刻，秋微觉得自己是一只心满意足的猫。
▵好友们为秋微新书《几乎爱人》捧场
窝在那样的地方写作，《几乎爱人》的第一个故事充满日本气息。女儿Yuki为了解答心中疑惑，去日本寻找与母亲年轻时有过交集的男人羽生庆太。庆太是神职人员，年轻时是新宿的Host（日本牛郎俱乐部的男性服务人员）。
为了写好这个故事，秋微访谈了神职人员和Host。这些人对自己的职业充满敬意，态度端正，向她详尽释疑。她惊讶地发现，日本Host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同行女性。
这与秋微的设想大相径庭。她本打算写一个浓烈的爱情故事，Yuki母亲与羽生庆太特别相爱。后来，她扭转写作方向，Yuki母亲和羽生庆太成为“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知己。
置身东京，故事写得顺畅，笔调中也带着日本文化气息。知名媒体人杨澜说，她在这个故事里读到“物哀”的情绪，不论断是非，只崇尚美和动心，但背后暗含着巨大的温情。
“什么时刻爱最美丽，是失去时抑或是发现时？”意大利导演保罗·索伦蒂诺在《年轻的教宗》里这样用一封情书提问。
▵电影《年轻的教宗》剧照
秋微把提问写进书里，卯足了劲发问：“爱是什么？”。她笔下的人物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她做过不少情感节目，思维活跃，分析起鸡毛蒜皮的事儿一针见血。但她反对被称为“情感专家”，因为情感没有答案。
她关心与爱有关的议题，笔下人物大多超过35岁。都市题材的电视剧和市面流行的言情小说是给年轻人看的，相爱的永远是花季男女，仿佛人到中年只剩一地鸡毛的世俗零碎。
她想写一些接近中年的“美人”，设想了一场中年人完美的相爱，推演什么原因能让这样的恋人分开。要有第三者，但不能如通常所见那样面目单一；三个人里没有真正的坏人，也没有真正的受害者。她写下第三个故事《爱，不由自主》。
创作来自想象而非拥有
秋微对情感题材的关注由来已久。14岁那年，她参加作文比赛，仿照杜拉斯小说《情人》的开场，用第一人称写了台北一位年迈的杂志社女主编处置年轻时两段爱情回忆的故事。参赛前夜，在一张大纸上，她一字一句将故事写下来。
字数超出要求，班主任嘱咐她重新誊一遍：“如果因为字数超了，不能得作文比赛的奖励，实在是太可惜了。”
那是个规规矩矩的省级中学生作文大赛，不符合体制审美的故事当然没能拿奖。但班主任对这篇作文的态度令她意外，对写作的热情有增无减。
遇到这位老师前，秋微话少、自卑，长相平平、成绩不好、家世一般，“我没有什么引以为豪的事”。最烦人的是生日。秋微是水瓶座，1月21日生，正逢放寒假前成绩单下发的日子。记忆中的生日，永远先是一场责骂，再被赏赐点好吃的，她心里忿忿地想，“不食嗟来之食”。
擅长表达的天性或许一早就拥有了，可她父母不知道，她也从未察觉。直到初二，班主任穿着马丁靴、白衬衫和牛仔裤走进教室——这在30年前的银川足够另类，秋微人生中第一次知道“受宠”的感觉。
25岁的班主任对她的喜爱毫不掩饰。经常一边在黑板上写字，一边用后脑勺发问：“哎，《呼啸山庄》的男主角叫什么，秋微？”“希斯克利夫。”她脱口而出。
有一次，意气风发的班主任邀请秋微去家里玩，聊起三毛的书，言语恳切地说，说不定有一天她会成为这样的人。师母是个文艺青年，穿着白衬衫和牛仔吊带裤，在一旁剥橘子、倒茶。真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回家晚了，母亲震怒。她说去班主任家了，母亲断定是说谎：怎么能在男老师家待那么久？她就带着母亲去找老师核实。
班主任夫妇正要下楼吃饭，在楼道里碰着了，师母对秋微一顿夸。她眼睁睁看着母亲那张僵硬的脸上渐渐绽放出笑容。
▵李响为秋微主持《再见，少年》新书发布会
她没有成为三毛。但在那时察觉到人生具备的可能性。班主任45岁过世，秋微后来把他的故事写成长篇小说《再见，少年》——她唯一一部有原型的作品。
