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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开始联共时间的探讨及其作用浅析

2017-10-28 高存信 白竟凡 中华魂网



                       一、张学良开始联共途径与时间的探讨


(一)张学良开始联共的途径

在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20页和《西安事变简史》22页中,都提到了张学良找共产党的三个途径,笔者根据几年的研究,初步探讨了这三个途径和时间。

第一个途径:张学良在1935年冬到上海找杜重远和李杜。

从时间上研究,张学良去上海的时间有四种说法:一说“五全大会”之后。此说与事实不符。因为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召开的。直罗镇战役是11月21日开始的,当天109师大部被歼,张学良闻讯后,会议尚未开完即飞回西安,会后他没有再去上海;二说“南京会议”之后。此说不但包括国民党“五全大会”还包括“五全一中全会”。一中全会是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此时张学良己飞回西安,处理直罗镇战役善后。同时一中全会的出席名单中也没有张学良,说明张学良没有出席一中全会;三说张学良12月中旬去上海找李杜,从时间上说似乎没有什么根据。1935年12月张学良没有去上海的迹象。一二九北平学运时张学良在西安。王化一日记记载12月19日王与张学良联系,他拟于25日飞西安见张,说明12月份张均在西安未去上海;四说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后,张去上海。经考察,此说比较准确。因为四届六中全会是1935年11月1日至6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1月12日举行的,在这两次大会的出席名单中都有张学良的名字。张学良在这两次会议中的空隙去上海,这是可能的。从王化一的日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王1935年的日记中写:“11月7日晚9点,在副司令行辕聚理事会(四维学会东北方面者)”讨论“外交紧急形势,日人又提新方案”提出三原则,“同时以取消北平军分会要挟,抵抗与投降,联俄及容共各问题,详为征求意见也。”外交紧急形势是什么呢?张学良到南京后,获悉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南京政府秘密提出灭亡中国的三原则:(1)中国彻底抛弃和取缔一切形式的排日运动,及依赖英美的政策;(2)中国应尊重满洲国存在的事实,并承认满洲国,借以实现日、满、华关系正常化和经济合作;(3)中、日共同防共。对于这三条张学良把它视为投降的条件,首先他绝对不能承认伪满洲国,那是他可爱的家乡,他朝思暮想要打回老家去,他要向日本占领者收复失地,现在叫他承认伪满洲国,他绝对不能接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逼迫他,他要求抗日不能不另找出路,因此他才要去找共产党。所以他在和王化一他们开会研究的第二天,即去上海找共产党去了。 同时在11月8日到12日王化一日记中,没有记载张学良在南京的活动,也可以证明张学良11月8日不在南京去上海了。12日“五全大会”开会前,张回南京的。

广田三原则对张学良刺激很大。而蒋介石竟于11月21日对日本有吉大使表示:“对前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对此无任何异案(即条件),决心立即听取日方希望,进入具体商谈,以期从速付之实施。”蒋介石同意卖国投降三原则,给张群写信,让张群与日方商谈。这封信落在了张学良手中,张学良对蒋介石非常失望。他原先指望着追随蒋介石“剿共”,统一中国,然后支持他抗日。而今这些希望都破灭了,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他抗日,还叫他承认伪满洲国。他看穿了蒋介石的骗局,才决心与共产党联合,这也是蒋介石逼迫他联共的。蒋介石害怕暴露他投降卖国的行径,多次和张学良索要他给张群的信,张学良都托辞拒绝了。张被扣后,1942年,蒋介石还命令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查找这封信。

从以上事实看,说明张学良找党的时间早在1935年11月上旬。有些人说张学良在陕北受了三次战役打击后,才去找党的。这种说法己经为张学良的行动所否定。他找党的时候,直罗镇战役尚未发生。还有些人说张学良思想转变是他们说服的结果。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向张学良建议,退出内战,联共抗日,但这都不是根本的。实质上是张学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抗日至上,而客观上日本帝国主义铁蹄步步迈进,蒋介石又节节投降退让,逼迫他转变了思想,另谋抗日出路。张的转变也有外因,但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

    从张学良到上海找的人物来研究:

          一说是找杜重远。从时间上说,经过考证,这是不可能的事。说张学良到虹桥疗养院秘密会见了杜重远。但是,1935年11月上旬的时候,杜重远住在上海曹河泾江苏第二监狱。张学良绝不能到监狱中去看杜重远。杜重远移住虹桥疗养院的时间最早在1936年春。张学良是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去上海,经栗又文、孙达生联系,从虹桥疗养院把杜重远接出来,在旅馆中会见的。

           但是,1935年10月,杜重远对张学良也是有促进作用的。张学良的智囊们集会于曹河泾监狱,商讨促使张学良退出内战的建议。杜重远、闫宝航、高崇民三人联名写信给张学良,建议他在西北搞大联合,联合杨虎城西北军,联共、联苏共同抗日。由高崇民持信到西安面陈,并在张将军身边辅佐工作。

