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许将军向来淡泊名利，就力辞大将，还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红二方面军，其实有四个人都有当元帅和大将的资格。”

许光达没有说具体是哪四个人，但我们看看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层就大概知道了：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萧克，政委任弼时、关向应（先是副政委，后来提正）。

可惜的是，两任政委都英年早逝，任弼时病逝于1950年，关向应更早，病逝于1946年，都没有等到授衔的那一刻。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位当年跟贺龙齐名的关向应。

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关向应与贺龙的名字是始终连在一起的，连军部的文件签名都是用“贺关”来代替。后来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曾比喻说：“‘贺关’是我们一面旗帜上的两个名字，正如我们党旗上的镰刀和斧头一样。”

从1931年开始，关向应就与贺龙走到了一起，一直到1941年关向应去延安休养，整整十年的时间，两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最佳搭档，一个负责军事，一个负责政治，跟后来的刘邓、林罗一样，都是我军历史上非常经典的组合。

有一次，贺龙满怀深情地说：“我和关向应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始终在一起出死入生。记不起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

还有一次，贺龙被火速派往前线，关向应不在，贺龙就给他留了一封信。关向应回来看到那封信，竟然哭了，对工作人员说：“我和他一起打了十年的仗，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在，他怎么一个人去了？”

这就是两位革命前辈的革命友谊，那是一种出生入死的革命感情，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了。

（图：抗战时期的关向应与贺龙）

关向应出生于辽宁金县的一个满族家庭，从小就好打抱不平，很看不惯富家子弟对贫苦百姓的欺凌，经常跳出来跟他们做斗争。20岁时，关向应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立刻在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意识到这是自己一生都要从事的伟大事业，就毅然离开了家乡，加入了共产党。

离开的时候，关向应没有跟父母说，怕父母担心，直到到了上海后，才给弟弟写信，说：“你要好好侍奉父母，我已是不孝顺的人了。你要知道孝顺父母不是给父母好东西吃，是无论何事都顺从父母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孝顺。”

——这几句话，今天的人更应该看看。

关向应跟罗荣桓元帅差不多，都是天生做政治工作的奇才，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在长征中，关向应发现了一个受伤的士兵，就把马让给了他。其实当时关向应也在生病，战士们都关心地说：“首长身体不好，把身体累坏了怎么办？”

关向应哈哈一笑，回应说：“如果战士们都累坏了，我还给谁当首长去？”

在路上，关向应还问那个受伤的士兵：“你是怎么参军的？”那个士兵说：“首长，我是自愿参军的。”

关向应又问：“你知道国民党的兵是怎么来的？”那个士兵说：“知道，都是抓壮丁抓去的。我还被抓过一次呢，被我跑掉了。”

关向应笑着说：“这就是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最本质的区别，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要自己做主，真正为穷人做事！”

抗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请注意，三个师的领导是这样的——

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

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

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

按照关向应的级别和能力，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绝对是元帅的人选，至少也是大将。

（图：关向应与聂荣臻）

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常年抱病工作，关向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连左手都不能动弹了，但关向应仍然很乐观，对来看望他的贺龙说：“把左手锯掉了，还有右手一只手，照样能为党工作！”

这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高尚之处！哪里像现在的一些干部，别说生病了，就是没病都不干人事儿。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与世长辞，年仅42岁。

在追悼会上，毛主席、朱老总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尤其是跟他共事十几年的贺老总，更是哭得泣不成声。

几天后，贺老总写了一篇《哭向应》，其中写道：“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翘首苍天，你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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