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的军校―汉高
一提到军校，人们就会说起美国的西点、俄国的伏龙芝、法国的圣西尔和中国的黄埔。她们名不虚传，但都没有抗大传奇。她从井冈山诞生，经过长征，在延安重建，再几经转战，甚至在敌后办校，发展之快、就学人数之多、参加正义战争之持久、影响之深远，世界少有！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倡导建立，并亲题校训、亲自讲课、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使之成了我军军校的母校。
人们纪念抗大，不忘初心，非常必要。但是，不能忽视她南下汉口后，成为华中军政大学、中南军政大学、高级步兵学校（统称汉高），那段光荣而特殊的历史。作家张为约我为汉高写点东西，说实话，我没有这个能力了。只因为我当过十多年汉高军务参谋，又是较为知情的的小字辈，义不容辞！ 这才追叙一些片断，留点记忆。
一脉传承的校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人都知道汉高，地址在今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717号。196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奉令撤销了，由大连迁来今海军工程大学。从此，多少老军人、老百姓怀念她，寻找当年的足迹；多少汉高子弟回原址聚会，寻找心灵的故乡，洒下丝丝热泪！
我是1952年初从长沙独一团调进汉高的，汉高撤销后留守1年，又两次被武汉军区抽回复查汉高遗案近3年，与她有22年缘份。其实，我从小在家乡湖南岳阳，就听老人们讲“何长工跟朱毛在井冈山办红大”。1938年日寇侵占岳阳前后，家乡唐坳完小，就成了共产党人抗日活动的阵地，被人们称为“小延安”、“小抗大”。一些读书人如许诺、康迪、万年等，为抗日救亡，不顾杀头，争相奔赴延安。我们村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余绍坤，给小儿起名“抗生”后，也奔抗大，中途因肺病复发，折回病故，壮志未酬！
1949年7月，岳阳解放了。9月军大招生，人们说那就是当年的抗大。17岁失学在家的我，连夜奔向县城报名，谁知走到游港，涨大水无渡船，我又手无分文，只得回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正在山村教书，一放寒假，就请求抗美援朝上前线，结果被留在区中队。好在山不转路转，我20岁时终于圆梦，到了汉高。
凡名校都有校训。北京大学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清华大学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美国西点军校是“国家、荣誉、责任”。我第一次进汉高，只见校门两柱上，右书“团结紧张”，左书“严肃活泼”8个大字；进校内则见巨型竖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就是毛主席题写、传遍天下的抗大教育方针、校训校风呀！令人肃然起敬。
1953年我到队列处工作，从文件和老同志言传中，更了解到汉高的沿革。她前身就是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的教导大队、隨营学校、红军大学和延安抗大。传下的印章、校徽、纪念章和文件，是历史见证。北京军事博物馆筹建时，我还奉令收集，由戈丁上交。后来又发现一枚校徽，我一直珍藏在公文包内。资料显示，延安办校很艰苦，学生自挖窑洞作宿舍。尽管如此，还是“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有12所分校（含第1至10分校和太岳、太行分校），训练人数本校9期有2万，加上分校达20万，抗日前线到处有抗大学生。1945年10月，抗大总校和第1、第3分校由陕西迁河北邢台浆水，次年2月迁吉林通化，改称东北军事政治大学。下面又发展成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冀热辽5个分校和第1、2支队，共办两期，期期爆满。1949年8月，东北军大主体由齐齐哈尔迁抵武汉。
我亲身体会到抗大校风，被汉高人视为建校之本，言传身教。记得1954年有一次，训练部刘祖靖部长要代校长讲评行政管理，我为他准备讲稿时，他说“你们贯彻条令，也要发扬抗大精神。我们由延安到东北，再到武汉，都讲抗大校风，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那天晚上，他在露天舞台讲评，就特别强调各级要身体力行，传好校风，带好作风。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戴金边眼镜、中等瘦个、平易近人的老首长，是1907年出生的湖北汉川人，参加过广州起义、上海“八·一五”抗战，当过延安抗大教官、东北军大团长。
那时我们下连检查工作，发现每个连队都有一大间俱乐部，统一陈设毛主席抗大题词、军人誓词、校史专栏、光荣榜和毛主席塑像。学员入学，先进行校风、校史教育。这是1952年底，校政治部采纳俱乐部主任李蒙的建议定下的，受到总政文化部的肯定，并在军校会议上作了介绍，又受到全军院校参观团的赞赏。李因此荣立三等功。
可喜的是，汉高解散45年后，2014年5月，汉高子弟380余人回原址聚会，编印相冊时，首先想到的是影印抗大校风。张为在相冊序言中引用前辈张书坤中将的话说“她是抗大的灵魂”；又引用汉高一名发小的短信道：“汉高的凝聚力来自汉高子弟对汉高人价值观或者价值取向的认可、美好的追忆与追求”。足見抗大精神的魅力！
更值得庆幸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继承发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他为我军的题词是：“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进一步明确了我军建设的方向、核心和保证，反映了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军委要求全军各级党委（支部）会议室在悬掛领袖题词时，首先挂毛主席的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祖国的军营中，都有这庄重醒目的题词，融入新一代军人的灵魂。
红军长征胜利与抗大建校都80年了，抗大校风仍在人民军队中如此一脉传承，发扬光大，令人欣慰，催人奋进！
一部光辉的史卷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下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南京。5月15日，武汉在我大军压境下，张轸（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19兵团司令）率部在金口起义，白崇禧不战不谈，弃城南逃。5月16日，我四野谭政和第12兵团萧劲光率第40军第118师，与倪志亮东北军大先遣队，同时由滠口进入汉口；李先念部江汉军区独一旅一部进至汉阳，均受到市民自发的夹道欢迎，次日，解放军从葛店进驻武昌城。
东北军大主体南迁汉口时，举行过入城式，机关先在胜利街。8月13日，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事政治大学，24日由华北大学组成的南下工作团也奉令并入。次年1月14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事政治大学。1951年 3月5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1961年12月10日才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前冠过第一、汉口两字）。这段长达20年。