     说张将军去上海秘密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此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时间不是1935年12月,而是11月上旬。张学良委托李杜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张学良认为中共中央还可能在上海;同时要求李杜给沟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因为李杜从满洲里撤出东北,途经苏联回国。他认为李杜能找到中共和苏联的关系。1936年3月李杜电告张“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即派他的亲信高参赵毅去上海,把刘鼎接回西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第一个途径是存在的,时间是1935年11月上旬,张学良找到李杜,通过他找到共产党,并接回了共产党派往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同志。

第二个途径:说张学良秘密通过他的心腹大将王以哲,在前线通过各种关系找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这条渠道是首先打通的,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途径。本文将对此作详细的分析。

第三个途径:说作为“东大”校长的张学良想通过学生代表宋黎找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关心学生的抗日活动是确实的。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发生后,张学良曾打过三次电报,让东北大学派学生代表到西安。学生代表宋黎、马绍周、韩永赞于1936年1月底或2月初到西安。此时张学良己于1月21日和中共代表李克农谈判过了,张已去南京为联合政府奔走了。2月15日(见王化一日记),张从南京经武昌飞回西安,接见了宋、马、韩等人。此时张己不存在找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了,他已经同中共代表会谈过了,而且谈的很好,商定了互派代表住在对方。李克农就是中共住在67军的长驻代表。后来又换了刘向三作为红军的联络员,住67军王以哲处。很明显张学良没有必要再通过宋黎去找党,从《西安事变纪实》和《西安事变简史》中,以及我们查阅了中央档案资料,都没有证明张学良向宋黎提出通过他找党问题的资料。可见这个途径是不存在的,是宋黎自己编撰出来的。

    (二)王以哲与红军打通关系的时间

张学良通过王以哲首先打通了与红军的关系,那么是什么时候打通的呢?这个问题由于当时的档案不全,未得到肯定的答案,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现有材料:

1936年1月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反映了王以哲和彭总的联系,他说:“王以哲马信中说出万福麟原被日帝没收的财产已送还。万要129师回河北甚急,张未允。蒋介石以甘、青地诱饵于学忠,系分裂东北军,张令于不听,张在汉口后方全部移长安,109师及各部炮兵人员补充完毕。”“马”是21日的韵目代字。彭给毛的电报是1936年1月16日发的,显然这个21日不是指的1月,而必定早于1月16日,因为它尚未到1月21日,所以这个21日应是1935年12月21日。然而从信的内容看是王以哲向党中央反映的日本、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说明这是联合以后的行动。从我党当时做统战工作的规律看,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写给杨虎城和杜斌丞的信中,就倡议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组成国防政府,一致对外,如蒙同意,即祈派遗代表。那么彭德怀与王以哲联系自然也是如此倡议了。王以哲的回信自然也应对红军的主张表示赞同或同情才是,由此可见“马”信不是第一封信,而第一封信必然早于“马”信,也就是早于12月21日,至于彭德怀与王以哲来往的第一封信究竞是什么时侯开始的?通过谁联系的?在前线通讯还是通过高福源联络的?现在还都是问号。

(三) 高福源从瓦窑堡去洛川的时间

现在公认高福源是东北军和红军的一个联络员。他第一次从瓦窑堡去洛川的时间至关重要,因为这即是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开始。经笔者考查,认为这一时间在1935年12月初。不是1月初。许多书中都说:高福源是1936年1月16日从洛川回到瓦窑堡的。实际上高16日不是回到瓦窑堡,而是回到红军前方驻地甘泉。这一点,已为1月16日的数封电报所证实。说高福源1月初从瓦窑堡去洛川 有误,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高福源不是直接到洛川。据周祖尧的回忆,高福源先到甘泉呆了三四天又回苏区,又过了两三天才去洛川。这中间共经过十多天,才到洛川。他到洛川后,先向王以哲汇报,又等张学良来洛川之后,他才能回甘泉。按上述情况,在15天的时间内他是办不成这么多事情的。

