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专访】紧跟科技前沿发展 通专融合培育人才——重庆大学常务副校长杨丹教授专访
《计算机教育》2017年第3期 封面文章
杨丹，男，汉族，1962 年5 月生，重庆铜梁人，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 年7 月本科毕业于重庆大学计算机及自动化系，1985年5 月获重庆大学应用数学理学硕士学位，1995 年6 月获重庆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97 年10 月至1999 年9 月在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曾任重庆大学数理学院院长、软件学院院长、弘深学院院长（兼）、副校长等职。2016 年7 月起任重庆大学常务副校长，兼重庆大学虎溪校区管委会主任。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教育部软件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软件工程理论与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运筹学与系统工程等研究，包括可信软件、数字图像处理、调度理论及其应用、软件理论与服务计算等。发表学术论文100 余篇，合作出版学术专著3 部，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项目以及重庆市科委重大项目等科研项目20 多项，获得中国高校自然科学一等奖、重庆市发明一等奖等，3 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编者按
重庆大学是我国 “985”和“211”重点高校，一直秉承 “扎根重庆、立足西南、面向西部、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思路。对于这样一所底蕴深厚的名校来说，在“互联网+”时代，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面有着哪些新的设想和举措呢？《计算机教育》杂志有幸专访重庆大学常务副校长杨丹教授。
走进重庆大学，迎面的十六个大字“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昭示着这里的校风，也感染着每一位探访的学者。古朴的校风，静谧的校园，作为我国西南部地区的领军高校，我们早已渴望听听来自这里的声音。以下是《计算机教育》杂志奚春雁主编（简称奚）和杨丹校长（简称杨）的对谈。
杨：2016 年5 月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所谓创新驱动就是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根据《纲要》精神，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相互协调并持续发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推动六大转变。因此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处于核心位置，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创新驱动既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本质需要，更是世界大势所趋。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资源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积极、最关键的因素，而人才的关键在高等教育；所以为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校必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以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
关于计算机类创新人才培养，我想谈两点思考：一是加强“通专融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二是专业教育要紧跟科技发展前沿。
要培养创新能力，需要学生具有独立人格、批判性思考、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及宽广的知识基础。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 年之久的美国教育家科南特提出通识教育具有四大目标“有效思考能力、有效沟通能力、恰当的判断能力、对价值的认识能力”，因此通识教育奠定了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斯坦福大学于2012 年出台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研究报告》，围绕“能力为重、学以致用、学以创业”的目标，提出了“通识教育+ 实用教育+ 创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可以说，世界一流大学无不重视通识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最初就是为了适应富国强国的目的而逐步建立，面向工业化与现代化，面向市场，培养适应特定需求的专业型人才。这一体系优势明显，它为我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输送了大批实用和专业人才。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培养模式、过窄的专业课程设置逐渐暴露出了其不足，即容易忽视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导致虽然就业竞争力强，但创新能力不足、适应性相对较弱、后发力不足。专业化培养模式将导致学生在未来的长远发展中无明显优势，其弊端在于“通识少而专业多”“分崩离析”；出现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各高校也纷纷探索。重庆大学2012 年在学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提出“构建以创意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特色的大学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将学校人才培养分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个性化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四个阶段，以学生能力为重，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实施通识教育与宽口径、多出口专业教育相互支撑的培养模式，亦即“通专融合”。
“通专融合”培养模式体现了高校培养“适应与驾驭未来的人”的目标。未来是“创新驱动、知识经济”的时代，是“全球化、现代化”两方面特征更加明显的时代。多文明交融、全球范围产业分工与合作，现代科技与现代生活日新月异。快速变化、不确定性与交融性彼此叠加，要适应和驾驭这样的未来，就要处理好“通”与“专”的关系，要从“专”向“通”过渡。这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方面要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全面拓展的视野与能力，以便于适应技术与生活的日新月异，宽口径、多出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以培养行业精英和国家栋梁为宗旨，这就不仅需要学生有专业能力，也更需要学生有文明关怀，从而有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担当。这两个层次表现在课程体系中，就不仅是要处理好应用知识与基础知识的关系，还要处理好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搭配，即不仅专业内部有“专”有“通”，而且每个专业的培养都要放在人文社会的大环境中去理解和打基础。
再谈谈计算机类专业教育要紧跟科技发展前沿。著名自然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吴军在其最近出版的新作《智能时代》中，回顾了科学研究发展的四种范式，即刻画自然现象的实验科学、以牛顿定律和麦克斯韦方程等为代表的理论科学、模拟复杂现象的计算科学，到今天的数据密集型科学。正如专家们所述：这是一个计算无所不在、软件定义一切、数据驱动发展的新时代，以大数据应用为标志之一和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呈现山雨欲来之势。
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强调对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周以真（Jeannette M. Wing）教授认为，计算思维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系统设计以及人类行为理解等涵盖计算机科学之广度的一系列思维活动，即通过建立模型、设计算法来分析、解决问题。在计算机类教育中，计算机科学类专业关注“什么问题能够被有效地自动计算”，计算机工程类专业关注“什么能低成本、高效地被自动计算”，而计算机应用型专业则关注“如何有效地利用计算系统进行有效计算”。无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对上述三个方面产生显著的影响，包括教学内容和学科思维。大数据处理和智能技术发展将催生新的数据处理模型和理论，促进新的软件技术和平台的发展，产生和其他领域新的融合。因此计算机类专业教育从人才培养模式、学科思维能力培养、教学内容与方法等方面都要适应大数据和智能时代对创新人才的要求。