这是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由战争走向建设，又由抗美援朝到文革内乱，由土改翻身到三年灾害，外部由美军侵朝到苏联反目。在此艰难复杂环境下，汉高人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甘担重任，勇毅向前。
一是快速迁建总校和筹建分校。总校校长、政委由第四野战军司令林彪、政委罗荣桓、邓子恢兼任。实际工作由副校长倪志亮、副政委吴溉之负责，他们都毕业于黄埔第四期，“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都被捕入狱，出狱后又分别参加武装起义、反“围剿”、长征、抗日，再一起办军校。南下后，为支援前线，他们不畏艰难，同训练部长刘永源、政治部主任刘其人等部处领导立即筹备开学。当时总校机关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供给部、卫生部，辖直属总队。总校同时大力调配干部，协助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6省军区筹建6个分校（河南、湖北分校先成立，再归建总校）。各分校校长、政委由各省军区司令、政委兼任，设相应的领导机构和总队，当年全部招生开学。1951年3月，各分校奉令改为步兵学校，次年11月起，各步校才先后脱离总校，其中第22（湖南）、第23（江西）、第25（广东）步校，分别改为第四政治干部学校、防空学校、军事体育学院。第20（河南）步校人员赴西北，分别建设核武基地与原子弹靶场，第21（湖北）、24（广西）步校直属中南军区 。
二是大力培训干部。军校一切为了前线，条件再艰苦也要上。总校9月招生，10月20日抗大第12期（南下后第一期）开学。一总队驻院内，为四个大队（16个队），内一个参训大队，余为新入伍的知识青年（内女生队2），每队110余人左右。第二总队在云梦、第三总队在蔡甸，主要负责张轸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军）将校级军官的政治教育。重点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毛泽东军事思想。8个月毕业后，只保留一总队和两个上干大队。上干大队主要负责中南军区军、师、团级干部的文化教育，余为参谋、军教、政教、文教、医务、财务诸队。与此同时，各分校也完成了相应的军政训练，开始文化教学。
军大两年承前启后，是抗大建校以来训练任务最繁重的时期。总校、分校共培训出中南66700多名干部，其中战斗骨干与知识青年绝大多数分到前线，充实基层；起义军官有的留校工作，后来还参加授衔。这对提高部队战斗力，为争取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清匪反霸、稳定新解放区秩序，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仅据志愿军周振佛（今武汉印染厂离休干部）等集体回忆，总校第一期有几百人赴朝参战，武汉市学员分到第38、第39、第40军的有100余人，知道牺牲姓名者10余人，如胡鄂生、闵在田、汪悟涯、孙群、雷克仁等。
1952年11月起，汉高不管分校，直属军委，进入正规化训练时期。面向全军招收营连级军政干部，学制为两年。次年3月7日，机关调整为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障部、队列处，辖4个大队（营）16个队（连），第4大队为政治队。1961年后，为加強机关建设，主要训练全军合成军队司令部上尉以下参谋，同时也训练军事教员和拟提干的班长、武汉入伍的大学生。学制一年半、一年、半年不等，至1965年因院校整风再未招生。步校期间共训9期，近2万名学员毕业，基本上回原部队。他们大多数任营、团职干部，一部份后来成长为军、师一级领导，为促进全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有的后来转业地方，续肩重任。
这里特别要提到学校还办了两类特殊班：一是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以后，举办的半年期党训班，学员为中南军区战斗英雄模范（全区76名），他们多次在校内外作报告。江城老人们会记得“九死一生”的战斗英雄赵兴元，他负伤9次，攻四平大动脉被打穿，血溅3米远；锦州攻坚战，他带800人的加强步兵营，打得只剩下22人，仍带领5人冲上去，俘敌200人，夺取了全城最难攻的制高点。老人们会记得战斗英雄刘梅村教导员，用木船打兵舰，第一个把红旗插上海南岛的天涯海角；还会记得女扮男装的班长郭俊卿，曾以白刃格斗取胜，被誉为“新时代的花木兰”。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几代江城人民。
另一个特殊班是1959年后的外训班，学制一年，学军事，每期30～40人。其中胡南班（越南）两期，非洲班一期（分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与莱索托、桑给巴尔两个班）。黎进和、阮梅等越南学员毕业后，成了打败美军、解放南越的中高级干部 。
三是向军内外输送急需人才。建国初，军内外急需人才，汉高不仅为全军培训岀如此众多的学员，涌现出一批有名的将校，总校还抽出几批在职高中级干部支援政府和部队。据我所知，仅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调出去的校部一级领导几十人、营团干部近200人，他们后来分别担任了国家机关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
他们中有驻朝鲜首任大使倪志亮，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国家最高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吴溉之，七机部副部长曹光琳，第五届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刑亦民，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王伏林，地质部局长李庭赞、刘鸿业，航天工业部部领导苏虹和研究院领导白映怀、王剑颖等；
他们有海军政委、副总参谋长李作鹏，总政组织部部长刘其人，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张驾伍，总参防化兵部副主任王绍南，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永源，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国防大学副政委赵丛，广东省军区司令贺东生，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海军学院政委李改，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钱春华，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副主任牛正中，海军训练基地政治部主任陶绍侃，军事博物馆政委张 金辉，总后中南物资管理局局长吴巨林，河南、湖北省军区副司令李杰、南海，第20军政治部主任石浩等。
他们中还有10余人成了10余所军事院校的创建者、领导人，如防化兵学院院长周宗，南京政治学院院长杜捷等；有20余人担任军分区、警备区领导，如苏文瑞、孙习之为湖北省孝感军分区司令、政委，王英傑为黄石市警备区司令；有于兆震、车成德、李健、周伦、乔玉春、孙亦文、陈鹤亭等几十人，走向了总部、大军区机关的军、师级领导岗位；巩志伟、苏里、于绍康、王殿玺等在文艺战线展现了才华。
