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想改变世界，也不想被世界改变”，游走在传统和非传统的边缘，时而迎合，时而挑战，在两个世界获得滋养，同时也如履薄冰。
文 ✎ 丁雪
编辑 ✎方奕晗
经常引发舆论场喧嚣的金星女士，此刻安静得像一尊雕塑。她坐在休息区红沙发上，对着舞台的方向陷入沉思。
在话剧《父亲》排练厅，她裹着棕色毛衣外套、穿着白色蕾丝裙，嘴里一直默默念叨着台词。看完剧本后，她感觉特别虐心。
“那么一个环境下，20多年的婚姻，夫妻两个人相互折磨。每天排一遍就够了，来两遍我就受不了。”金星告诉火星试验室。
对她来说，这是一段难得专注的日子。10月开始，每天早晨十点到晚上九点，安安静静地排练、对词、琢磨，没有开会、没有打扰。她一起床就能迅速进入排戏状态，以至于汉斯不得不提醒她，“别把劳拉带进来啊。”
“我完全站在劳拉那个语气里和我先生说话，进入到角色里太深了。”金星说。
▵ 话剧《父亲》剧照
距离上一次她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已过去两个多月。那是《金星秀》停播，一个每周三晚九点半播出、经常摘得全国收视冠军的节目，原因不明。
停播连着话剧的排练。作为天生的表演者，金星早已熟练掌控这种情绪不同的场景切换。提到剧本，她声音洪亮，抑扬顿挫。第一次排练时，她后背直冒虚汗。“这个剧本是从男性角度写的。按照我的脾气，句句都能反驳回去，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夫妻两人过日子，怎么能全是我的责任呢？”
▵ 话剧《父亲》排练现场
她秉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性别观，坦承当下仍然是“男权社会”。但想起2006年参观耶路撒冷“哭墙”时，她笑了。
一面墙分割成两部分，70%供男人哭，剩下有30%用铁栏拦着，留给女人哭。金星被触动，“只能把它当成一个旅游景点、一种文化来接受。但在理念上，我是不接受的”。可是，这种“不平等的游戏规则”就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互联网上，这些容易引发情绪的观念被引申。她在《南都周刊》的采访和在自己节目里的话——“男尊女卑有它的道理”、“姑娘越老越难嫁”的截图，被放在“大男子主义”、“直男癌”的论点下，受到指责，遭人攻击。有人据此分析，“这是她巩固自己性别合法性的表现”，“她是安全、传统价值观的既得利益者”。
“我是在提醒，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咱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女性是在争取自己的权益，但还没有实现和男人一样。”金星女士很少回避什么，在性别观念上，她选择了不讨人喜欢的表达方式，以一种中国人不熟悉的坦率。
贬抑者对她的抨击和崇拜者对她的赞誉，看起来一样毋庸置疑。因手术差点儿致残，靠努力重新站回舞台，又在风云诡谲的娱乐场成为炙手可热的电视明星——人们需要这样励志的故事。某种程度上，金星和作为符号的金星，承担了这样的期待。
▵图/金星微博
经常在名字前被冠以“中国变性第一人”的金星，代表着打破传统。而当她带着这些特立独行的印记，重新回归传统对女性的期待——组建家庭、主持一个需要家长选择子女伴侣的节目、肯定“奉行男尊女卑”时，又遭遇那些对她在非传统上抱有期待的人们责难。
在喧嚣的舆论场外，50岁的金星不过是一个带有她所在年代烙印的普通人。她游走在传统和非传统的边缘，时而迎合，时而挑战，在两个世界获得滋养，也同时如履薄冰。
老虎
“儿子回家和我说，《金星秀》9月1日就停了。然后看着我，问他爸，妈妈是不是受刺激了？”
“妈妈怎么那么淡定，和没事儿一样。”
“多大的事儿都过来了，这算什么啊，不就一个节目暂停了么，也不是再也不做了，想做再做呗。”金星反过来安慰他。
很多人都知道那些“大事”指的是什么。这些年来，这样的“事儿”就没停过。