杨：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信心在教育，我们对中国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培养国际一流人才充满自信。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是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是问题所在。中国的顶尖和高水平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就必须拥有大批世界一流的学者，创造大批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和文化文明成果，培养大批的世界一流的人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历史发展最好的机遇期，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变强，建立起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
完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理念是先导、模式是核心、师资是关键、制度是保障”。“理念是先导”是指要有适应“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办学目标，符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办学理念指导；“模式”广义指学校的办学模式，核心是指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要适应培养一流创新人才的需要；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办高水平大学的关键要素，即“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而建设优秀的师资队伍又需要先进的现代大学制度支撑；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符合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完善教育体系的保障。全面深化改革上述各方面都涉及，各学校的实际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但建立现代大学的治理体系是激发办学活力的突破口。
杨：简单讲，“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信息通信技术等，融合互联网和传统行业，产生“互联网+ XX 行业= 互联网XX 行业”形式的新业态。互联网发展进入到3.0 时代，未来趋势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智能时代。
“互联网+”对计算机专业发展赋予新的使命，“ 互联网 +”带来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变革也一定会影响学科和专业发展。
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每年公布的10大突破技术（即TR10，technology review 10），自2012—2016 年50 项突破集中在8 个领域，其中互联网占18 项，计算机占4 项，占据总量的44%。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成果更是频频出现：2013 年“深度学习”位居10 大技术榜首，2014年与机器人相关的“神经形态芯片”榜上有名，2015 年脑科学研究再次名列其中，2016 年智能语音技术入选。在信息技术领域，如果说遵循“摩尔定律”实现了计算机运算性能指数般的增长，利用互联网达成了互联互通人人沟通的梦想。可以预见，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的最重要技术之一，我们正面临一个“技术奇点”时代的到来，或者说是智能时代的到来。各行各业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引发产业变革，云计算打造数字技术新经济基础设施，物联网构筑C2B 服务大市场，大数据培养人工智能产业平台。
大数据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大数据研究专家舍恩伯格等指出，大数据时代人们对待数据的思维方式会发生如下变化：一是人们处理的数据从样本数据变成全部数据，即样本思维向全局思维转变；二是由于是全样本数据，人们不得不接受数据的混杂性，而放弃对精确性的追求，即精确思维向容错思维转变；三是通过对大数据的处理，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转而关注相关关系，即从因果思维向相关思维转变；四是大数据的应用结果类似于“人脑”的智能，即从自然思维转向智能思维甚至智慧思维。
总之，以智能、绿色、泛在为特征的技术创新和创造将使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正在孕育和引发新的产业革命，这些趋势必须引起计算机领域学者专家的高度关注。
杨：有学者认为，学科建设主要关注学科包含的知识体系和相关的学术组织制度体系。独立的一级学科应该有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IEEE/ACM在CC2001 中早就将软件工程作为独立学科专业体系，2013 版本仍然沿用该体系，因此软件工程作为一级学科有充足的知识体系支撑。学术组织制度体系是各学校在建设软件工程一级学科中建立的学术组织、人员、相关的教学科研等组织制度体系。从2002 年本科专业设立之初，国内软件工程就提出了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程）学科专业错位发展的思路，如在人才培养方面软件工程强调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这是符合国内软件产业发展实际需要的。软件工程学科发展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大学的软件工程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错位发展不够，标志性高水平成果不多，学术领军人物欠缺，特别是部分高校软件工程硕士培养的无序状态，严重影响了软件工程学科的发展，导致在第四轮学科评估前，少数学校撤销软件工程一级学科。
我认为，就国家层面来说，软件工程作为一级学科发展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都无需质疑；就各学校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期待软件工程学科有更大的发展。
杨：重庆列入直辖市以来，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15 年全市共有普通高等教育学校64 所，在校生71.66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0.5%。要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战略目标，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社会调整提升、民生持续改善，需要更加强劲的科技创新驱动和源源不断的优质高等教育人才和智力支持。
重庆高等教育发展最急需的是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是缺少标志性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二是本科层面学校偏少，三是高校创新能力、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能力偏弱，四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有待提高等。所以民间有过激的说法是“高等教育是重庆直辖之痛”。重庆的高等教育要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才能与重庆的发展战略地位相适应。
杨：创新创业教育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内在需求和重要途径。重庆大学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系统规划、统筹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教育教学方法改革，建立了集“课程、训练、实践和保障”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打造多方协同的创新创业训练与实践平台，形成创新创业教育合力，着力培养大批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优秀人才。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重庆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到本科教学全过程”；《重庆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将“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列为43 项重点改革举措之一。2015 年报送教育部的《重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了强化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11 项举措。