这些老同志都带去了抗大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一两个人因违法或在文革中受处理外，无一贪官。老红军吴溉之、何运洪、叶明、牛怀龙等都经历了新的磨难。
汉高除派往分校大批干部外，还有千余干部和几批志愿兵（来自湖南）、义务兵（来自湖北宜昌、枣阳与河南杞县）先后调出、入学或转业、复员地方，继续创业。如校政治部宣传干事杨桓，宁夏人，调哈军工学习后，转型军事科技，成长为二炮中将副司令，是我军战略武器装备建设的开拓者、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的总指挥。原练习营教导员柳晓光，山东人，13岁给地下党送情报，打日本鬼子，转业后成了湖北省农垦厅副厅长，离休后出版《晚霞》诗集上下卷。校门诊部医务助理员柴里平回乡后，成了岳阳市一所有名的医院院长，辞世时病友自发地为之悼念。学员队文书杜永富复员回宜昌市，从基层干到市电子管厂厂长、市冶金局党委书记。我们班战士刘永祺支援盘锦农场后，考进大学成了京城的教授，圆了自己的梦。
学校以教学为中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汉高继承了抗大精神，发扬了我军光荣传统，无愧时代，在特定时期，创造了业绩，谱写出光辉篇章。
一条相连的纽带
武汉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近代武汉发生过武昌首义、“二七”工人大罢工和北伐军攻克武昌城。人们忘不了抗战时国共合作“保卫大武汉”的日日夜夜，也忘不了七年沦陷的悲惨情景。日寇投降后，蒋军从大后方赶来，换上美式装备，围攻一直在鄂豫皖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部，遂有“中原突围”。人们没有忘掉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痛定思痛，于是反内战，求生存，终于迎来了解放军。
一城解锁，百废待兴，首先是社会治安。解放武汉的第12兵团司令萧劲光，奉令担任武汉市警备区司令，军大副校长倪志亮兼任副司令，两个月后，萧率部南下，倪任司令，实际工作由军校负责。倪及时发布治安公告，受到各界热烈欢迎。总校一总队总队长王泮清、政委何运洪，兼任武汉市公安总队司令、政委，军务科长牛正中马上组织干部、学员、战士担任纠察，同武汉政府、人民一道清除匪特，恢复生产，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第四野战军总部和全市人民的安全。1950年7月，倪工作变动，警备任务才移交市公安部队，但学校一直在节假日派出纠察，协助检查军容风纪。
解放后，武汉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立即和军校宣传队携手，深入发动群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很快响遍武汉三镇。人们筹粮支前，巡街护厂，要求参军，热情很高。为配合招生工作，军大文工团在团长吴茵等带领下，到武汉大学、光明剧场，连演十几场话剧《铁骨钢筋》（后改成电影《钢铁战士》）。10月，总校一总队爆满开学，次年6月毕业。建国头几年的国庆或劳动节，市组织群众游行庆祝，我校军乐队和几个、十几个雄壮的军人方块队，走在前头，通过中山公园大门阅兵台时，最受欢迎。
湖北省、武汉市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军校建设。常有领导、先进人物来校作报告，或节日慰问，组织联欢。湖北人民英勇的革命斗争史和艰苦创业史，一批批先进人物的光荣事迹，激励着汉高人。武汉刀具大王马学礼、浠水丰产劳模饶兴礼、回乡务农的红军团长方和明和人民演员夏菊花的光荣事迹，被学员们传向全军。地方政府帮助解决学校用地与物资供应，周边的学校、工厂、街道，为军校做了许多工作，为我校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也促使军校子女健康成长。
汉高人同武汉人民同呼吸、共命运。1954年夏，洪水危及江城人民安全，市委书记王任重亲任市防汛总指挥。我校主动请缨，由练习团团长杨继先担任市防汛总部副总指挥长，全校人员随时准备应急。练习团官兵和大部份学员上阵，包干险段张公堤。他们日夜坚守，做到人在堤在，水涨堤高，终于和全市人民一道战胜了洪魔，有的学员荣立一、二、三等功。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汉高都积极配合，多次派人参加，3年困难时期同甘共苦，一起挺过来了。我至今还忘不了军民共同围垦东西湖、平整关山厂地、抢修汉丹铁路、夯实武汉长江大桥路基、抢运汉阳轧钢厂钢材等热烈场面。后来有汉高人成了省、地市大型工程的负责人，仅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前后就有邹光炳副指挥长、王子卿党委书记。
学校常应约派先进人物或政治教员，外岀介绍先进事迹或讲课，从不计报酬。军事教员义务帮助武汉工厂、学校训练民兵和学生，累计近10万人。有时军校靶场、大操场，成了武汉青年工人、大学生的练兵场。平时干部捐款捐衣支援灾民 33 59868 33 19745 0 0 4625 0 0:00:12 0:00:04 0:00:08 4626；医务人员义诊、急救附近疑难病号；学员外出学雷锋做好事，都留下好的印象。黄陂县梅家店、甘露山有我野营训练基地，20年大小演习不断，因教员学员们拥政爱民、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发生一起违法事件，没出现一起死亡事故，学校曾派苏文瑞、张清安等60余名干部、教员，帮助训练该县预八师干部，受到好评。
汉高人忘不了武汉。武汉是许多人的革命起点，如军大第一期学员16岁的大冶学生刘大存，后参加西藏平叛，任汉高越南班射击教员、宜都县人武部副部长；同期学员、武汉中学生万惠烈分到38军，赴朝作战，后任炮团政委、武汉市音乐学院副院长。武汉是许多人的加油站，如从前线来校学习的辛殿武（和毛岸英在一起的志愿军总部参谋）、牟德俊毕业后，先后在汉高、国防大学任教，一路桃李芬芳。武汉是许多人的用武之地，如汉高干部孙琳、彭义智、谷捷、刘志等任过武汉市人防办、教委和民政、园林局的负责人。武汉还是许多人的归宿地，如解放时兼任武汉市公安总队总队长、政委的王泮清、何运洪（后任武汉军区顾问），晚年都在武汉休养，直到安然辞世。
鱼水相依，纽带长连。共和国前20年，有上十万优秀分子（含大批湖北青年）涌进汉高（含分校），散布全国。其中许多又回到湖北，留在武汉。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子孙们成了新武汉人。新武汉人不做八旗子弟，重家风，念旧情，不忘英勇的军大前辈，不忘敢于创新的武汉人民。大家同圆复兴梦，不知又发生了多少精采的故事！
一所正规化院校，
早在1950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会议，专门研究军事院校建设问题，强调“建设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化军事院校”。次年1月，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刘伯承任院长，中央军委的题词是“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而奋斗”。
1951年3月，总参命令中南军大改成第四高级步兵学校，直属军委，配备了得力的领导班子。校长李作鹏（ 1950年5月由第15兵团参谋长调任军大副校长），政委刘其人（1950年5月由军大政治部主任升任副政委）。5月，中南军区第三政委谭政来校，举行授旗仪式。那时任务新，干部年轻，有一股勇于承担、敢打硬仗的精神。
1953年2月18日，我校在老礼堂（后拆）召开了第二届党代表大会。我参加了，记得刘其人政委主持，李作鹏校长（校党委书记）传达了总参军训部院校会议精神，并作了总结。他提出三个口号：“坚决地全面地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反对经验主义；以教学为中心，反对官僚主义；坚决贯彻条令，反对游击主义。” 当时长沙步校（正改为政治学校）两位代表站起发言，不赞同“今后只能官教兵，不能兵教官” 的提法，认为“官教兵，兵教官是我军光荣传统，不能丟”。当场受到压制，认为今后干部一定先培训，后上岗，能示范，作表率。
