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民主党初选，为什么不能投伯尼？
编者按
美国东部时间3月15日晚上8点，美国民主党参与总统大选党内提名的两名竞争者拜登和伯尼将第一次进行一对一辩论。在此稍早前，3月10日，美国民主党又一轮党内初选结束。美国六个州在这一天进行了民主党初选。拜登拿下其中最关键的密歇根州、密西西比州和密苏里州，其击败竞争对手伯尼，拿下党内提名的形势一片大好。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伯尼的政治手段和做法太僵硬，太排他，不讲妥协以及与党内建制派合作。他是一个意识形态者。没有理想不行，但没有政治情商是万万不行。”黄教授表示，“我并不否定伯尼大部分的政策主张。但眼下，当务之急是选出一名可以击败特朗普的民主党候选人。伯尼的选举策略只押宝在年轻人这一特定的、最不牢靠的政治群体，而放弃了中位选民。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历史证明，年轻人是美国投票率最低的群体，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伯尼有能力提高年轻人的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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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月3日美国民主党党内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在这一天，有多达14个州举行了民主党党内初选，对于最终民主党的提名有着重要的风向标作用），角逐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参选人席位的有力竞争者只剩下了两位：分别是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美国人习惯上称他为“伯尼”。本文也用这个俗称。）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还没举行初选的几十个州的民主党人将会在拜登和伯尼之间进行抉择，选出一位在今年的大选中代表民主党来对抗特朗普。3月10日，美国民主党又一轮党内初选结束。美国六个州在这一天进行了民主党初选。前副总统拜登拿下其中最关键的密歇根州、密西西比州和密苏里州，其击败竞争对手伯尼，拿下党内提名的形势一片大好。东部时间3月15日晚上8点，拜登和伯尼将第一次进行一对一辩论，在两人进行辩论之前，我想先借此机会谈谈我对这两人的看法。今天的辩论会聚焦在COVID19。这两位民主党候选人都比特朗普在应付危机更称职，更有力。这说明2020年选举至关重要，谁能击败特朗普谁就应该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投伯尼。
在拜登和伯尼两人间，我支持拜登。我个人不支持伯尼不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他的很多政策提议我认为都是合理的，而且也不极端。他没有想把美国变成苏联，他是想把美国变成丹麦。这不一定是件坏事，从人均寿命、医疗覆盖、个人幸福指标等等重要社会福利维度来看，丹麦都是优于美国的。
伯尼·桑德斯（图左）和乔·拜登（图右）中的一人将代表民主党迎战特朗普
图片来源：Deseret News
我不支持伯尼不是因为他的信仰和理念，而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意识形态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不反对伯尼的意识形态，但我反对他因为他是一个意识形态者。他过分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不懂得妥协。虽然他的主张很多没有错，但我却认为他僵硬和死板的“理想主义” 政治手段无法获得足够多的选票击败特朗普。对于民主党选民来说，选择民主党的候选人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只有一个：是否能击败特朗普。
如果你是共和党人，你作为一个意识形态者可以获得选票。这是因为共和党是一个意识形态、宗教和种族单一的政党。但民主党是一个多样性的政党，要赢得选票不能是僵硬的，必须是灵活的，必须要争取一部分共和党温和派的支持。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伯尼不如拜登。
意识形态（Ideology）和意识形态者（Ideologue）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者这两个词汇的含义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一词汇指的是你的理念和政策主张，意识形态者这个词汇强调的是你的政治行为（Political Conduct）。意识形态告诉大家你的终极目标，意识形态者传达的是你是你要实现你的理念的手段、方法和途径。即使你要实现全民保险，公平税收制度，最可行的办法是“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但是伯尼的政治手段和做法太僵硬，太排他，不讲妥协以及与党内建制派合作。他是一个意识形态者。没有理想不行，但没有政治情商是万万不行。
伯尼的意识形态是众所周知的。长期以来，伯尼一直被看作民主党内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先锋，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的代表。伯尼的主要政策包括全民医保，全国15美元每小时的最低工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免费公立大学。这些政策都是很好的想法，但问题是民主制度下政策议题的达成都是需要妥协的，是要兼顾不同利益集团和选民需求的。