二是完善管理机制，确保创新创业教育有序开展，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支持。
三是深化教学改革，建构高水平有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如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打造结构多样、经验丰富的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将教师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纳入岗位聘任；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根据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细化学校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目标，完善修订培养方案和学位标准。
四是加强资源保障，打造良好创新创业人才实践环境。多方联动，构建面向全体、循序渐进、贯穿全程、夯实基础、激发个性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平台。建立“国家—市级—学校”多层次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体系，形成了一批创业教育品牌。通过“企业‘零’距离”“‘树声前锋’创新创业沙龙”等品牌活动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学校近5 年投入1.2 亿元建设校内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每年投入近1 300 余万元用于“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创新创业竞赛等，设立1 500 万元创业基金。
学校在创新创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认可。先后获批8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 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1 个国家级众创空间，2014 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先进单位”，2016 年被评为“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杨：近年来，重庆大学以培养“适应和驾驭未来的人”为目标，坚持打开“三门”( 教师门、学校门、国际门) 办学，大力推进通专融合、学研融合的教育教学改革，突出学生个性化能力培养，不断构建和完善高水平有特色人才培养体系。
一是坚持打开“三门”办学，强化协同育人机制，强化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拓展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合作。如创办了“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引进COOP 工程教育模式，促进工程教育改革。二是加强通识教育，突出通专融合培养。构建了贯穿学生整个学习生涯的“楔形模式”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促进通识教育与大类教育及专业核心教育协调同步发展，培养学生广阔视野和创新意识。三是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学研融合培养。鼓励高水平教授为一年级学生开设基于探究式学习的“新生研讨课”。60%左右的专业课实行小班教学，开展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与学”，鼓励教师结合承担科研课题和最新研究成果，多开设反映学术前沿的课程，引导学生提早介入科研过程，培养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和创新意识。四是突出个性培养，完善质量保障制度。改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年学分制，促进学生自我管理、自主学习。构建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基于培养的全过程教学质量监控、评价、绩效考核等有机结合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杨：我不是专业领域的大学者，承担重大项目的体验也不多，谈不出什么高见，仅作为一名在大学工作时间较长的教育工作者，谈点个人体会。
现在的青年教师面临较大挑战，科研项目申报难、职称晋升拥堵、教学评价严格、生活压力大等所谓的“青椒”之困，但压力、挑战与机遇并存。
青年教师首先要按“四有好教师”要求，做好自己“又红又专”的个人发展规划。“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以及仁爱之心”是教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职业规范，“扎实学识”是教师传道授业的业务要求。教书育人是教师的首要责任，做好教学是教师的基本要求，应该明确教学也是学术。
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教师自己首先要有创新意识和能力。教师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教学工作者，而且应该是一名出色的研究者。教师参与科研活动，深切体验创新创造的过程，这既是教师的职责所在，也为教师培养创新人才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教师必须教学、科研兼顾，好教师必须教学、科研兼优。青年教师要根据国家需求、学科前沿以及自己的学术基础，尽早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坚持不懈，不断取得新成果。没有一流的研究，就不可能造就和凝聚一流的教师，不可能建成一流的学科，也不可能建设一流的大学。
杨：伴随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阶段，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教育”等影响，大学新生中存在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意愿不强、不能适应大学学习和生活等问题日益突出。提出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衔接（简称高大衔接）问题，主要是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高校学生群体的构成和需求等日趋多样化，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开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高大衔接问题在教育发达国家几乎都为此烦恼过，也可以说是全球性课题，高大衔接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从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高大衔接开始是重视“选拔功能”，即强调为大学选拔学生服务，而后向重视“教育功能”转变，亦即教育上的“衔接”问题。
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在开始尝试高大衔接的一些做法。例如，重庆大学与四川省优质教育促进会于2015 年暑期开始，共同推出优促会高大衔接第一期特色课程，后又逐步扩展到北理工等其他高校。这些特色课程对于高中生明确自己下一步到大学学习的方向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也为大学选拔学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先修课程”源自于上个世纪50 年代美国开始开发建设的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AP 课程也可看做高大衔接的一种方式。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于2013 年开始在全国部分中学选修课体系内开设大学程度的选修课（简称CAP），为部分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开设大学程度的相关课程，所修课程在高中生进入大学后被认可学分。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陆续参与中。AP 课程是国际教育界为提高人才选拔和培养质量做出的有益探索，对于促进高大衔接，激发学生的个性潜质，为部分在基础学科具有天赋的优秀学生创造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对积极探索多样化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