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台湾“苏联间谍案” 牵涉将领孙立人一段婚外情

来源：凤凰网江苏站 

作者：李诚

黄美之的小说《烽火俪人》的封面。

1950年，年轻貌美的黄美之（原名黄正）在孙立人二夫人张晶英的安排下，以私人秘书之名，来到孙立人身边。

在台湾屏东的孙宅，50岁的孙立人对黄美之展开狂热的爱情攻势，两人很快同居。

这段恋情，直到2010年7月，才由一本名为《烽火俪人》的书披露真相。

黄美之出狱后不久拍摄的照片。

该书的作者，正是黄美之。不过，黄美之后来因“间谍案”入狱10年，因篇幅有限，文中只是一笔带过。

很少有人知道，这次涉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苏联“匪谍”李朋。

堪称小生的人物

在台湾，李朋是第一个以“国际间谍”罪名被枪毙的人。

现有的资料表明：李朋1919年出生于天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抗日时期担任美军翻译，同时担任纽约时报记者，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曾任职中央社采访部主任，后转为苏联塔斯社的记者。

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李朋重新回到中央社台北总社工作，曾任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秘书。

据台湾名记者龚选舞回忆，李朋“身材颀长，表现灵活，堪称小生的人物，穿上一套贴身西装，着实有几分大使气概”。

黄美之和姐姐黄珏。

黄美之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当时李朋正对她姐姐黄珏展开追求，李朋被抓后，被打得难以忍受，就乱咬出黄珏也是间谍。

不过，据黄珏丈夫徐嗣兴透露：早在1949年前，黄珏就和李朋认识。黄珏在南京金陵女大读书时，风头较健，一次金陵女大的活动上，李朋前去采访，两人开始相识。后来去台湾后，在女青年大队的黄珏再次遇到前来采访的李朋。

徐嗣兴否认李朋是冲着黄珏去的，因为“新闻记者总是到处跑，东问问、西问问，也没人怀疑什么”。

但李朋前来参观，不管其目的如何，是要经过孙立人将军同意的。

事后不久，李朋因“间谍案”被捕。

黄美之相信，孙立人此前得罪“太子”蒋经国，蒋经国为了报复他，才将黄珏和黄美之也拉进李朋的“间谍案”。姐妹俩因“过失泄露军机”罪，入狱10年。

李朋的“间谍案”，全称为“李朋、汪声和为首的苏联间谍案”，“案犯”共16人。

扩大国际宣传

李朋案发，和汪声和的暴露有关。

汪声和（１９２０－１９５０）毕业照片

汪声和比李朋小一岁，1920年生于北京，1943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担任国民党民航局的电台台长。1949年应党组织的要求，偕同夫人裴俊一起去了台湾。

汪声和的暴露，在魏大铭回忆录《无形战争》中，有详细的记载。魏是戴笠手下的红人，掌控电讯情报部门。1949年国民党撤到台湾后，魏大铭为“国防部”技术实验室主任，是蒋经国麾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

在书中，魏大铭写道：

1950年2月，他的部门从电讯监察上发现，台北厦门街133巷9号附近，有一电波很强的秘密电台。遂下令日夜埋伏监控，终于以电讯测向法锁定二、三户日式住宅为目标。他们以分区停电、查户口、修理水电、防空演习等借口入室查看，并无所获。

最后，魏大铭亲自出马，重点搜查其中一户。他们从天花板、墙壁、地板，一一搜查，竟没看出半点疑窦。就在要走出大门时，魏大铭再回头扫视，突然发觉小客厅中一小圆桌的柱脚特别粗大，与一般家具不成比例。当即下令打开，一套强力收发报机就此现形。

该处住宅，正是汪声和的家。

书上称，汪声和直接受命苏联海参崴第三国际（事实上，该组织已于1943年解散，疑指其后继机构苏共情报局）。那时，“第三国际”类似全世界共产党的总指挥部，各方情报汇集，直接供给莫斯科中心。斯大林对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疑惧极深，深恐与美国直接冲突，引起大战，所以任何有关台湾的情报都极有价值。

这一电台被破获，顿时切断了“第三国际”在台湾惟一的情报来源。

随后，李朋作为联络员落网，黄珏等涉案人员被捕。

1950年9月6日，汪声和及妻裴俊、李朋及妻（一说女朋友）廖凤娥4人被公开枪决，潘申庆、廖干元、李光国、黄珏、黄正（美之）等5人分别判刑10年。

据说，廖凤娥的家中也发现有电台一部。廖凤娥死前只有27岁，是台北省立医院的护士。 “案犯”中还有3位是廖凤娥朋友，因为和廖凤娥通过信被捕。

让人觉得很搞的是，承办该案的保安司令部人员告诉他们：“为了扩大向国际宣传破获了苏俄电台，所以将你们也算了进去。”而他们3人在监狱中很受优待，起先坐办公室，后来派他们管理福利社（如洗衣部等）及纱厂，经常可以出来办事。