1996年，她刚在北京做手术时，《北京青年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两栖人出现在首都舞台上”。金星拿着报纸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直奔报社，想要告他们。
同性恋、跨性别……很多现代观念在世纪之交仍混沌不清。1997年，中国新刑法才删除了过去常被用于惩处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和“鸡奸罪”；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发布的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同性恋不再“被精神病”。
在进入那扇改变命运的“门”之前，金星记得，妈妈伏在门口的墙上，哭了很久。
纪录片《金星小姐》记录下当时的场景。宽宽的楼道，水泥地面，没有任何色彩，这是纪录片策划人宁岱对那个军队医院的记忆。她对火星试验室回忆，“金星做胡须手术时，顺着嘴唇的线拉了一个口子，一根一根把胡须的根烫死。因为怕打麻药后缝合不平整，没敢打，每烫一下，他的脚就抖一下，但一个疼字都没说。”
▵纪录片《金星小姐》剧照
门里的一切，金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父母不认，朋友离弃，她就跑到深山里，教孩子们跳舞度过余生。谁也不知道，在门外，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金星喜欢看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派一个人漂在大海上，在眼前没有一点具象的东西，无边无际，都是不可预知的灾难，还有一只在身边的老虎，无时无刻地给他威胁。”
那一刻她想到了自己。她带着身边的那只“老虎”——社会上的偏见和流言蜚语，以及她性格中的懦弱、恐惧、胆怯、欲望——漂泊在茫然无依的大海上，并且时刻要和这些作斗争。
2002年，导演胡雪桦联系金星拍话剧《狗魅》时，遭到剧院里很多人反对。
▵话剧《狗魅》宣传海报
“他们觉得金星有争议。因为变成女的了，变性了嘛，但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梅兰芳还演女的呢，对我来讲不存在问题。”胡雪桦告诉火星试验室。
胡雪桦通过和金星的共同好友谢衍联系到她，电话打过去，“金星啊，我雪桦。”
“哦，雪桦啊，你回来了。”这通电话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17年了，那时他们还都是赴美的留学生。
早年，在朋友眼中，先锋、自由这样的词都属于金星。有一次，宁岱和金星去逛街，“你不能老穿现在这样的衣服，一点没有女人的感觉，女人就应该穿那种衣服”，金星指了一件黑底的绣花衣服，兴致勃勃地推荐给宁岱。宁岱扫了一下，嘀咕起来，“这是睡衣吧？我穿的出去么？”
“你管它睡衣不睡衣呢，只要好看就行！”
宁岱回忆：“穿着确实好看，但再没穿出去过，因为太招摇。”
“我没有金星的勇气。”她对金星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背影，那时，他还没做变性手术，“一个大辫子，黑极了，穿着细布纹的花裤子。”
胡雪桦再次和金星见面已是手术之后。“毕竟我和他分开时，他还是男孩儿，再见面时，我担心会不会有隔阂，特别怕会出现一个扭扭捏捏的金星。”
两人约在花园饭店。眼前的金星踏着黑色皮拖鞋、一点儿妆都没化。“踏实了，一下距离全部没了，就是金星，这样的她就很舒服。”
胡雪桦为《狗魅》这个角色找了很多人选，一定要找个舞蹈演员，形体要好，要让观众在相信她是狗的同时，也能觉得她是人。
▵话剧《狗魅》剧照
金星喜欢这个角色的丰富。她在外面流浪过，有阅历，也有风尘感，既了解男人，也了解女人，晚上一聊就定了下来，“这个戏就要和雪桦合作，其他条件随便你们”。
没太多犹豫，钱也没仔细谈，就进了组。
规矩
当时，金星创立的中国首个私人舞蹈团正处在艰难期，没钱是最大的问题。
舞蹈团首席舞蹈演员、编舞指导汪涛见证了那段日子。他和金星是校友，2000年就来到金星舞蹈团。