会后，全校掀起了正规化建设热潮，并通过校长定期讲评等方式，落到实处。至今我突岀的感觉有以下几个方面：
统一编制。1953年3月起，学校以总部颁发的编制为法规，严格地裁减了机构与冗员。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按编制定员定衔，1958又作了精简。1962年 1月，学校奉命按任务拟定新的编制装备稿，由我和干部处刘守和干事具体承办，后获总参军务部批准。领导机关为3部：训练部，下设教务处、军械器材处、战术教研室、射击教研室、特种兵教研室；政治部，下设组织处、干部处、宣传处、保卫处、政治教研室、秘书处；校务部，下设军务处、财务处、军需处、管理处、门诊部、教育勤务连。辖4个大队（16个队），学员定额2000名，后设1个外训大队。此编制沿用至学校撤销为止。
按教学大纲施教。正规化教学首先要严格落实总部训练大纲，达到规定的训练内容、时数、人数、质量要求。学员来自全军，强调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突出研究毛泽东有关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论述。学校有足够的教员和管理干部，场地、教材、器材也渐趋合格。教员先试讲，作业要考试，科室要把关，连队干部跟班。军事作业想定、实兵演习都得反复推敲。连队、教研室和教务处有整套登记、考核、报告制度，学校定期通报。学员毕业要评比鉴定，发毕业证书。
严格规章制度。随着内务、队列、纪律、卫戍条令条例的颁发，学校健全了教学、行政、保障等规章制度，李校长带头执行。如早操，他毎天准时到场；日日命令，他每天亲自签发；每周校值班员交接，他亲听汇报。有一次张宗儒队长因将调动，被组织部刘鸿益部长找去谈话，未按时接班，我找来后，两位都受到批评。全校紧急集合，政治部史达主任都打背包应点，财务主任刘巨林两次未到，还要记惩戒卡片。操课更无谁迟到，达到了令行禁止。
重视养成教育。主要通过连队一日生活、队列训练、课堂纪律、军容风纪、请销假、内务整理等，强化时间观念、整体视念，使军人生活规范化、条理化、战斗化，养成整齐划一、举止端正、雷厉风行的好习惯、好作风。如被子叠成豆腐块，鞋帽放成一条线，地无痰痕，枪无锈迹，桌面无灰尘，冬青树下无杂草，16个连队一个样。学校干部、学员在劳动节与国庆节组成方队，参加本校、武汉、北京（1951年 1个队，何景荣大队长带队）阅兵。当时有两名苏联顾问过问，队列处、教务处、校值班员、连队值日员检查督促，开展竞赛，连队干部、教员以身作则，热情甚高。严重违规者会受处分，直至关禁闭。
活跃文体生活。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各有所长，连队俱乐部异常活跃。节假日，学校组织图书讲座，排演话剧（如“雷雨”等），举行各类球赛、田径赛、歌舞会、游艺会。灯光球场最吸引人，于绍康手风琴拉得好，周正、杨运昌篮球投得准，钱文华、王相林快板最来神。行军唱歌、集会拉歌，现场鼓动，形成习惯。校内设有线广播，马怀远银铃般声音播送新闻、故事和连队稿件。星期六晚上一场露天电影，让人陶醉，且人散场净，地无片纸。
加强营房建设。学校驻地原系日式木板平房，后驻蒋军骑兵团。建校后经征地扩建，面积达0.7平方公里（海校称现有100余万平方米），院内学员区、家属区（由家属委员会管理）、招待所分开。学员区又分宿舍区（20余座连队红砖青瓦平房）、教学楼、图书馆、大操场、战术场、靶场、游泳池、食堂、服务社。院内一色水泥路、林荫道，鸟语花香，空气新鲜。1号楼为办公楼，大操场可容全校军人出早操、新礼堂可容全校学员看电影，幼儿园可满足本校子弟入学。另外，在黄陂县梅家店、甘露山分设战术场、靶场，各有4个连队营房。
1953年春夏之交，总政甘泗淇副主任率全军院校参观团来校检查工作。他们认为汉高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时校名为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总的评语是：“领导坚强，教育有方，生活正规，情绪高涨”，我校《教学导报》登了。此后引来一次苏军红旗歌舞团、两批驻华武官和多批军内院校、武汉师生参观，反映很好。1956年，我随韩万煜副政委和3位部、系领导，参观石家庄高级步校、天水步校，谢良、龙炳初政委都谦虚地说；“正规化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1963年张宗逊副总长来校检查，在露天舞台作报告，仍一再肯定学校的进步。我们找学员座谈，也都赞赏，表示要把经验带回部队。镇江拖拉机学校还邀我校队列、教务参谋李殿科、周道驻校传授正规化经验。
这些进步是学校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前两届领导更艰难些。当然，“全面地、不走样地”学，也难免照搬，出现过单靠行政命令、忽视思想工作，有脱离实际、流于形式的地方。如每天发日日命令、值班分队交接由军乐队奏乐等，后来都取销了。但不容否认，汉高的正规化，对我军院校乃至全军有示范、促进作用。
一次现代化演习
朝鲜战争爆发后，残酷的现实，让中国统帅部焦虑：如何打赢现代化战争？1953年2月，学校按计划在黄陂举行过一次军事演习。这是抗大建校以来，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军演，在当时有其重要意义。
为配合教学，我校组建练习团，实为一个现代化加强步兵营。辖3个步兵连和重机枪连、炮兵连、战车连、团直属队（工兵、通讯、防化各1个排），配备了当时最现代化武器。首任团长牛怀龙是陕北红军，立过10余次战功，是一座活的英雄丰碑。全团先驻汉阳郭茨口一带农家，团部在杨家大湾，我们炮兵连驻许家大湾，炮兵教员是起义军官。全团班、排长均为南下骨干，战士基本上是湖南来的志愿兵，半数是文盲，各连配有文化教员。我们这些贫苦农家子弟，在国民党打内战时钻山洞躲壮丁，共产党来了却抢着当兵，争着上前线。
1952年3月，全团接受了演习任务，开始基础训练，同时加紧扫盲。我连连长张俊玉、指导员董德久作了很好的动员，战士们知道为谁当兵、为什么练兵、怎样练好兵后，热情更高。当时朝鲜还在打，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杨根思等英雄事迹更激励着热血青年。我们连指挥排排长徐万林，刚抽去补充前线，大家很羡慕。夏练“三伏”，连里的山炮、无座力炮、观测器材没有闲，轮流操作。体胖战士周苏龙汗流夹背，军装没干过，还抢着练。扫盲战士李福祥，做梦也在背单词，军事动作都过硬，付出了双倍努力。他总是抢时间为住户扫地、挑水。老大娘心痛地拉住他说：“伢，歇着！”好似母子！
与此同时，校训练部战术系在李杰主任主持下，正紧张地制定演习方案，课题是现代条件下加强步兵营进攻。由张书坤主任教员负责编写想定，组织实施。他，英俊的高个，约二十七八岁，是抗大分校学员、老八路，当过骑兵团参谋长、步兵团副团长，参加过百团大战和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是南京军事学院刚毕业的优等生。他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以我军作战经验为主，吸取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写出了想定和演习方案，获校领导批准。
入冬后，我团拉到黄坡县城近郊罗家湾一带，建设演习场，为营进攻演习作准备。这是江北鄂中丘陵地带，处京广铁路以东。当时我团担任演习的红军营，蓝军一个连由公安部队一个营担任。双方先抢修工事、设置伪装、确定炸点。我方达到前后堑壕相通，火炮掩体隐蔽。对方前沿有防坦克雷场、防坦克壕、铁丝网，障碍物纵深达200余米。在纵深高地还有环形工事与火炮阵地。时处三九寒天，我连仍冒雪施工，手磨破了，照样挥镐不止。哨子一吹，休息10分钟，阵地上就唱起了军歌，跳起了战士舞，一片欢腾！性格好静的排长赵永库、班长焦国元，也被拉着跳，差点忘了吹继续作业哨。他们打心眼里喜欢这些实在、好学、能吃苦的湖南兵。收工了，连排干部先督促我们洗脚，晚上还查铺查哨、盖被子，亲如兄弟。