伯尼是一个意识形态者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他给自己赋予了“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如果你把共和党想成是狮子的话，“社会主义”就是一块巨大的红肉。这个标签只有成本没有任何政治收益，而且也是不准确的。全面医保等等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的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生产资料的概念。伯尼完全可以自我修正这个标签，但他到现在为止拒绝做任何的修正。
今年2月在接受美国CNN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伯尼表示美国不应该一味的否定古巴。他说，“你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后做了什么吗？他实行了全国范围的扫除文盲的计划。这是坏事吗？即使是卡斯特罗做的？” 在过去几十年里，伯尼多次称赞过卡斯特罗的公共健康和教育政策。伯尼说的是事实，没有错。但是，政治不是学术讨论。作为一名想要成为总统的政客，他的古巴的言论等于是政治自杀。伯尼的言论会至少让他在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中（无论是党内初选还是未来的大选）处于劣势。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的一个关键摇摆州，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群体是古巴的流亡者及他们的后代，根据2017年的统计，佛罗里达州有153万古巴裔美国人，没有他们的支持，伯尼是不可能赢得佛罗里达州的。伯尼的言论会让这些古巴裔美国人感到不舒服。更重要的是，美国很多温和派中位选民都因为特朗普表达过对金正恩这个独裁者的喜爱而对其感到厌恶，并对美国政客任何对独裁者的正面评价都是敏感的。伯尼的言论对古巴的言论只有政治成本没有任何政治收益，是没有任何政治理性的，只会给民主党带来损失。
从政治角度，伯尼对于卡斯特罗的评价是“自杀式”的
图片来源：Havana News
伯尼是意识形态者的另外一个突出例子就是在民主党党内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后，他把拜登的胜利归咎于美国精英富豪集团的力量。这个表态是偏激且不准确的。的确，截止2020年1月，相比其他民主党内候选人，拜登有着更多的亿万富翁竞选捐赠人。而实际上据媒体报道，拜登在“超级星期二”前，他已经弹尽粮绝，以前筹到的钱都花完了。在“超级星期二”举行投票的14个州里，拜登拿下了10个。其中的阿肯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和俄克拉荷马州，拜登在宣布参选后都没有去过。而赢下的马塞诸塞州和田纳西州，拜登也只去过参加小范围的活动，没有举行过竞选集会。拜登在这些州的胜利体现得更多的是长期的民意，而不是通过亿万富翁赞助砸钱举行的造势活动。
伯尼这种全面否定财富阶层的态度从政治策略上也是不明智的。美国财富阶层对特朗普的态度是分裂的，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支持是可以争取的。民主党两位已经退出党内初选的竞争者——汤姆·斯蒂尔（Tom Steyer）和麦克·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都是超级富豪，他们代表了民主党党内，乃至整个美国富人阶层的一批温和派成员。而具体到华尔街，基本上是50/50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伯尼应该笼络其中可以笼络的力量，而不是完全对立。而且美国的政治现实是“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理性的政治策略应该争取最大支持公约数和找出选民的最小政策公约数。伯尼的敌对策略，没有任何折衷和妥协的政治策略，将是特朗普连任的保票。
汤姆·斯蒂尔（图右）和麦克·布隆伯格（图左）
图片来源：variety
中位选民理论（Median Voter Theorem）
伯尼经常提到的一个自己的竞选优势，就是他可以吸引那些原来不会投票的年轻人出来为自己投票，这样的吸引力可以保证他大选获胜。然而，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证证据的角度，这样的判断都过分乐观。
在刚刚过去的3月3日“超级星期二”中，年轻人的投票率并没有明显提高。哈佛大学政治研究院投票研究中心主任约翰·德拉·沃尔普（John Della Volpe）表示，相比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目前为止的各州民主党初选的年轻人投票率并没有明显增长，甚至个别州还有下降的迹象。以德州为例，该州参与“超级星期二”投票的选民中只有16%的投票者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在伯尼自己的佛蒙特州，这一比例仅为11%。
在政治学中，有一个广为认可和流行的选举理论，叫“中位选民理论”。这个理论上世纪50年代被提出，一直流行到现在。“中位选民”就是在一百个选民里，按他们政策偏好排序，第50或51位的那个选民。简单来说，这个理论假设宏观上来看，所有选民的政策偏好是正态分布的，也就是大部分人的政策偏好既不过分偏左，也不过分偏右，而是属于温和的中间派。在一个只有两个候选人的选举中，候选人想要获胜就需要得到比对手更多的选票。而得到更多选票的策略就是让自己的政策尽可能靠近中间温和派，这会使得自己的得票最大化。而伯尼所主要关注和吸引的选民并不属于美国的中位选民。