她不喜欢女作家写自己的事，视之为“泛滥的自恋”——“你创作一个多有意思”。
刚毕业时，秋微在滚石唱片工作。她问李宗盛：“大哥，你写了那么多情歌，一定有很多感情经历吧？”李宗盛告诉她：“创作是来自想象而非拥有。”
她觉得李宗盛在骗她，只是将浪漫传闻隐而不宣。等她开始创作，才发现果然如此，李宗盛那句话成了她应对读者对她情感经历猜测的标准答案。
她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戏剧家、主妇、企宣、漫画师、培训师……这些人爱里困顿、成长。她将困惑投射在他们身上——爱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她写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还未得到解答。
没有答案让人欣慰，这样就可以一直问下去。
蜜蜂
银川多雨。水系发达。
这是秋微的银川记忆，“大漠孤烟直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水”。
有个揶揄银川的童谣：“一个公园一只猴，一个警察管两头。”地方小，空旷。治安好，自在。偏西，天黑得晚。食物里喜欢添加辣椒和西红柿。这些都是她喜欢的。
遇到班主任前，秋微对未来生活的设想是：像隔壁阿姨那样，成为家庭妇女，嫁给爸爸的学生。丈夫会长成油腻的中年男人，她每天做饭干家务，到了深秋就在院子里打毛衣。总之，生活是不会跳出院子的。
班主任说她是水涨船高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不会严格到超越环境。她记住了，后来上北京念高中，多少和他有关。
那是她跳出院子生活的第一个通关机会，也带给她持续至今的噩梦。她很少做噩梦，做的话也只有两条线索。一条通往外婆。外婆离世时，她不在身边，内心长久歉疚，梦中，外婆在银川狭窄、逼仄的角落，情状惨烈。另一条通往北京那所中学。梦中，四周充斥着廉价的脂粉气，脏兮兮的，无处落脚。
地理课上，老师问：“你们知道银川为什么叫银川吗？”接着自己解释：“因为银川盐碱地太多了，地都是白的，所以叫银川。”又问秋微：“你怎么没有戴小白帽？你们不是要背着竹篓捡羊粪吗？”
“他说这些的时候不是善意的。我在银川长到14岁，也没有见过大街上谁背着竹篓捡羊粪，大街上哪来的羊粪啊？”
学校琴房少，午间有同学在教室练琴，楼上的老师一个酒瓶子扔下来，砸碎教室玻璃。
她想了想，说：“那个学校充满恶意，不善良的人不在少数。”
她很少这样定义别人。高考结束，她回银川，打电话回学校查分数，是一个学声乐出身的女老师接的电话：“秋微，你差4分！”说完在电话那头毫无节制地哈哈大笑。
许多年后，她成了光荣校友，学校邀请她录制祝福视频。她在视频中坦然地表达真实感受，从不介意别人知道她对谁有禁忌，一向爱憎分明得很。
主持人张绍刚说，之所以能和秋微成为好友，一部分原因是两人都率性，喜欢不喜欢都挂在脸上。“我们都拉黑过别人。秋老师一不高兴就拉黑，还会告诉对方，我要拉黑你。”张绍刚告诉火星试验室。
主持人戴军在电视节目中，从众多动物卡片里挑选出“蜜蜂”代表秋微。“蜜蜂里面只有一个蜂王，其他都是工蜂。她能掌控局面，所有锋芒都在表面。她是特别善良的人，但她会让人觉得不好交往。”戴军告诉火星试验室，他每次交友、恋爱，总要将对方带到秋微面前。喜欢的，她会直接表达，不顺眼的，也当面说出来，“完全让人下不了台”。
▵秋微（右）与杨澜（左）、朱军（中）参加公益活动
这样一个人主持电视节目，时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年《天下女人》为杨澜挑选搭档，选中秋微和刘硕。节目中，秋微有种非要点破什么的执着。杨澜回忆，一次，一位女嘉宾说起情感经历，秋微非常不留情面地问起她与某一任男友的关系。对方察觉到秋微对那段感情很了解，气氛一度尴尬。“她不太容易接受别人想要把自己装扮成的样子，她会看到更深一层的东西。她好像特别火眼金睛，一眼就看透了。”这种时候，杨澜就是那个给对方台阶下的人。但她喜欢秋微这样，觉得她的真性情非常可爱。