演习前，双方分段进行了推演和合练。1953年2月25日正式演习，指挥部设在郑家大湾。参观演习的有总部及陆、海、空军和各军事院校的代表，有苏联顾问。参加演习作业的为我校正规化训练第一期学员。演习过程今手无原始资料，据我们几位参与者回忆，大致情况如下：
演习时由优秀学员组成营领导班子，史文廷任营长、某某某为教导员、辛殿武为参谋长，由张书坤主任教员按想定指导演习，不断出情况，由他们判断处置。在受领战斗任务前，史营长代表演习人员表示：继承抗大精神，向志愿军学习，勇歼当面之敌。
演习当天晴空万里，清晨阵地一片寂静。我指挥部两发信号弹一放，更让人紧张，此时红军营长在组织战斗。上级战斗命令表明，当面之敌为蓝军某部，在研子岗地区既设阵地上组织防御，企图向东进犯。红军一部已在铁匠岗一带占领阵地，拟在友邻配合下，先敌发起攻击，粉碎蓝军的企图，保障我主力机动。上级查明，我营正面之敌为某机械化步兵连，正加固工事。我营奉令在铁匠岗南北一线，趁夜暗换防，检查工事，准备战斗。营长命令步兵1、2连从左至右占领前沿阵地；第3连在左后为预备队。在明确各配属分队位置、任务后，又明确了左右战斗分界线、协同保障计划，规定了信号，要求作好防化学、防空袭准备，待令进攻。营教导员作了简要的战前动员，要求以志愿军为榜样，向祖国交出合格答卷！
突然敌前沿阵地一阵闪亮，陷入火海；稍静，又是一阵巨响。
腾起浓烟，这是我炮火准备与补充射击。期间各连战前政治工作活跃，士兵相互检查鼓励。紧接着我战机临空，对敌自前沿至纵深进行轰炸，我上级火炮同时进行延伸射击。这时我工兵在迅速排雷破网，防化兵在检测，报话机在联通，伪装好了的坦克在向前运动。我方演习营长发出“冲击前进”口令后，坦克率先冲出，边行进边射击，我1、2连步兵似下山猛虎，跃出堑壕跟进。
当我步、坦冲入敌前沿阵地时，杀声顿起，枪声激烈，格斗扭打，刀光闪亮。这是个人意志、体能、技能的较量，更是敌我团队最紧张的血肉拼搏。经我顽强冲杀，残敌后退，我乘胜攻击前进。这时有重伤员抬下，左侧有坦克1辆被击伤。同时我后方遭敌拦阻射击和空袭，右翼一股顽敌乘装甲车，实行反冲击，欲从我结合部突走。经我右邻部队第二梯队顽强反击，才予击退。我救护队、运输队正沿交通壕，跑步向前抢救伤员、补充弹药。当我步兵1、2连占领敌前沿阵地，向纵深发展进攻时，左侧高地敌环形火力复活，我前进受阻。营长及时组织火力，予以压制，同时命令右翼连队向前迅猛穿挿。当敌溃退时，营长又命令跟进的营预备队立即加入战斗，勇猛追击，扩大战果。正当枪声渐远，我班推着山炮，越过敌前沿阵地，向纵深前进时，天空出现了演习结束的信号弹。这时，只见敌纵深扬起了我鲜红的战旗，我民兵救护队仍在清理战场，押下俘虏。
现在人们看惯了现代化海空军演和卫星上天，对此似觉平常。可是当时参观者却一致赞扬，充分肯定。认为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优良战斗作风，反映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在战场设置、指挥通讯、战时鼓动、步坦配合、地空协同、供应救护等方面开了眼界，有许多值得认真学习、深入研究的课题。李校长当场表扬了参演人员，还写稿登上《八一杂志》。
这次实兵演习，确实表明我党我军在重视现代化战争的探索，反映了汉高当时的训练水平与组织能力，因为参观者与学员都来自全军，更具重要意义。尽管是初次尝试，学员们对现代化战争的装备、战法、指挥、通讯、协同，以及战与和、经济与军事、前方和后方、天空与地面、海防与陆防、人和武器、军队体制与法制等深层次问题也在热议，反映当时军人期盼富国强军的迫切愿望。
我们是第一次尝到了接近实战的味道，演习结束后，看到坦克开不动，拉不走，枪械上的洋字还是认不得，也不是滋味。连队在民主评战会上提出两个严肃问题：一是参演坦克、山炮、观测器材全是外国的，什么时候有我们自己的？二是打起仗来，能在阵地摆白布，为我军战机指示目标吗？谁能料到，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航母、轰炸机、巡航导弹，用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在太平洋上搞海空联合军演！
一代将帅的关怀
中央军委一直非常关心汉高的建设，三总部经常来人。我听说四野机关在武汉时，谭政常来学校，陶铸、萧华、伍修权等都来过。我亲眼见过4位元师和两位大将来校检查。
1956年，罗荣桓元帅和谭政、萧劲光大将等来校。3位首长都是湖南人，倍感亲切。我见他们着将帅服，由校长王绍南、政委曹光琳陪同参观校容。首长走后，我处刘悟参谋说：“罗帅很亲切，在座谈会讲到要好好地研究中国革命史，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未直接听到这位从当连队党代表起，一直做政治思想工作、讲究实事求是的老帅讲话，深感遗憾。最近，我从网上看到，当年罗帅在汉高沙盘边听介绍战例的照片，戴眼镜的介绍人是我校当時年轻能干的训练部孙哲部长。我不由得想起罗帅坚决贯彻中央指示，说服林彪先打锦州，形成关门打狗的成功战例，这就是政委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啊！
1958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来校。那是党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结束后的第2天，即12月11日。学校头一天下午才接到通知，当时校长、政委都是彭总的老部下，知道他的性格，不组织欢迎，只在小招待所等候。为了答问，保卫处齐振远忙着叫我和干部处詹绳祖，为校领导准备一份资料，好在文印组刘道咏连夜赶印出来了。
上午9点左右，彭帅在武汉军区李迎希副司令员陪同下，从3营门进来了，他们着便装，彭帅留短发，似朴素的农民，入室就示意部以上领导坐下。当曹政委介绍到韩万煜副政委在写小说《缚住苍龙》，叙述家乡抗日战争的故事时，他连声赞赏。他讲：“曲波的《林海雪原》写得好，作了深入调查，写得有血有肉，杨子荣的英雄形象很感人！” 记得两位校领导只作简要汇报，韩副政委、政治部史达主任等有过插话，气氛活跃，没提问题， 50 59868 50 30361 0 0 6086 0 0:00:09 0:00:04 0:00:05 6085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早不紧张了。按彭帅的要求，训练部张书坤部长领大家一起看了训练部教员食堂、猪圈，彭帅表示满意。
下午，彭帅在露天舞台，站着向全校干部、学员作了报告。他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央刚开了六中全会，二是全会作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三是炮打金门。主要说明了意义所在。他一再鼓励学员好好学习，保卫祖国。大家对这位从敌营中上率部起义、反围剿中发展根据地、长征中横刀立马、抗日时指挥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保卫延安、建国后把美军打回三八线的民族英雄，非常敬佩，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下午，彭帅离校时，有20余名学员敲锣打鼓请愿，希望见到毛主席。彭帅说毛主席太忙，劝大家关心主席的健康。
1962年春，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来校。主要是陪各国驻华武官参观。1953年有过八国驻华武官来校，这次在外宾到校之前，陈外长在新礼堂向学校有关人员讲了话。勤务连连长岳振刚（现离休在河南叶县人武部）还记得陈帅要大家热情、讲礼貌。外宾看了校容，听了校史介绍，看了战术、体育等表演，觉得满意。我很敬仰陈帅，那赣南游击词，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念与大无畏精神。那天会前，他着军衣，背手站在校值班室门前，我就在他旁边值班，多么希望同他攀谈呀，但又不敢打扰。