在国外，现代舞拥有成熟的市场和与之匹配的体系。国内最早的系统探索是吴晓邦的天马工作室，中断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重新崛起。1998年，金星舞蹈团在上海成立，她是公认的中国现代舞第一人。当时还没有私人文艺团体演出的相关政策，成立的前五年，舞蹈团拿不到合法演出执照，只能额外花钱去买国有演出执照，“演两场就要2万”。
汪涛回忆，当时没有排练厅，只能到处换。“上海群众艺术馆要拆掉他们那栋楼，我们就联系他们，到他们排练厅练。楼要拆，不要钱，但已经断水，冬天透风，没有玻璃，很冷，很冷。”
“非典”那一年都没有演出，金星回头一看，身后还有五六个人。那几乎是舞蹈团人数最少的时候了。“演员不走，他们相信你。”
发不出钱时，金星自己掏钱给演员发工资。剩下的钱算计着给儿子买本子、买生活用品。“我这么爱美的一个人，3年没买过一件衣服。不允许就不要买了，撑下来。最窘迫时，我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金星回忆。
▵图/金星微博
抵押房子的钱没拿到，被一个商人骗了400多万。
“那时每天早晨起来开车去法院打官司，打完官司后和律师吵来吵去，吵得不行了，就暂停，休息，回到排练厅继续舞蹈。练舞时我都愤怒，回家还得照顾孩子，过的什么日子啊。”
官司打了3年，拖得她精疲力尽，钱干脆不要了。“花钱买个教训吧，以后再也不通过卖房子来做事业了。”
国内演出成问题，金星只能把触角伸到国外，一家一家递作品、递资料。一些公司觉得不错，就会邀请。
舞团最难时，汪涛没有走。他始终记得，这个老师口中经常提起的“尖子生师兄”——早年比赛时，舞台上的圈撞歪了，金星能靠自己的控制力又扳回来。
生活中的那个“圈”也很快被她掰回正常。2003年年底，金星舞蹈团开始去欧洲巡演，国外演出机会多了起来。那是她熟悉的市场。23岁时，金星通过美国舞蹈节在纽约声名鹊起，被称为“国际编舞家”。
为了让舞团向国际职业团体看齐，金星定了一套规矩，“我们到了化妆间，进去时什么样，走后还得把它规矩到原来的样子。测试排练时，不要叽叽喳喳。”
金星身上有着鲜明的规矩意识，那是生长在她身上传统的一部分。早年部队生活严格，被子要折叠得像豆腐块，有棱有角。她母亲是朝鲜族，礼教多，性格倔，小孩该懂的规矩，即使打得再狠也得记着。
“触犯她规矩的时候她会发火。”汪涛记得，去法国演出时，北京现代舞团的一个老演员跟着一块儿出来散心。本来两点开始上课，那个演员三四点才来。“金星非常生气，说行了行了，你第二天买机票就回去吧，晚上也不要演出了。”因为少了一个人，汪涛他们当天下午临时调了10个作品。
规矩之外，金星私下里柔和多了。她擅于自黑，也不怕别人嘲笑。她曾和工作人员打赌，说一个月内要瘦掉几斤，结果输了1000块钱。
为了表演，她经常突击减肥。汪涛记得，在阿尔斯堡演出时，他们住在不同的公寓，晚上想出去逛逛，“等金姐怎么等也不下来了，我上去一看，她在那边吃，吃得正欢呢”。
“但她严厉起来时就非常严厉，就像你在电视里看到的一样。”汪涛说。
“毒舌”
上电视参加《舞林大会》是一个很快的决定。
▵金星在综艺《舞林大会》中点评张一山片段
“就是挣钱啊，我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说繁荣舞蹈事业，就是为了挣钱养舞蹈团。”金星反感旁人动不动就把“使命感”这种大词架在自己身上。
她一丝不苟坚持着某种真实。她在很多场合绘声绘色讲起过一个例子。1994年，她给春晚编过一个舞蹈，“好好一段舞蹈被改得一塌糊涂，录出来全是脸部大特写。我说你不懂舞蹈，也不要强奸舞蹈”，她当场摔了话筒。
“她根本不掩盖。”胡雪桦回忆起一次采访，他提到和金星在纽约留学，勾肩搭背的。旁边的金星忽然说了一句，那个时候“我还是男孩呢”。
2011年，对金星来说，具有特殊意义。《舞林大会》和《非同凡响》播出后，她开始被电视媒介从小众的现代舞推向更大众的视野。
“一开始很多人说让金老师做评委，但文广局的领导不买我的账，我也不尿他们——他们不喜欢我，我不听话。后来这个节目几乎没有收视率了，我那个学生说，还是把金老师请出来吧。”她在采访中曾这样提到。