好友柯蓝说过一句话，“没有绝交，哪来挚交”，秋微深以为然，对不喜欢的人决绝，对朋友仗义得很。张绍刚做高校公益活动多年，常让秋微帮忙介绍艺人参加，只要提出，她都全力以赴。
女版高晓松
成为作家前，秋微做过很多工作：开公司、给品牌做策划、担任电台和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成绩都不错。
滚石策划过一档电台节目，秋微选用了大学生主持人何炅。哈根达斯冰淇淋引进中国时，她否定了对方走奢华路线的广告方案，写了一本讲生活态度的书，通过杂志文章和线下活动，让方兴未艾的“小资”群体成为哈根达斯的主要拥趸。
那本书叫《懒得哭》，配图摄影师是她找的——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宁浩。
《懒得哭》2000年出版，一口气卖了3万册。她有些飘飘然，以为出书简单，卖书不难。等到真正开始写小说，才体会到写作的难处。“小说和写鸡汤文完全不同，鸡汤文可以随时写随时不写，小说不是。”
第一次写小说，秋微写了19万字，战战兢兢拿给信赖的人看。对方觉得不行，她没有迟疑，当即重新开始。
19万字说不要就不要，不需要时间消解吗？“要是我消解一下的话，应该就会被这个结论打倒了，我会觉得写不了小说，那就真完了。”秋微说。
第一本小说叫《流言流年》，关于工作人员爱上艺人的故事。她自我评价一般，是纯粹的经验写作。后来写《女少年》，依旧有经验在里面。但这次，经验向外延展，讲述女少年的成长故事，还有中国家庭关系里缺失的爱的教育。“我想表达这样的东西，在热闹的环境里，其实每个人都特别孤独。但你也不好意思说孤独。”
张绍刚喜欢《女少年》，喜欢秋微从孩子的角度将大人的鸡毛蒜皮、牵肠挂肚、撕心裂肺写得生动。他把《女少年》推荐给妻子，第一版中有一些错别字，两人就拿着笔，一边读，一边把错误标出来，细细做了校对。
再后来，秋微有意识地不用经验写作。
那是2013年之前，柯蓝对她说：“你别当主持人了，出不来。”她已经当了十几年主持人，尝过“脸熟”的甜头，也困惑于其他工作分散精力。同样的问题，她咨询过主持人李响。
李响问她：“如果主持人、公司老板、作家只能选一个认认真真做好的话，你会选什么？”李响向火星试验室回忆，秋微想了想回答：“那我最擅长的还是写作。”
“那好，从今天起，除了你现在做的节目之外，你放掉所有的主持邀约，关掉公司，全心全意做好作家。”李响对秋微说。
她采纳了这个建议。在李响看来，秋微天生就是写作的人。身为主持人，他的能力是更准确地表达、听懂别人的意思和随机应变的沟通。但秋微不同，“她展现得更好的是她讲什么东西，别人津津有味听的过程。作家不需要沟通，作家需要的是引领。我来说我的世界观，你来听我的世界观，这就是作家。”
听过《城市日记》的人能明白李响的意思。那档时长20多分钟的电台节目持续了5年。秋微是固定主持，跟她搭档过的有戴军、刘同、罗兵、许力、徐睿、李静、绿妖、王弢……不是所有人都能和她搭得好，她毫无路数，没有空话，天南海北什么都聊。
▵左起：王弢、刘璇、秋微、刘同
后来和秋微姐弟相称的刘同，第一次录节目时非常拘谨。北上前，刘同做过出镜记者，习惯有主题的表达，到了秋微这儿，一度不知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她的节目好奇怪哦，就是乱聊。她这种完全不讲规矩的人，讲完第一句之后忽然就跑了，然后再回来。”刘同告诉火星试验室，秋微就像女版高晓松，阅读量大、感受丰富、记性好，张口即来。
那些年，每录一期节目，刘同就会有一小笔收入。具体数字他记不清了，不是50元就是100元。他那时正在攒钱，这笔钱挺重要。他白天有工作，下了班，八九点钟和秋微去录节目，一次录5期，直到夜里12点多。