1964年秋，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来校。叶帅早在1954年上半年来过，在老礼堂作过报告，我没见到。这次他带着工作组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晚上，他穿着风衣，风度翩翩，在大礼堂向干部学员讲话，我在场听了。他强调军队要有文化，有现代科技知识；要认清国际形势，学好毛主席著作，练好过硬本领。在此前后，武汉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员，直接抓学校干部的队列、单双杠、单兵动作与射击训练，要求人人达标，院校部孙毅老将军还为大家作过单双杠动作表演，令人佩服。
短期内，四位元帅来校视察，反映了汉高当时的地位，是学校的光荣，促进了学校的建设。
我们在北京见到毛主席。文革中军校搞“四大”，我校大约有300名干部到北京，借“串连”之名，想见毛主席，我也参加了。那是1966年11月11日，我们住在政治学院，整队坐车通过天安门，集体接受过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车走得不快，主席在挥手，我们看得清楚。那时的高兴劲无法形容。
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由总政主任肖华主持，召开了10万赴京军校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到会绕场一周后，因事离开。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4位军委副主席依次讲话，杨成武代总长等各总部、军兵种领导都在场。元帅们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不能乱了军队。陈帅讲：“我要泼冷水，不能越左越好，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有人冲中南海、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贺帅讲了某航校搞好大串连的倡议。徐帅讲；“ 我们陆海空军必须保持战备状态，不能有丝毫松懈”。叶帅声音宏亮、讲的多，他说：“真理不能跨过一步，学毛著不是搞迷信，不要犯教条主义错误”，“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还要抓去斗，不让休息，我很气愤”等等 。
历史证明：这些讲话，何等及时，何等重要！只是当时人们头脑发热，未全听懂。
一支革命化队伍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开头就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合在长江之滨的汉高一群，是不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呢？我现在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们是精华。汉高人主要是东北军大的老底子，如院校整风前7任校政治部主任刘其人、叶明、张驾伍、李改、钱春华、韩万煜、史达，都是抗大、东北军大的。后补进了华北大学南下工作团，长沙、南昌等分校第一期部分知识青年，又从本校学员中逐次择优留下了一批战斗骨干，吸收了少数起义军官。1953年起，有少数本校优秀士兵提干、当地大学生参军。总校不管分校后，又多次调出、转业、复员，1958年还抽出一批支援辽宁盘锦农场，留下的可谓百里挑一。
经过了冶炼。军校本身就是一座熔炉，多数干部在军队院校学习过，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军校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参加过土改、反右、西藏平叛，分两批到第15军当兵（山东海阳打坑道），分两批到湖北襄阳、郧阳地区搞“社教”，还多次参加武汉抡险救灾，轮流参加本校甘露山、洪湖农场劳动。军政教员（1950至1958年政治部有文化系）和连队干部长期在教学第一线，和学员一起摸爬滚打，经受了更多磨炼。
风清气正。汉高政治教育抓得紧，学习风气浓，热心为人民服务。大家讲理想，重道德，遵法纪，敢批评，不奢华。几十年同在一个院里，彼此了解，相互支持，官无架子，兵少怨气。周边军民关系也处理得好，没发生过大的纠纷。继任校长王绍南、王泮清（后病休）和副政委张驾伍、政委曹光琳等都是老红军，同样到野外住帐棚，跟班听课，现场解决问题，王绍南校长还总结出野营“一条龙”训练经验。孙哲副校长善于组织训练，韓万煜副政委平易近人有凝聚力。那时没有贪官，不搞山头圈子，不搞特殊，不走后门，不祝寿。婚事也不请客，单位集会祝贺一下就行，而且很少离婚。业余时间单位种菜，部长处长带头，假日家属楼搞卫生，有人一声喊，老少齐动手。我处换了5位处长，没有一个要我帮他们办过一件私事，倒是我结婚时，张清安处长送我一床凉席和飯盒。全校后勤队伍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清亷自律 ，一直受到赞扬。
敢于担当。汉高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仅能圆满地完成各项训练工作，还敢于担当急难任务。1954年武汉抗洪，我校包干张公堤险段，做到人在堤在，安全度汛。1956年前后，应国外求援，许和、史文廷、卢文灿、王锡昌、牟德俊、吴东福、高德星等10余名营、团干部先后赴越南、马里、坦桑尼亚等国担任军事顾问，都不顾艰险，圆满完成任务。汉高人在土改、社教、西藏平叛和连云港海岸演习，都受人称赞。1967年冬，我同张兆英、吴东福、陈广等几名军事教员和军医赵瑛到广济县（今武穴市）接兵。这是文革中湖北武斗最严重的地方，机关枪、迫击炮都用上了，我们不顾个人安危，耐心做工作，按时把兵带回来了，且无一退兵。
名不虚传。汉高在武汉名声好，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典型，名不虚传。有正规化建设领头羊1营1连，有政治思想工作过硬的4大队13队。有评为工作摸范的校政治部主任钱春华，有誉为“老长工”的校务部部长郭天才。有从苏、日刺杀动作中研练出“解放刺”的模范教员苏呈祥，有善用郭兴福式教学法的过硬教员吴崇泉。有誉为德艺双馨的军医张森、左操和谢平格、齐素琴两对夫妇。吴庆三是学员标兵，王容之（护士长）是工作模范，后来两人结为夫妻，传为佳话。全校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李廷选，学雷锋先进司机黄自生、幼儿园好管家张敏、雷锋式女战士王连骏等，我至今佩服！
也有教训。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解决内部矛盾时，走过弯路，运动中有伤害，军队也难免。汉高的问题主要出在院校整风与文化大革命，根子在上边。先套“三家村”，批“一分为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后取销党委领导，搞“四大”，错上加错。两派对立，思想混乱；校外串连，冲击军区，也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办学习班，清理阶级队伍，翻烧饼，都伤害了一些同志。撤销后，武汉军区抽胡哲和我复查，虽查清了杨永、周道等历史冤案，但因政策与观念等原因，无法解决问题，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会后，才雨过天晴。