节目组和金星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她身上的一部分特质——真实和她过往经历自带的关注度是节目的看点；节目需要收视率，人们需要真话。金星爱说真话，她身上的这个特质被摄像机放大，以至于“毒舌”成为长在她身上的标签，尽管——据她的朋友转述——那不完全是她。
“她就是性格比较直吧，她也没有和我评价过谁。”成方圆对火星试验室这样评价自己这位老朋友。
“很多时候电视节目就是这样的，前因后果都经过导演的剪辑，就变样了。”金星说。
《舞林大会》的一些场景被媒体津津乐道。一个女孩儿在舞台上受伤，金星说，如果换成是自己，就算化脓，也要想办法掩盖起来。
选手解释：“我今天站在这里，并不是希望用我的脚来博取同情，但是我知道……”
金星打断，“在我这，没有但是。”
或者是另一个故事——“比赛之后，再也不要跳舞了，你一跳舞你真是个傻女人。”金星说。
▵金星在综艺《舞林大会》中点评选手片段
选手不甘示弱：“其实我有时候还挺愿意让别人说我是傻女人的。”她嘴角上扬，不屑地笑了笑。
“真正的性感不卑不亢，也不张扬卖弄，而是尊重一种自然存在，去释放它正常的光亮。”金星总结，一字一顿。
这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熟悉的表达方式，显然也破坏了很多心照不宣的平衡。“导演和我说，金老师，你也太严厉了吧，她是我们请来的明星，又不是专业的舞蹈选手，你搞得和真的一样，一点儿面子都不给。”
“对不起，你请我来，是来评判他们跳舞表现的，他是天王巨星也好，董事长的二舅妈也好，和我没半毛钱关系。”
镜头之外，金老师似乎又是另一个人。《金星秀》制片人、总导演李建中向火星试验室回忆，“之前录舞蹈节目认识的一个学员家里有人生病，和她提了一句，金星会立刻放下手边的事，直接去帮她找医院，向认识的医生朋友打听，然后去安排解决。”
曹启泰是真人秀《非同凡响》的导演，作为朋友，“开口让金星来帮忙做评委她就帮了”。他告诉火星试验室，“当时有人要改金星他们作为评委判的成绩，他们不肯，要罢演，整个制作团队要退出。金星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在同一节点，就会走在一起。”
▵金星在综艺《非同凡响》 做评委老师
爆发点是2011年的9月20日，金星和节目的相对平衡彻底打破，消费与被消费的分歧撕开了最后温情脉脉的面纱。
这一天，金星接到曹启泰的电话，她在《非同凡响》总决赛的评委资格被取消。
金星反复问曹启泰，是否亲眼看到通知文件？作为总导演和好朋友，曹启泰一开始也不相信，直到真的看到了文件——取消资格的原因是金星的变性经历，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金星反反复复确认，发了微博，告知“粉丝”，要求电视台道歉。
“那时电视台炒作嘛，拿收视率嘛，总用我说事，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金星说。
曹启泰有时会怀念早年共事的情景，他和金星正是在2000年初的一档节目中相识。
与现在萍水相逢、很快就分道扬镳的录制方式不同，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在一起，经纪人也和他们泡在一块儿。“我们天南海北去很多地方出外景。金星在谈恋爱，我们坐隔壁桌，你会看到她女人娇羞的一面，汉斯正在追她。我们当时还一起在黄河滩上过了中秋节，一起吃农家乐，每个人都喝得大醉。”
▵金星与汉斯
“那时候做真人秀全是真的。”十多年过去，内地的娱乐节目生产方式早已换了几茬，曹启泰也和金星五六年没有联系，“很想念她”。
记忆中的金星很能说，“段子多，笑话多，黄段子也多，讲什么都讲得眉飞色舞，我们以前总说，金姐有一天你应该做自己的show”。
只有一件事情，金星背信了。“她说，如果将来有一天要上电视去说话，非得有我在场不可，那样，她说话就放心了，怎么样都不会说错，话也都不会掉地上。后来，她自己单干了，把我甩了。”曹启泰淡淡地笑着，语气怅怅的。
传统
2013年秋，灿星公司制作人李建中在沈阳见到金星时，觉得她不适合做脱口秀。
见面约在金星家楼下的咖啡厅。眼前的金星一边滔滔不绝、充满霸气地讲着“我做脱口秀肯定能行”，李建中一边在心里嘀咕“到底能不能行。”