录制结束，刘同坐在秋微小小的甲壳虫车里，行驶在北京凌晨的街道上。他觉得世界很大，冬天的北京很冷，自己很穷，问她：“姐姐，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在哪里啊，我们会红吗？”
秋微看他一眼：“你放心，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白白发生。”
“我从来也不觉得人生特别安稳”
打算专职写作的2013年，秋微听从柯蓝和李响的建议，推掉大部分工作。她想以十年为节点，将其间发生的新闻事件一一列出来：非典、奥运、雪灾、地震、牛市……写一对恋人的分分合合，取名《莫失莫忘》。
总有人认为主人公林小枝就是秋微。可林小枝偏偏是她现实生活中最不喜欢的那类人——太过关注自己，过于放大自己的难处，拘泥在小情绪上。她塑造这样一个人，试图讲述林小枝的成长和释怀，而非那些矫揉造作的小情绪。但她必须让林小枝慢慢转变，这样故事才有说服力。
转变林小枝的是一场又一场大事件，从2003年的SARS开始。
对秋微个人而言，2003年也足够特别。此前，她洋洋得意，成功运营了哈根达斯的案子，出来开公司。少年得志，常和名流来往，散着德性。
去中关村跟人谈生意，对方在窗边窥见她打车过来，爱搭不理。她一气之下花了20多万元买了辆二手跑车，谈下那笔两万块钱的生意，兴致勃勃地载着戴军和闺蜜吃宵夜。
饭后开车送戴军回家，边上一辆车猛按喇叭追她。秋微气疯了，拼命踩油门，和对方飙车。遇到红灯停下，她喊戴军去后备箱拿棒球棍，“是坏人就跟他打”。那车上的男人把车窗摇下来，对她说：“跑啥呀，你后面黑烟冒的，车都快炸了。”她这才发现车坏了。
她那时做过一些不理智的投资，一夜之间破产，低价把房子卖了，自嘲是“北京少有的卖房能赔钱的”。公司青黄不接，又赶上非典，半年时间无事可做，她就每天给仅剩的两名员工读《圣经》。
▵秋微（中）与李静（左）一起为戴军（右）新书捧场
后来，一个女性朋友介绍她去房地产公司做公关，每月4万块钱收入，帮她度过难关。上班不久，那女孩失联了，电话永远关机，邮件从不回复。她没多想，事业逐渐步入正轨，开始有自己的节目。一年后才得知，那女孩得了产后抑郁，自杀了。
“这两件事其实给我冲击挺大的，SARS时我跌入谷底，终于起来了，这个帮我的人自杀了。”她永远记得一个画面：她和女孩相约去戴军家看北野武的《性爱狂想曲》，戴军家在10层，卧室钥匙锁在里头。秋微跟戴军说：“你把窗户打开，我从外墙爬过去拿。”
女孩听了，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你惜命一点好不好。”这样一个劝别人珍惜生命的人，说没就没了。
“我从来也不觉得人生特别安稳”，她在所有故事里潜藏进一点共性——永远不会有大团圆的结局，“因为我不相信大团圆”。
“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绝望的人。”绝望来自爱的真相、终极问题的无解。
特别绝望带来了特别积极。好友陈默说，秋微敏感，正面与负面情绪都容易感知到。“有人会因为敏感而脆弱，但她因为敏锐拥有更强的力量。”陈默告诉火星试验室，谈起秋微，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她运动时满头大汗又咬牙坚持的模样，“那就是我心中的她，内心非常丰沛，永远充满力量”。
两年前，秋微开始筹备电影《女少年》。她找过几个编剧，都不合心意，最终决定亲自上手。创作、融资、与各单位磨合，期间状况百出，状况本身“比一部电影精彩多了、复杂多了”。
“导演”是她赋予自己的新角色。新角色带来新挑战，这让她振奋。她一一拆解不同的问题，过程如同接受一项新的体能训练，被遗忘的肌肉将重新打开，痛苦、磨人、需要很多坚持，但她确信，新的知觉和体悟也会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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