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里中国的沉浮！！
从避暑胜地到中央暑期办公地点，再到各领域专家休假场所，新中国成立至今，北戴河的角色不止一次地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夏季的北戴河总是能吸引无数目光。
渤海之滨，燕山之南，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北戴河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戴河自北向南流淌，汇入渤海，北段为北戴河，南段为南戴河。北戴河段，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每年最高气温超过30℃的天数，平均只有7.6天，距离北京不到300公里。优良的气候条件、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避暑的好地方。每年夏季，一些重要的会议都会在此召开。
可以说，中共的不少重大决策都是在北戴河制定的，许多影响到当时国内外局势的重大事件也都发生在这里，或在这里拉开序幕。
从避暑胜地到中央暑期办公地点，再到各领域专家休假场所，新中国成立至今，北戴河的角色不止一次地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夏季的北戴河总是能吸引无数目光。
北戴河与政治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俄美等国获得了在北京常驻外交使节的权利。驻京的西方人员在华日久，便利用特权四处寻找适合夏季避暑的地方，最后看中了渤海之滨的北戴河。
清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应驻京西方使节的要求，清政府正式将北戴河辟为旅游避暑区，“准中外人士杂居”。这也使得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确定的各国人士的旅游避暑地。
1912年，北洋政府的高官开始在北戴河修建度假住所。之后数十年间，北方的北戴河和南方的庐山成了国民党军政要员避暑的两大主要去处。
当时，作为中国现代旅游业发端和缩影的北戴河，在近代历史上也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个官方经营的外国使节避暑区、中国第一条旅游专线铁路和第一条旅游航空专线。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这一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也引起中组部的重视。他们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
1949年4月6日，对北戴河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中组部派招待所的负责人到达这里，在东联峰山接收、购买100多栋别墅，组建了疗养院。随后，全国工会系统开始效仿苏联的做法，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
1949年6月，朱德总司令来到北戴河，成为第一个在此疗养的中共领导人。此后，他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逝世前一年。
1952年，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规定中直机关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
1953年，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时，中央决定夏天集体到北戴河办公。随着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的形成，北戴河正式登上共和国的政治舞台。
从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会议几乎都在这里召开，“新华社北戴河电”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在报端，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不断从北戴河诞生。渐渐地，北戴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的政治“晴雨表”。
比如，著名的1958年“北戴河会议”，也就是8月17日至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跃进”的一次标志性会议，通过了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它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把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会后，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
■ 北戴河会议。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8月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打金门，并提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这八个字包含了毛泽东决定打金门而不打台湾的极重要的策略思想，也是他妥善处理中美蒋三角关系的绝妙之笔。
1962年8月，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期，北戴河会议举行。参加会议的各省省委书记，心里记挂着仍然是怎样渡过困难时期，怎样把农业搞上去，会议开始的一段时间讨论的重点是怎样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然而，会议上风云突变，会议主题转到阶级斗争问题，成为后来“文革”的发端。
1965年夏天，当时国内经济状态已大有好转，政治气氛却显得沉闷，大多数电影和戏剧因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而被禁，这使海滨剧场也显得单调和冷清。北戴河海滨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央来的领导人已不多，预示着一场人为的风暴将会来临。
1966年，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随后，中央机关内也卷起相互攻击、揭发和贴大字报的风潮，以致人人自危。在这样一个夏季到来时，到北戴河避暑根本无从谈起，原来设立的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取消。北戴河的暑期办公制度就此中断了18年。