“舞蹈演员做脱口秀？台词功底也是一个问题。金星老师语速很快，普通话上，咬字没有主持人那么标准，这都是缺点。”另外，“领导、导演，也对于金姐到底能不能做脱口秀有过争议。”
顾虑在录样片的那一刻被打消，“她这个人的状态能够把整个场子都撑满，配合着她的身体和语言，整场有点儿蓬荜生辉的那种感觉。”
那就做吧。
▵《金星秀》剧照
平台的落成差不多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当时电视上那个板块空下来了，领导说‘试试看吧’。”金星学着领导说话的语气，似乎随时准备讲一个逆袭故事。
最开始有点儿青黄不接。没有一个赞助，节目几乎是裸着开始，也没什么宣传经费，都是通过朋友帮忙。
开局不错。半年后，冠名植入越来越多，在接代言和冠名赞助上，李建中感受到金星身上传统的一面。有一段时间，好多互联网游戏会找上来，特别有钱，投一期相当于联合冠名一季的价格。但金星不喜欢网络游戏，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对孩子不好，在节目里面哪怕念一句她都会考虑要不要加上。
她身上也有另一重与之相背离的东西——比如上世纪90年代开酒吧时，她率先开通了网络；又比如，她特别豁得出去，也舍得消费自己。
《金星秀》的大部分题材源于她的经历，制片会把聊到的内容写成稿子。到后来，邀约金星的节目组越来越多，很多影视剧也会找上门，李建中他们经常跟着金星去片场对稿。“拍《林海雪原》，真的在下雪，北京那时很冷，零下10多度。金姐当时在北京郊区的一个片场，周围没什么建筑物，都是小山包，地上浅浅的积雪，穿着很厚的棉鞋还觉得脚底冰凉，我们抽空对了对脱口秀的内容。一起在帐篷里，站了1个多小时。”
▵《林海雪原》剧照
“金姐在节目里消费了很多她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裸露的，不能太持久，因为保护不够。她只在必要的时候凸显性格就行。”曹启泰说。
但正是这种坦率，让她从用网上俗段子堆积的脱口秀节目中脱颖而出。《金星秀》火了。
找过来的嘉宾越来越多，金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坚持：一些流量小生哪怕免费来，哪怕别的节目要花大价钱才能请到，她也不要。
你很容易在金星的表达中找到一个“斗争”对象，她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表情都爱憎分明。
《金星秀》里也是这样。范冰冰、成龙、张艺谋……这些炙手可热的大腕儿，都是她调侃的对象。一些“调侃”或“文艺批评”——用李建中的话说——经常会遇到一些公关。一个版本是——“明星本人会通过各种人传消息给金星：是不是我们没跟金老师处好，金老师，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可不可以和我们预先说一下？”
金星身上很少有这样的负担。早年她没有经纪人和团队，后来事情越来越多，找了助理，主要是安排工作和演出，束缚较弱。
她性格中的自由——如果把那些“批评”视为善意的话，再次触碰到现实的边界。
▵《金星秀》中金星展现招牌“完美”动作
制片人李建中有时也会和金星沟通，商量着让她说的隐晦一点儿，或者不提那些能想到是谁的细节，“她也明白这个意思”。后来，在节目里，她一些会隐晦，但一些还会坚持，“猜金星在节目里说的是谁”又成了网友定期消费的项目。
“有时在微博上，有人可能会故意拿一些问题刺激她，一旦她觉得不对劲就要回击，可能又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这就难以避免。”李建中说，“现在网络环境也好，文艺环境也好，毕竟她也是60后，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一块儿。”