而关于黄美之等人的被牵连，台湾版《孙立人传》说：李朋在南京工作时是黄珏众多追慕者之一。1950年初到台北中央社总社工作，获悉黄珏也来到台湾，并在屏东女青年大队服务，就以采访凤山新军训练为名，持中央社社长萧同兹的介绍函，去见孙立人将军，要求参观新军训练及女青年大队。孙将军派随从秘书潘申庆陪同，不久，李朋即因“匪谍”案被捕，黄氏姐妹及潘秘书三人，受此牵连而失去自由达10年之久。

黄美之相信她们姐妹俩蒙冤是因为蒋经国报复孙立人，有台湾孙立人研究专家也认为，在当年那种防共、恐共的极端氛围下，“株连”是寻常事，如果李朋是真“匪谍”，为何当年中央社社长萧同兹会没事，反倒是因为配合中央社而安排接待采访事宜的人员潘申庆，硬被无端牵扯？合理的解释，就是孤立孙立人，让人不敢帮孙立人做事，否则有遭祸之虑，进而达到整肃的目的。

得罪李宗仁

事实上，关于李朋是否为“间谍”，不少人存有疑虑。

在台湾，黄美之曾接待过李朋，她回忆：“李朋有个坏习惯，开口就骂人，就批评人。后来我晓得，李朋不是匪谍，因为我坐牢时看到真正的匪谍，人家好稳重哦，不像李朋，开口就骂人，就批评人，哪里是个匪谍！后来有人说，他有个发报机，（其实）不是发报机，是他同学的电动打字机。”

李朋一案，事后有人分析：近因是认识了不该认识的人——汪声和，远因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军政大员——李宗仁。

龚选舞对李朋印象深刻：

我从张家口回来，路过北平，礼貌上去拜访北平行辕主任（代表蒋介石管整个北方）李宗仁，当时李宗仁的声势仅次于蒋，是全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李宗仁说他眼睛生病，不能见我们，和我在傅作义那里同坐上席的中央社记者李朋脾气坏透了，李朋说，哼！摆什么架子！我们走！李朋带我们十几个记者就走。

我当时就觉得此举绝对不对，李宗仁是有义务见记者，我们记者只是礼貌性拜访，当时记者气焰太盛，我心里大不以为然，但是我是小记者，大家都说要走，我不能不走。

后来，李宗仁的参谋长和秘书长准备请我们吃饭，要解释一下，李朋当着送请帖来的人面，撕掉请柬。

有论者说，或许，得罪李宗仁，这也是李朋罪该至死的一个原因。

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证据。

不过，我们也可以推断，当时李朋的知名度和心气该有多高，竟可以对国家二号人物拂袖而去，甚至撕掉请柬。

李朋死后，有人曾作诗悼念他，题为《伪证》，诗曰：

折狱明刑贵得均，胡为奸宄妄前陈。

李朋孰识真君子，牛党谁知伪小人。

战塞勋劳亏大将，朝廷赏罚误权臣。

可怜证据多虚假，埋没英雄志莫伸。

棋子

1990年代初，台湾的部分档案开始解密，李朋间谍案的真相逐渐浮出。

在台湾公布的情治单位编印的《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李敖审定的台湾当局《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王欢结集的《烈火的青春——50年代白色恐怖证言》等书中，都记载了“苏俄国家政治保安部潜台间谍汪声和李朋等外患叛乱”案及其历史背景。

还是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关。

1950年2月14日，新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结盟后被认为将在“国际上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

面对中苏结盟，美国总统杜鲁门开始重新审视台湾的战略地位。这年6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定要防止共产主义在国际上的扩张时，强调美国有必要确保台湾。杜鲁门改变对台政策，为防止中共的进攻而决定加强台湾防卫。

这种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0年9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布了所谓“苏俄间谍汪声和李朋案”，并由此抛出“控苏案”。

此案演变成了国民党政权投报美国、打压苏联的武器。

令人唏嘘的是，现在看，李朋等人只是政治的棋子。

值得一提的是，汪声和后来被中共追认为烈士。一些媒体撰文，称他为“红色特工”。

但对于李朋，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是哪边人，是不是特工，依旧是谜。

50年后，2000年，台湾首度发生政党轮替，政治犯翻案成功的机会大增。台湾民进党前“立委”谢聪敏说：“我在‘立法院’曾经接到李朋的儿子从北京来函，请求洗雪父亲冤狱。我的《国安法》第九条修正案没有通过，戒严时期案件不准上诉，我无能为力。”

何时沉冤得雪，看来漫漫无期。

1993年，“李朋案”一系列涉案人员的墓地被发现。一起发现的，还有163座政治犯的坟墓，以及201个当年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墓碑。

2002年12月，由台北市政府出资，该片墓园被建成“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