不仅仅是政治学理论，已经有政治学实证研究证明，如果最终是伯尼对阵特朗普，伯尼很难获胜。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阿兰·阿布拉莫维奇（Alan Abramowitz）通过研究2018年国会选举发现，支持“全民医保”（伯尼的主要主张之一）的民主党候选人会比同选区其他候选人少得2.2%的选票。
在最近，另一项学术研究直接研究了伯尼自己参与大选对于选情的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大卫·布鲁克曼（David Broockman） 和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约书亚·卡拉（Joshua Kalla）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通过向4万美国民众发放问卷的形式，模拟了2020年大选的选情。布鲁克曼和卡拉发现，如果他们控制人口统计特征（年龄、种族等）变量，使结果尽可能模拟美国整体的人口统计特征，伯尼的确比其他民主党候选人更可以击败特朗普。
大卫·布鲁克曼（图左） 和约书亚·卡拉（图右）
图片来源：redstone
但是，有一个概念需要区分。美国整体的人口统计特征并不代表出来投票的美国选民的人口统计特征。比如，假设美国全国人口有10%的拉丁裔，但并不代表参与投票的所有选民里就有10%的拉丁裔。布鲁克曼和卡拉发现，伯尼在模拟中的优异表现并不是因为他可以从特朗普那里抢来选票。他的表现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相比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有更多的民主党选民愿意为了他从不投票变成投票。而这些本不打算投票的选民大部分都是35岁以下的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然而，除此以外，相比其他民主党候选人，伯尼会失去部分中位选民的支持，将这些中位选民让给特朗普。只不过，在布鲁克曼和卡拉的模拟中，本不打算投票的年轻人的选票增长抵消了伯尼失去中位选民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伯尼能否获胜的关键完全在于读过大学的年轻人群体的投票率。在历史上，这个群体的投票率是极低的。
在现实的大选里，伯尼真的可以动员足够多的年轻人来为自己投票，以此来抵消失去中位选民的负面影响吗？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至少到“超级星期二”为止，这样的迹象不明显。根据布鲁克曼和卡拉的计算，2016年大选中，有37%的民主党或中立35岁以下选民进行了投票，伯尼要想获胜，需要将这个数字提升11个百分点，达到48%。这是什么概念呢？奥巴马作为第一个非洲裔总统候选人，在2008年对美国黑人群体投票率的提升都没有达到11个百分点。他仅仅把黑人的投票率提升了5个百分点。根据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研究员雷·特谢拉（Ruy Teixeira）的研究，虽然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创造了中期选举历史性地投票率，但民主党整体表现优异的原因不是有更多原来不投票的左翼支持者走了出来，而是那些摇摆的中位选民，包括温和共和党人将票投给了民主党。
在现实的大选里，伯尼真的可以动员足够多的年轻人来为自己投票，以此来抵消失去中位选民的负面影响吗？
图片来源：Detroit News
另外，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上过大学的白人女性的支持很大程度帮助了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然而在这个群体中，如果是拜登对决特朗普，拜登会获得两位数的领先优势。但如果是伯尼对决特朗普，伯尼只会获得2%的领先优势。在去年12月一次采访中，伯尼表示他认为胜选的关键不在于“拉拢那些住在郊区的共和党女性。”胜选的关键，在伯尼看来，在于“让数百万从不投票的年轻人走出来投票。”这再次证明了伯尼是一名意识形态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结语
去年Netflix Explained推出了一个专题节目讨论超级富翁。节目还采访了伯尼和我对超级财富的看法。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而且他的表述逻辑性强，非常清晰。
黄亚生教授曾和伯尼在同一个节目里表达了各自对超级财富的理解
图片来源：netflix
我并不否定伯尼大部分的政策主张。但眼下，当务之急是选出一名可以击败特朗普的民主党候选人。伯尼的选举策略只押宝在年轻人这一特定的、最不牢靠的政治群体，而放弃了中位选民。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历史证明，年轻人是美国投票率最低的群体，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伯尼有能力提高年轻人的投票率。
没有中位选民的支持，又没有年轻人投票率的大大提升，投给伯尼的票就相当于支持特朗普。在我们面前的选择非常简单：你是投拜登还是支持特朗普？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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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美国政治
声明：本文不是学术论文，在表述和数据引用方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差。欢迎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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