事实证明，汉高有因和平而松懈斗志、吃老本而跟不上现代化的问题，但领导班子是好的，干部队伍纯结。运动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无限上纲，做错事的有，应吸取教训，但未发现与反革命集团直接联系而从事阴谋活动的情况。一些因历史与现实问题被错误处理的人，如教员王毅、郑元等，后来都由武汉军区出面，按中央政策予以解决。运动中被“打倒”或靠边的韩万煜副政委、孙哲、刘子仪副校长，以及来校不久就领导整风，“文革”中又挨整的竇洪年政委、赵进之副政委，他们都是有缺点的好同志。后来孙副校长任南昌陆军学院副院长，韩副政委任河南省军区副政委，余留湖北任职或休息。
“文革”已彻底否定，政治运动不能再搞。人们认识到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是神，但他们为中国人民奋斗。强敌仍在窥视我们，中国不能乱折腾，要靠共产党凝心聚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求政稳民安、国富兵强。因此，中国人民在十年动乱后，仍坚定地跟着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脱贫致富；在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跟着习近平反腐倡廉、复兴圆梦。不学叶利钦，也不听西方的教唆搞“颜色革命”，这才迎来了今天的好光景。
一个撤销的指示
军队精简、院校调整，撤销或精简一些单位是正常的。我军的铁道兵、工程兵还集体转业呢。当然，一个单位的去留，应从军队现代化建设总体上考虑，尽量保留有战功、有光荣传统的单位。
1969年8月，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办事组7月27日指示，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我认为这是在不正常情况下发生的。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军委办事组早就排斥几位老帅；武汉军区在代管汉高时，有的领导有片面看法，“文革”中更加如此。其实汉高有好校风、好队伍、好经验、好设施，院校整风与“文革”中的问题，主要不应记在汉高身上。学校的顺利解散，没出任何问题，且相互提醒，珍惜传统，正说明大家顾大局，识大体，更让人觉得散之可惜！虽然当时院校重叠，院校部曾想改汉高为摩托化步兵学校，又因场地问题未定。但从后来信阳步校的恢复、长沙军事科技大学的建立，说明有光荣传统的汉高应该保留、改行或合併。
当时学校党委已停止活动，工宣队（一冶工人）、军宣队（空45师）未走，清理阶级队伍尚未结束，撤销工作由原武汉军区承办。人员去向：勤务连97名（干部8）调归总参三部六局，在编工人218名留海校，战士21名复员。干部795名（含职员23），由武汉军区干部部与汉高干部处刘守和与辛殿武等三人商提方案，除158名复员外，主要分给新组建的第17军、湖北与河南两省军区和武汉军区五七干校。该校位于襄阳黄集，不到一年撤销，原汉高干部又另行分配。
抗大以1936年6月1日为建校纪念日，至汉高撤销达33年。为处理好善后事宜，成立校临时党委，先后由孙哲、张书坤任书记，郝永斌、邵有元具体负责。留守处还建立最后一个党支部，刘志为书记，我是委员，至次年8月，留守结束。“将校摇篮抗大风，东西征战作先锋。军营桃李香天下，旗灿关山几万重”；“三十余年火样红，一刀砍去各西东。军魂岂可因兹失，飞向神州尽是龙！”这是1997年我回访汉高原址时的感慨。汉高解散了，但抗大精神长在，群众的眼晴是雪亮的。
他们是闪光的金子。如汉高训练部长张书坤，文革中不搞派性，稳住了一批教员、干部；升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总后武汉基地司令员后，敢于担当，勇开新局；离休后以诗书画传人，两次出版《心涛》等专集。汉高政治部主任史达，在接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后，又登上讲台大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他们中有任湖北省军区参谋长的王德平、庞爱言，有任宜昌、沙市市委书记的郭盛亭、谢承康，都在复杂环境中尽了心力。有两袖清风的张际功、邹光炳、吕相华、郝永斌、杨芳茂、黄廷约、孟宪魁等长者；有老当益壮的刘诚芳、卢文灿、张希珍、郑允才、郭金昌、童建昌等军分区领导，有开拓前进的曹洪源、蒋立强、赵世铎、张锄强、吴忠坤、朱万昌、邱忠安等新秀。有以诗词、书法、棋艺、摄影、医学传世的萧永义、李文、郭子福、刘以宽、戚霈霖、张庆铭；有任职地方大学的皮乔松、史良臣、张德功、刘玉春、黄正、肖明等。一批复员干部、战士，在城乡基层发挥了种籽作用，常有珊在深圳创办起自己的公司，关心公益事业；干部复员当煤矿工人的曹志昌、蒙寃回乡当农民的周道等，都不改共产党人的本色。
他们又集合了一群。汉高解散后，1973年恢复了信阳步校（后改为信阳陆军学院）。50余名汉高的精英又在那里集合，许和、车成德任副校长、副政委，李绍晨、胡玉璞、辛殿武、陈荣庭、李燕山、吴崇泉、孙守业、刘光樑等任部处室、大队领导。他们带头和大家拧成一股绳，弘扬抗大精神，让抗大校风在新学院、新学员中扎根。
他们走向海洋。海军工程大学是1949年5月创立于东北的安东海军学校，一些领导源于抗大，现为国内外军事名校，为我国海军走向远洋作出了重大贡献。海、空军都有一批汉高学员和调去的干部。汉高留在海校的教员陈广与电话班长史济法、厨师凃仁杰等200多名职工，一直在平凡岗位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夜以继日地为海校服务，直到光荣退休。他们为亲眼看到我军从陆上走向海洋而骄傲，我也为我未曾谋面的小老乡万爱球在海校毕业后，担任南海舰队高级工程师，战斗在第一线而唱赞歌！
他们都是抗大火炬的传承人。汉高有多少子弟，谁也说不清。只知道他们不忘汉高，爱国爱民，都有作为。稍一了解，汉高子弟中有白路（白映怀之子）、张为与张备兄弟（张森、左操之子）、张晓菲与张小羽姐弟（张书坤子女）等多位大校或局长。有姐妹双博士、双教授的郭群、郭玲（郭子福之女），有留学美国均获高学历的金灵、金为民、金忠民三姐弟（金丕萃子女）。有国内名医夏欣（夏长高之女）、崔卫华（崔汉馨之女），有知名企业家孟武钢（孟宪魁之子）、张伟（张希珍之子）。有武汉十大著名律师之一杨大矛（楊继先之子），有带病自学成才的名律师郭长征（郭克强之子），还有以新中国第一张裸体照《纤夫》，扬名世界的肖萱安（肖明之子）。作为硬骨头六连优秀代职副指导员、国家一级作家张为，竟是当年与我同楼的少年子弟。我更高兴地看到这批少年的子女又接班登上舞台，如张清安孙子陈晨导演的《超级女兵》，轰动了全国呀！
忘不了军嫂。她们每个人都值得称赞，都有一家光荣史。仅举四例：张文英大姐，军械器材处副处长王百川的老伴，山东牟平人，小脚，文盲。她挑起家庭养老扶幼的重担，让丈夫出门打鬼子、打老蒋，失联后两次闯关东寻夫；1956年随军后，又响应号召，回乡务农。她一直鼓励丈夫安心服役，教育子女接好革命班，小女王连骏是原武汉军区的先进代表。如谢秀三大姐，宣传干事林德一妻子，江西瑞金人，父亲长征中牺牲。她鼓励丈夫讲好政治课，支持儿女上山下乡，大儿子谢林平成长为省党校教授。再如钱瑛大姐，宣传处刘万鹏老伴，知识女性，地方干部，担起家务，全力支持丈夫工作，3个儿女都优秀，小儿刘力还升为警监。农民出身的江芳义、王纯桂夫妇，让江远汉等5个子女都读了大学，各有专长。汉高人不计名位，平时敢担当，解散时又那么顺利，儿女们争气，一半功劳归军嫂！
这仅仅是我知道的一部份。一个这么大的单位，这么多老同志，一纸撤销，携妻带子，迅速奔赴四方。经过文革动乱与改革大潮之后，仍然那样执着，相互提醒，忠于理想，不改初心，难得！人们看到这里，会为汉高的撤销而惋惜，也会为汉高人无怨无悔、自觉地传承抗大精神而欢呼！
一次次相聚的启示
汉高撤销后，朱万昌同志热心地印过汉高人员电话本，只因社会进步快，号码很快变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用微信联系，但还是少不了回原地寻根，到武汉聚会。此刻，我静下心来，品味着汉高撤销后，人们几次大的聚会。
