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专访】迎接时代挑战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南京大学副校长吕建院士专访
吕建，男，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副校长，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的带头人。
吕建，男，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副校长，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的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软件新技术，在软件基础理论与方法、网构软件方法学、新型软件平台及应用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研究成果。获得过教育部自然科学和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先后担任863 高技术计划“十一五”信息技术领域专家组成员，“核高基”科技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国家973 计划咨询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及该学会软件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以及一系列国内外学术会议的大会（共同）主席和程序委员会委员与一系列国内外学术刊物编委等。
编者按：
作为一所源远流长、德高望重的中国名校，南京大学一直以来有着诸多声望和美誉，学科特色和办学优势均为国内外称赞。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得到很多高校的关注。带着经验分享的一种需求，《计算机教育》杂志在风景如画的南大仙林校区专访了南京大学副校长吕建院士。下面是奚春雁主编（简称奚）和吕建院士（简称吕）的对谈。
吕：无论对于哪个专业来说，根本任务都是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能够满足国家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在国家目前的转型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国家“十三五”规划当中，有几个关键词是计算机人值得关注的，这就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这4 个概念都与计算机专业有关，都属于信息技术，它们作为保障国家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提出来，需要从承上启下的视角来加以把握。向上看，它们直接关联智能制造、现代农业、电子商务、智慧城市、绿色生态等应用领域，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带来机遇；向下看，它会对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等各个学科领域的转型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从而可能会形成新型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结构。另一方面，国家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例如，我们常常会列出一个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培养了很多人才，比如计算机类专业目前有2 000 多个，每年有大量的毕业生，但我认为，国家实际上更加迫切需要的是能够真正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又如，我们会说在人才培养的某个环节上，质量又提升了多少，但如果所培养的某类人才大大超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会造成一种浪费。因此，从宏观角度，计算机类人才培养的核心与挑战就是如何将上述新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结构与国家转型发展中对人才的多样性需求结构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进行有效的衔接，而不能一窝蜂地追逐新概念。无论怎样，首先要搞清楚国家需求结构和新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结构，然后分类别进行指导，按照分类、分层次和领域交叉来进行人才培养，各司其职，而不能千篇一律，统一模式。
吕：从道理上讲，首先是观念，然后是体制机制，第三是管理。目前国家正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其中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如何从整个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呢？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1] 这就是观念问题。不能完全跟从，要我们自己创造。那么怎样创造呢，北大只能走北大的路，南大只能走南大的路，各高校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发展，笼统回答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用一个国外的案例来统一解决中国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说到体制和机制，最终还是由观念来主导，这里面有个“关键点”的概念，观念的“关键点”把握对了，才能有合理的机制。比如科研，抓到一个特别好的点就出成果了；否则忙活半天，事倍功半。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如果需求分析搞错了，用形式化方法、自动化方法，用再高大上的方法都无济于事，因为从开始就错了。从高校管理的角度来说要把握三大要素：国家需求、国际前沿、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对于南大而言，国家需求在哪里、国际前沿在哪里、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这是我们必须要把握住的问题。归结起来，南京大学未来发展的基本理念就是：“着力内涵发展，彰显南大特色”，回归人才本源、自主办学、特色发展、奔向一流。按照上述理念，南京大学制定了以“一个理念、两个转变、五大战略、十七+ 行动计划”为核心内容的“十三五”发展规划。
吕：这点是肯定的，第一靠制度，第二靠自觉。主要领导是指校长和书记，别的学校我不了解，南京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工作上。当然，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活动还是要适当参与的，完全不参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活动的话也做不好学校的工作。南京大学有着重视人才培养的光荣传统。在“双一流”的建设中，南京大学将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创建“双一流”的基础性工程与特色工程。这样一个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三个部分，“三三制”本科培养模式、“二三三”硕士生培养模式与“四三三”博士生培养模式。“三三制”本科培养模式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四三三”博士生培养模式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今年我们推出了“二三三”硕士培养模式，从而形成南京大学完整的特色化的人才培养体系。计算机人对数字感兴趣，我尝试从数字角度对我们人才培养体系趣解一下。如果把“三三制”叫做“一三三”培养模式的话，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可简化为“一三三”模式+“二三三”模式+“四三三”模式。其开头的一、二、四正好对应2 的零次方、一次方、二次方，这寓意着人才培养需要从“做人、知识、能力”三个方面，按照“打基础、能转型、垮台阶”的节奏，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什么老是“三”呢，古人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把这种道理揉进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融进了人才培养的类型与出口，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什么叫回归人才培养本源？南大的作法是形成从本科生培养到硕士生培养再到博士生培养这样一个上下贯通、有机互动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而给南大的学生以最好的系统化的教育与培养。这就是回归人才培养的本源。
吕：我前面说过，从计算机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三个层面，其一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标志的中观层面，我们需要思考“互联网+”等所带来的是新思维、新模式，并提供相应的新平台，从而为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其二是宏观层面，即改变或颠覆应用的层面，包括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改变商业的模式、改变现实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计算机专业需要找到与应用领域结合的有效途径。第三个层次是微观层面，就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转型。试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改变了现实世界与人类社会，它自身会不会也发生重大变革? 一定会的。目前在学术界与工业界出现的许多新技术名词，如X-computing, X-System,X-data 就说明了这一点。归结起来，这些新名词集中反映了计算机的处理对象发生了变化，计算机的处理系统发生了变化，计算机的处理体系架构发生了变化，从而给计算机用户体验带来了变化。这些变化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体系会带来哪些改变呢？例如，从计算机软件的角度，需要思考基本内涵的变化，复杂性等基础理论的变化，正确性等语义基础的转型，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变革，群体化等生产方式的转变，结构化、对象化等软件范型的变化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探索的问题。
归结起来，“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如果从上面所述的三个层面来把握其意义，从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个视角来加以实践，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千万不能把“互联网+”搞成一个时髦的概念去跟风炒作。
吕：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学科，同时也是一个让人非常快乐的学科。计算机学科的特点就是发展快，快速渗透、快速改变、快速颠覆。计算机本身就不断地有很多新的东西出现，同时还要迎接各个领域的新变化。广大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需要在感受快速变化带来的苦与乐的同时来寻求不变性。例如，从软件科学与技术的角度，如果把快速变化的内容抽调，我们的脑中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我个人感觉还存在“一二三四五”，简单说来，“三”就是指三个基本能力，包括演绎能力、归纳能力和类比推理能力；“四”就是指四大核心内容，即可计算理论——解决能不能的问题；复杂性理论——解决行不行的问题；程序正确性理论——解决可信不可信的问题；软件方法和技术理论——解决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二”就是指两个层次的转变，一是从“知”到“智”的转变；二是从“鱼”到“渔”的转变，这是一个悟道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一”就是指实现一个跨越：从计算手段到计算思维再到问题求解的跨越。实现了这个转变，学到的东西就会得到升华。计算机最早只学了一个“手段”，后来就变成了计算思维，更重要的是变成计算机人特有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所谓“五”，就是将前面的四与个人的成长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在某种意义上驾驭“变”与“不变”、“苦”与“乐”的人。
[1] 习近平.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edu.people.com.cn/n/2014/0505/c105324973276.html.
（本文详见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