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长耿飚缘何未被授予将军军衔？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任国防部长中，有一位唯一没有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的命里缺火，于是母亲就给他改了名字，在名字里加了三把火，而且禁止他靠近水，所以在南方长大的他成了一个“旱鸭子”。然而，不会游泳的他，却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远渡重洋，成为新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毛泽东称赞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一个好大使。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他奉命武装接管宣传舆论阵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呼吁尽快让邓XP、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在我党我军的关键历史时期，彰显了他的传奇人生。他，就是后来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耿飚将军。

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1950年春节刚过，正在西北浅显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中央一纸调令，他便携家眷来到数月前刚刚举行开国典礼的北京，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

1946年秋，耿飚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和交通处长，第一次到北京谈判。三年后，参加完平津战役的耿飚，在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队伍进入北京。这次他要脱下军装，从事外交工作。

耿飚将军的女儿耿焱说：“父亲那时候正带领部队往西北打，中央的调令来了，说让他去做外交官，他说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非常不愿意，一个军人脱掉军装是很痛苦的事情。中央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懂军事的干部，外交就是战略，你懂军事，懂战略。周总理说：抗日战争时期，你就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你又在军调处协助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怎能说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呢?基于这些原因，父亲同意了，接受了。”

将军改行当外交新兵，其实并非耿飚一人。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会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调外交部工作的时任解放军第7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接到命令后同样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批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新中国诞生前夕，一次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外交事件，使中英两国代表一同坐到了谈判席上。时任三野第8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受中央之命，成功处理“紫石英”号外交事件，开启了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影，并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善武的儒将。

周恩来有多细致：亲自教耿飚系鞋带

“将军大使”学习班

为了让新中国的第一批转行成为驻外大使的将军们尽快适应和熟悉国外的生活习惯，转换好自己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第一批大使和家眷集中在前门大栅欄的新华饭店，举办了短期培训班，学习外交礼仪。

耿莹说：“他们都是老粗，这些长年扎根在根据地和战场上的“土八路”们吃了不少苦头。习惯了睡草席、躺门板、住窑洞日子的他们，一下子让他们脱了军装，突然要睡到饭店的弹簧床上，这个一看一会儿要穿高跟鞋，一会儿要使用刀叉了，吃饭什么这个那个礼节，这个打仗打了那么多年的军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

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但是，我们知道，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

初次穿上中山装的将军们，都感到很不习惯，觉得这种外交服装束手束脚，不像粗布军装那样随意自在。

不习惯的地方还有称呼，习惯被人称呼为某某将军突然变为某某大使，这也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其实，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角色的转变了，但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抉择，这些戎马半生的共和国将军们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放下将军的威严。

耿莹说：“总理还请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驻华大使介绍各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各国大使作报告时，由毛岸英当翻译。外交部先后请来了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讲课。

学者、专家们分别讲述了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等。同时还找了国外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人，甚至是外国友人来教他们吃饭拿刀叉，穿旗袍怎样穿，头发怎么烫，烫什么款式。我记得父亲要穿什么三接头的皮鞋，不会系鞋带，都是周总理亲自教我父亲。”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学习班期间，周总理多次来看望，并把“外交”和“军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激发了将军们的兴趣。按照周总理的话讲，他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了另一个阵地上，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周总理还说，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武打”变成“文打”而已。他鼓励将军们把在战场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武打”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外交场合的“文打”之中去。一说到打仗，将军们都来了精神，对外交工作也开始有了兴趣，得到了提高。

脱我战时袍，还我女红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过中国战场上的“娘子军”：女人不穿裙子不涂口红，与男人一样舞刀弄枪。在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夫人中，这样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也不在少数。当时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适应她们此前并不认同的所谓“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烫发、抹粉、涂口红，还要学习如何着装和西餐礼仪。在她们看来，如今革命胜利了，正是为建设新中国发挥才干的时候，自己怎能描眉画眼地出国去当“官太太”?有人抱怨当初不该来北京，有的吵着要回部队，更有人说宁可离婚也不出国当“夫人”。在会上，黄镇的妻子朱霖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翻身解放。进城后我们应该为国家出力，而现在却让我们去当夫人，去当附属品，这简直是对我们的罪恶和污辱!”

眼看工作上的分歧就要演化成大使夫妇之间的矛盾，周总理闻讯后，立即派邓颖超来解决此事。邓大姐的“现身说法”，让女同志们对大使夫人的身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就这样，为了国家的需要，这些从没穿过裙子、对梳妆打扮一窍不通的女战士们第一次坐在了梳妆台前，耐着性子学习对镜梳妆，描眉点唇。此时，应付这些繁文缛节已经成为组织上交给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而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认真去完成。

为了尽快适应大使夫人的角色，夫人们一有空就穿上旗袍和高跟鞋，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脚上很快就磨出了茧子，还要忍着疼痛继续坚持。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早日成为合格的大使夫人，向组织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隔着窗户看递交国书，“以小见大”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主席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没几天，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要递交国书了。经周总理同意，将军大使们被安排在勤政殿旁边的小屋里，透过窗户纸的小窟窿，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仪式开始前，周总理前来检查，要求不能将窗户纸窟窿捅得太大，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以免让外国人看见殿堂里一排排大窟窿不雅观。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诉大使们：“洞虽小，但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啊。”

仪式刚一结束，大家就热烈地议论起来。有的嘟囔道：话那么多，咋记得住呀?有的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事先写好，到时背下来就行了。最后，大家得出了两点共识：一是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有个腹稿;二是首次递交之前，多预习几次，比如走步、站立、呈递的姿势等等。有人还建议趁热打铁，当场练习。于是，他们就在勤政殿的小屋中，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轮流练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