金星出生在1967年。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武斗正酣，母亲在医院地下室生下他。他和母亲睡在床下，听着窗外呼啸的枪声，熬过担惊受怕的一夜。13岁去部队，金星就被训练如何引爆炸药包，她至今还能飞快地组装手枪。一些意识潜移默化地在心中生长，恶劣的环境让她始终以一种战斗的姿态面对周遭，那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像他第一眼看到这个不平静的世界时一样。
悲剧
“理查德·帕克在这里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派曾一度想要杀死老虎，也设想了很多方法，直到他发现，“没有它，我可能早就死了”。对那些灾难或偏见的恐惧让他时刻保持警惕。
“那只老虎还在吗？”
“一直在。但它已经干扰不到我了。”金星说。
她没能杀死老虎，也没有被杀死。派和金星都要带着那只老虎继续前行。
“用外在的力量把《金星秀》暂停下来，对节目不是一个损失，对我也不是。”她沉吟，这回答不属于曾经的她。
你很难在这些话之外，看清她脸上的表情。事实上，她很少袒露脆弱。“每个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标，这个道路上，金星吃了太多的苦。”曹启泰说。
▵图/金星微博
20多年前，金星摔过春晚话筒；20多年后，她住在上海最繁华路段的顶楼，每到夜晚，端起红酒杯坐在大露台上，俯身望去，十里洋场尽收眼底。
“人就是孤独的。”金星20年前看清了人生的这部分真相，并把它们对着纪录片《金星小姐》静默的镜头说出。从6岁开始，性别焦虑就一直伴随着他，他甚至希望雷电能把自己变成女孩。
一次，金星带领舞蹈团去内蒙古采风，节目叫“不同的孤独”。那天晚上她喝了很多酒，看到草原上的大月亮，看到牧民在唱歌，方圆几里内，只有他的声音嘹亮苍凉。金星哭了。没人知道，在那一刻，她想起了什么。
金星说，她喜欢凝视那些黑影，那里孕育的神秘力量让她敬畏。那里，也是人们在舞台上凝视她的地方。在半明半暗中，她一个人和身上的那些绸缎旋转、拉扯、纠缠……舞蹈是她的起点，也是她最后的归宿。
年龄、衰老和生命，对于这些终极命题，金星抱有一如既往的坦率。她有时会和汪涛说，“你们有一天在舞台上，觉得我跳的难看了，一定要告诉我”。她觉得，那大概就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站在舞台上，我完完全全是个悲剧角色。很多人看我跳舞，不知不觉要落泪。我问他们：是为我难受吗？ 他们没有答案。”
金星也问过《金星小姐》纪录片导演张元：“我是一个悲剧的角色吗？”纪录片拍了十几本黑白胶片，张元说是。
纪录片从一个长长的凝视开始，画面里是金星布满忧伤的脸。那还是手术之前。张元告诉火星试验室，他想让大家多看金星一会儿。
▵纪录片《金星小姐》开场镜头
张元从金星受困于男性身体的挣扎中感受到孤独，又从她的选择中看到人的希望和力量。尽管手术结束后，因为医疗事故，她的小腿肌肉到脚趾尖神经全都坏死。父亲、母亲、好朋友、医生都哭了。
“每天像有千万根针扎着。”在那之后的两个半月，她一直插着导尿管，坚持每天电击小腿，硬是恢复到可以跳舞的水平。
那些努力和逆境，使她获得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老年人的喜爱，那构成了她粉丝中的大部分。他们从一个疼痛的时代走出，也曾历经苦难。
金星出过一本自传，《掷地有声》。书的封面赫然印着——“我不想改变世界，也不想被世界改变”。
▵金星自传《掷地有声》封面
很难说清她究竟改变和被改变了什么，只是现在的她，再也不敢一个人走进人群。
制片人李建中记得，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去坐游轮，“她一出去，就会被一群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包围。她怕被人群淹没，一步都不敢出去，躲在房间里。”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才偷偷出来，在海风吹拂的甲板上散步，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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