学员聚会。从 1989年9月起，中南军大第1期学员张岱、万惠烈、周振佛、吴晶明、徐敏（从第38军、第39军转业回武汉）等人，与同期毕业留校的夏长高，在武汉组织了4次汉高同学联谊会。第一次150余人，借中科院武汉分院举行，怀念母校，畅叙友情。此后，又在3604工厂、硚囗工人文化宫、武汉警备区招待所聚会3次（隔5年一次），每次都在300人左右 ，来自全国各地。许多曾赴朝参战，有的受过伤。第2次有武汉军区原副政委叶明（曾任汉高政治部主任）和邹光炳老参加，他们题词、讲话，都强调发扬抗大优良传统。第3次是汉高50周年，武汉军区原副政委任荣（抗大分校学员）到会，汉高老人邹光炳、张际功、周伦、陈鹤亭、蒋立强参加，张际功讲了抗大校史。4次聚会都自己掏钱聚餐合影。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自知年大，难以再聚，遂搜集珍贵照片，自费印发《军大情怀》一书，内刊有军大三总队政委史达《回忆中南军政大学》等文章，值得珍藏。万惠烈、周振佛、夏长高等28人编辑的军大校友通讯录，对军大两年有综合性叙述，值得肯定。
医护人员聚会。1951年中南军大卫生部、医院撤销，吴强等领导转到解放军武汉总医院工作，在当地军医系统引领了好作风。汉高模范护士长王容之（后任武汉军区门诊部医务主任）是中南军大护训队学员，她和高兰芳、魏香兰等汉高护理人员为倡导敬业精神，近20余年几乎每年聚会1次，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余人，共话友谊，畅叙家事，其乐融融。2002年的聚会，有汉高老人邹光炳、张际功、张森、左操等参加。王大姐在越洋电话上向我讲，“军校讲的社会发展史、辩证法、党史三门课，让我有了远大理想，一辈子管用 ；进了护训队，又让我一辈子爱上了这个职业，爱上了同行的姐妹。”
汉高子弟聚会。他们有多次聚会，2014年5月2日的聚会影响较大。他们来自全国，上午在汉高礼堂前合影，380余名五、六十岁的男女，露岀儿时的天真，似绽放的花朵；他们漫步校园，同忆童年趣事，共话父辈精神，充满乐趣和激情。下午在蓝天宾馆表演大厅，当天幕上展现校史图片时，他们合唱抗大校歌，依次尽兴地表演各自的歌舞节目，欢乐满堂，热泪盈眶。这次策划者张备、张小羽，编辑者孟武钢、杨大矛、张骏、罗津江、刘斌、吴施林、杨凱、谢楠、郑汉军等用半年时间，编印出带照片的通讯录。白路、张备整理出可靠的校史沿革，孟武钢、韩煜英、杨晓茗、张伟、庞广民提供赞助，张书坤中将题书名为《心灵的故乡》，张为写下了热情洋溢又富有哲理的序言，表达了几代人的心声。
至于在北京、郑州、开封、信阳、武汉、荆州、宜昌、长沙、广州、深圳的汉高干部、学员、子弟聚会，无法统计。汉高长者逝世的悼念会，每次都是感情的奔放与升华！
我不热心也无力参加这类聚会，但我羡慕他们的真情与无私。他们一次次聚会，是基于对抗大精神的追忆，给我的启示有三：
一是怀念。汉高是抗大真正的直接传承学校，是汉高人的摇篮、
故乡，母校、熔炉，是一些人出生、上路或用武之地，值得怀念。
二是信念。人们跟着共产党打天下，搞社会主义，经过拼搏征战，
有过成功与失误，但九曲黄河归大海，人们坚信中国今天的道路没有走错，自己没有虚度年华，值得骄傲与庆幸。
三是纪念。抗大的精神，前辈的奋斗，不能因汉高撤销而抹掉，
也不能因一两个人岀事而否定。重在抢救有用资料，留作纪念，传好用好革命前辈的故事，变成动力，激励后人，走好新的长征路。
事实上，已从岗位退休的汉高子弟们已在代我们开展这项工作。最近，牛皖平（北京）、张为（广州）、关小桓、张水鹰、谢楠（武汉）等几十人，到河北邢台，参加抗大研讨会；关小桓、谢楠等冒着酷暑，走家串户，寻找抗大遗物，请老同志追记资料，并配合电视台搞些节目，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汉高的老人不多了，“文革”中的派性早已烟消云散，人们怀念过去，更面向来来。在党的十八大与新的古田会议后，改革强军，科技兴军，我军在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上，正大踏步前进。汉高人会跟上时代，对于历史人物，会以中央的决定为准，历史地客观地看，功过分明，不听谣传，不以假乱真，传好正能量。
我认为抗大精神也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份。全军都有抗大的基因，全军院校都是抗大的传承人。井冈山、延安、邢台、通化、汉口等地都应有她的纪念点，让人知道来龙去脉，军事博物馆应予体现。
我还认为今后宜以国防大学为抗大正宗传承学校。理由有三：1、她和抗大一样是全军最高综合型学府，创办时不少领导人来自抗大或分校 ；2、她是1985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合并北京军事、政治、后勤三学院组建的；3、她面向世界，招收外军学员，便于对外，也好下传。
一生的未了情
火红的军校，革命的熔炉。她让多少青年人想往，奉献出宝贵的年华甚至生命；她又让多少老兵痴迷，离退休后仍居安思危，以不同形式弘扬爱国精神，传承祖国优秀文化。
先看汉高三位长者。如史达老人，平生爱钻理论，敢讲真话。在文革批斗中仍认定：“任何事物可一分为二，没有禁区”。在其关心和影响下，汉高有一支经过考验的理论队伍，如胡玉璞、孙亦文、黄正、金丕萃、张锄强、盛大经、刘启年等，晚年他还一直鼓励他们讲好理论，当好清官。又如从延安抗大到东北军大，再任汉高政治部副主任的张际功老，休息后学诗词、书法，常在集会上为晚辈讲抗大校风，在病床上还以书信、电话鼓励我和郭子福创作。再如1937年参加山东黑铁山起义、在抗战中腿部负伤的汉高校务部部长邹光炳老，重逢时年届九十，见面就对我讲“你们要看清日本在复活军国主义，拉美国，整中国”，“当年山东人民抗日有骨气，于化虎、赵守福是英雄！”再逢时他己失去语言能力，他的动作，却还在清楚地表明这个意思。
从东北军大南下汉高的王祖述、钱文华，担任过原武汉军区文工团正副团长。他们离休后集合军、地老艺术家，组成湖北省老年艺术团，高唱正气歌、改革颂，为江城人民献艺10余年。我看了他们的彩排，由衷地吟成四句：“没有硝烟有战场，重新披甲又何妨。东湖十载迎春颂，乐得江花更闪光！” 原军大文工团、医院的老同志，不少成了奉献余热的志愿者，促进了社会的亲和力。曾四上天安门观礼的李健，晚年苦练书法，以“祖国万岁”等条幅来祝福祖国。柳晓光、黄正、夏长高、周道、肖明、张金保等主动整理军校资料，表达情意。
1949年投奔湖南军大，再选入总校学习而留校的百余名三湘知识青年，有的也皓首穷经。仅举四人：萧永义（湖南国立十一中学生），他不仅是解放军红叶诗社创立人之一，诗写得好，还潜心研究毛泽东诗词，出版《毛泽东诗词史话》、《毛泽东诗词对联题注》，备受诗界重视。李文，以书法著称，留下精品，晚年还尽全力，负责武汉老干班书法教学，直到辞世。郭子福，晚年爱好广泛，均有成就，洪山区为他举办过“郭子福书法诗词京剧象棋综合展”，他与柳大华合著的《中国象棋实用大法》，发行全国。樊哲华（现居信阳），晚年以四字韵句评论历代皇帝，初稿达12万字，足见功底和毅力。
我离开军校到宜昌军分区15年后，退休回乡。人在福中不知福，一旦失掉，才让人怀念！是军校让我坚定了理想信念，是武汉给了我幸福家庭。我特别怀念汉高，留恋武汉，自愧许多事情没办好。退休后仍认为我是一个兵，应尽力弥补。我曾用10年时间与人主编《岳阳市军事志》。后随打工求学儿女闯深圳、越重洋，又为歌颂祖国、反击西方反华政客，在妻子郭桃云支持下，出版过《壮怀吟》等3本诗文小册子，鼓与呼。虽微不足道，也是一丝情意！
这篇初稿被汉高子弟网传后，受到肯定。我在听取张书坤、郑允才、石浩、柳晓光、周伦、黄正、萧永义、刘大存、樊哲华与曾昭发等同志意见后，又多次用电话同周道、夏长高、钱文华、刘守和、孙鸿昌、黄汉斌、李孟周、张金保、张志、岳振刚、姜文厚、殷苏泉、刘泽华、王容之、周振佛、刘天德、孙承国等同志作了核实，并网查了有关史料。汉高子弟白路、牛皖平、关小桓、谢楠、张水鹰、张骏、邹力、江远汉等提供过惰况。虽再次修改，仍难免有误，恳请赐教。
仅以此文怀念抗大前辈，怀念汉高人，感谢武汉父老，感谢湖北人民！（2016年12月完稿于美国，2017年9月再核正）
作者简介：余岳武，1932年6月生，湖南岳阳县人，1951年1月入伍，现为岳阳市军干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