■ 毛泽东在北戴河。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革”被否定，大批曾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得到平反，中央和地方的疗养院又重新收归各个部门，过去的疗养制度又逐渐恢复。一些年事已高的中央负责人在夏天到北戴河半休养半办公，国内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重要决策又开始和北戴河有关。
改革开放后，经济大潮翻涌。1979年2月4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一条消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北戴河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使用”。当时，邓小平作出这个决定，是迫切希望通过旅游业挣外汇。但北戴河的政治色彩并没有褪去，而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夏都”。
1984年，中央恢复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8月16日，邓小平在北戴河接见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物理学家丁肇中；1985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日本参议院院长木村睦男；同年8月1日，邓小平会见了日本公明党访华团，强调了改革开放是坚定不移的；1987年7月24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14位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
1987年暑期，中央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在北戴河海滨对十三大报告进行了讨论修改。
除邓小平外，其他很多中央领导人也在北戴河一边休养一边办公，尤其是整个90年代，北戴河的夏季都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等单位在暑期办公的重要地点，很多领导人在炎热的夏季都在此一边办公一边游泳，处理了诸多重大事务。
这些领导人有胡耀邦、杨尚昆、万里、张爱萍、田纪云、李鹏、谷牧、廖汉生、康克清、丁关根、温家宝等等，北戴河成为了夏季中共中央处理内政外交的办公场所。
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也是在北戴河进行的，文件起草班子在这里汇总各方面建议，进行反复推敲。这个时候的北戴河最为外人关注。
此时的“夏都”，与以前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老百姓开始和领导人共用这片避暑胜地，也留下了不少佳话。有一年，一位政治局常委只带了两名工作人员，悄然进了一家小餐馆吃饭，被老板认了出来。这位领导笑了笑，示意老板不要惊动大家，他和普通客人一样吃完饭、结了账，散步离去。
2003年7月19日，人民网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今年夏季将不到北戴河办公……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需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
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赴北戴河暑期办公的说法不再见诸报端，“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由此成为历史。
在后来的报导中，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徐焰少将曾解释：关于中央决定于2003年取消这一办公制度，其直接原因是受“非典”疫情影响，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不得擅自离京，更别提到北戴河休假；但根本原因是，随着社会发展，夏季防暑降温措施已十分发达，过去一些领导人在特定地区休养避暑的状况势必要有所改变；然后就是，取消这一制度，将专为首长服务的设施向公众开放，也是中央核心领导集体亲民、廉政，发展社会民主化的重要表现。
虽然中央领导不再到北戴河集体办公了，但一些惯例并没有变，一些会议和会见活动也常在此举行。北戴河以一种低调且神秘的姿态，继续着它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特殊地位。
2001年，我国首次把人才问题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专家夏季休假也作为制度被确定下来，地点就定在北戴河。这年8月7日，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会见了部分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从2001年开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分14个批次共邀请700多名专家携家属来北戴河休假。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专家，成为北戴河夏天的“贵宾”。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时，开国上将中健在的只有吕正操和肖克两人。那一年的8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北戴河，专程看望了101岁的吕正操。
2012年8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见优秀专家和基层一线人才。
不过到了2013年暑假，北戴河似乎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这里的高层会议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习近平亲自出面，京津冀三地明确区分和定位；2014年8月，由于之前中共“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行动，使得人们对北戴河的动向高度关注。
不过，这次北戴河的经济会议主要是确定习李分工：习近平主抓顶层设计，体现党管经济、治理体系扁平化特征，李克强主抓短期政策落实，并敲定了未来7年改革路线图。
2015年夏天，还有人仍期待北戴河会议，不过，最后官媒宣布“今年北戴河无会”。
与过去那些重大决策如办人民公社和“炮击金门”在北戴河的诞生不一样，近年来中共领导人在北戴河的一些会议，已经与过去的“北戴河会议”意义大不相同。
随着中国政治逐渐走向透明化、常规化，北戴河已经不需要那么“神秘”，其政治色彩逐步淡化，回归其北方稀缺的疗养胜地本来面目。
上文提到的徐焰少将也认为，未来的北戴河，必定是政治上退潮，经济上涨潮，发挥其现有的资源和潜在的优势，使其按旅游经济的市场规律自然发展，将是最好定位。
（转自 东方财经杂志 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