《周恩来年谱》297页上写1935年“12月31日红军和驻甘泉东北军达成抗日协定,双方互不打枪。”同一天彭德怀给毛、周的电报:“甘泉城敌张(文清)参谋长、周(祖尧)、陈(镇藩)、刘(效先)三个营长共同回信,大意是,红军主张深表同情”,“张下令三天不准打枪”,“现在作到互不打枪,个别士兵在火线上联欢”。这说明驻甘泉的东北军1935年12月31日即己和红军达成互不打枪的协定。这个工作是谁作的呢,从周祖尧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曾给被围困在甘泉的东北军写信做过宣传工作。但是,真正的工作还是高福源做的。可见高福源到甘泉城是1935年12月份,而不是1月份。据当时红军保卫部管俘虏工作的刘向三同志讲,在直罗镇战役后放俘虏时就把高福源放了,时间在1935年11月底或12月初。如果说联络人员就是高福源,他在12月初到1月16日之内,由瓦窑堡经甘泉到洛川来往两次是完全可能的。从红军第一步第一行动计划中的后方工作计划中写着:1935年冬,前方直接分配的俘虏兵680人,选拔到军官训练团的俘虏兵260人。说明1935年冬红军对东北军的俘虏兵已经释放和吸收参加红军。这一切都说明高福源回东北军是1935年12月,而不是1936年1月。

附带说明一个问题:有许多书中说高福源从洛川回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从1月份的电报看这不是事实。高福源从洛川回到红军前方甘泉的彭总部,当时毛泽东在后方瓦窑堡。高福源回来转达张学良意见,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彭把此情电告毛泽东,毛回电:谈判代表由前方派,电报中问:“高福源是何人?何时派出去的?现此人表现如何?能力如何?”由此可见,高出去时,毛泽东不知道。16日回来后毛泽东也未接见,因高未从甘泉到瓦窑堡,即陪同李克农又去了洛川。

(四) 张学良首次会见李克农的时间

张学良派高福源回苏区,要求中央派代表与他谈判。那么,首次会谈在什么时候?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许多著作中(1)都写成是1936年3月4日。大量资料证明它也是历史事实,但它不准确的地方在于3月4日是张学良和李克农第二次会见,而不是首次会见的时间;二是米鹤都早在1985年《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及东北军的统一战线》一文中说,张学良与李克农的首次会见是1936年1月底。经过笔者的研究认为米鹤都同志的意见是基本正确的。《周恩来传》与《周恩来年谱》根据档案馆的许多材料,把此问题予以澄清。《周恩来传》307页中写:“李克农在(1月)19日前往(洛川)同张学良商谈,张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周恩来年谱》299页中写:“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收到李克农自洛川来电: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这些资料证明:1936年1月21日,李克农和张学良进行了首次洛川会谈。洛川是王以哲军部驻地,1月21日张学良己经出面会谈,如果事前没有与王以哲的多次联络,是不会升级为与张学良会谈的。从会谈的内容看,已就“停战”、恢复通商和成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进行了磋商。在会谈后,张学良立即赴南京为成立国防政府而奔走。1月底,彭德怀想与王以哲会晤,王回电告知,张学良己离省为此奔走矣,让彭德怀等待张先生回电。所有这者证明张学良与李克农首次会谈时间是1936年1月21日。

(五) 王以哲的电台开始与红军联系的时间

张学良联共最可靠的助手是王以哲将军。张与红军的联络主要是通过王以哲的电台与彭总部电台联系。有人看了1936年1月19日彭总给王以哲和张学良的电报,持否定态度,认为张学良联共不可能那么早,说可能是档案馆把时间搞错了。1936年1月份,有关红军与东北军会谈的电报十几份,若说一份电报甄别错了时间尚有可能,绝对不会十几份电报的时间都搞错了。而且这些电报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1月16日,毛泽东为选派谈判代表是周桓、伍修权或李克农的事,就反复在电报中与彭德怀磋商,最后确定以李克农为谈判代表。1月19日,彭德怀、毛泽东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关于坚持联合抗日,严防蒋贼破坏》。从现在的资料看这是红军给王以哲的第一封电报,据刘向三同志说1月16日高福源带回来王以哲电台的密电码,在李克农动身时,说给王以哲发个电报试试看,并告知王以哲“李克农即日赴洛川,面谈一切,望接洽”。从此以后,王以哲的电台与彭德怀总部的电台,进行了秘密的频繁的通讯联系。

总括起来,张学良找党的时间是1935年11月上旬,打通关系是12月,主要的联络人员上层是王以哲将军,中下层高福源是其中之一。

二、张学良积极联共的历史作用

由于张学良怀有爱国至上,抗日第一的思想,当他的军队开进陕甘之后,特别在10月间,广田三原则提出之后,他就积极地寻找共产党,说明他较早认识到共产党是抗日的力量。并在陕北前线首先通过王以哲、高福源打通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使西北的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胜利奠定了基础。此乃张学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对其早期作用试析如下:

(一) 首先是解除了红军东征的后顾之忧,使之进退自如。1935年12月红军与王以哲、张学良开始联系之后,12月17日至25日,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了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毛泽东、周恩来制定《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何时开始渡河,等待1月21日的洛川谈判。结果谈判成功,解除了后顾之忧,确定了于2月20日黄昏东渡黄河,通过晋地东出河北抗日。红军东征遭到阎锡山之拼命抵抗,蒋介石借机调中央军入晋,红军东出河北己不可能。在此其间,蒋介石认为红军在山西难以立足,给张学良下命令让他封锁延长、延川的黄河渡口,截断红军退路,最好与阎共同前堵后击消灭红军。而张学良则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张学良控制了黄河渡口,红军在东征中完成了扩军与补充给养任务后,顺利退出山西返回陕北,真可谓进退自如。1936年3月下旬,彭德怀、毛泽东给王以哲转张学良的信中,提出山西淳河、临汾、运城、新绛等地为富饶之区,又处于贵我部队之间,如为蒋所据,对贵我双方颇为不利,希望67军及105师以追击红军为名,进占此地。张学良回信认为他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不能渡河到山西。这些来往信件说明1936年3月东北军与红军关系己经十分密切。

 (二)促进了中共中央改变决策,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步骤加紧,坚定了张学良积极地联共抗日态度,中共中央看到了这种变化,制订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党中央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条件、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都进行了研究。根据张学良的变化重新确定政策,原先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把张学良和蒋介石、闫锡山都列为卖国贼;10月在《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把张学良称之谓出卖东北的不抵抗将军,与蒋介石和汪精卫并列;11月1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彻底消灭卖国头子蒋介石、张学良、闫锡山的进攻部队”;在12月5日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丞的信中仍然责备“张学良卖国惟成”,“乃日本军阀最得意的工具”。以后由于张学良积极进行联共抗日的实际表现,中共中央对张学良逐渐解除了误会,在12月23日《中央关于军事战备问题的决议》和25日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都只提蒋介石而未提张学良。同时决定中提出来“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来。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同时在1936年1月,李克农去洛川会谈时,还把瓦窑堡会议决议带给王以哲和张学良。到1936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给李克农的训令,明确提出:“我们的策略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

关于白军工作方针,过去我党主要是在白军中组织兵变。1933年,我地下党曾在67军的特务队搞过廊房兵变。1935年11月1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决定》中说:“必须加紧瓦解白军工作、争取白军士兵……到抗日反蒋的战线上来,这首先应该是东北军,……散播我们的主张与影响,组织他们的哗变与暴动”。但到了193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局的《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形势及策略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兵运工作不是瓦解白军,而是争取白军,订立抗日讨蒋的联盟,但不放弃瓦解与红军敌对的白军”。这说明改变了对东北军搞兵变的政策,己经与之进行抗日讨蒋的谈判,初步达成了抗日联盟。3月18日,中央电示朱理治等“依目前我们与东北军的关系,我们决不应组织或同意在东北军中的兵变和士兵暴动,如果有人来和我们接头,我们应尽力劝阻”。6月20日,《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11月18日,周恩来对四方面军的同志讲话说:“东北军是愿意联红抗日的,是红军的友军。”  12月2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央发政治训令,宣布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民团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

过去我们党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兵运工作,也多是在士兵中作争取工作和发展工作,自从到陕北后,中央提出:在敌军队中,第一主要的是打进敌人营垒内部,不仅夺取下级士兵群众,并且注意夺取中上级军官。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三种形势:上层统一; 下层统一; 上下层统一并用。1935年12月6日在《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中首次提出,“某些军阀也开始动摇,或表示同情于民族革命的斗争”。在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决议和1936年3月石楼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6月20日,在《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说:“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明确提出 “东北军的首长”对待蒋介石所“采取外交上的应付的办法是可以容许的”。8月12日,中央给朱、张、任的电报中提出:“向白军进行统一战线,注重其上级官长”。认识到争取一个长官则将控制其所带的部队,影响较大。

(三) 党中央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形成了统一战线,对促进四方面军北上具有重大作用。1935年9月初,张国焘改变中央北上的正确路线,命令右路军南下。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竟然另立中央,狂妄的要求党中央改称“北方局”。中央批评他这种成立第二党的错误,要求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后来第三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张国焘处成立西南局。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时,张即提出四方面军北上时,他可令驻陕甘的东北军给四方面军让路。5月25日,中央给四方面军去电,“提出了四、二方面军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指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至于奉军己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徐向前把它比作“柳暗花明”,“正当我军南下碰壁,处境困难的时刻,党中央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团结对敌的方针,及时传来,给全军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力量,这是一个转折关头,在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在中央一再催促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四方面军在1936年7月间,顶烈日,战饥饿,爬雪山,第三次过草地,于8月9日抢占天险腊子口。8月12日,中央给朱、张、任电,建议: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任务。告知他们东北军与我们联盟,首先实现西北新局面,他们第一步占岷州为根据地,尔后配合张学良之部队,夺取甘、凉、肃州,实行宁夏战役计划,然后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师。但张国焘对中央心存疑虑,不欲北上。9月24日,中央收到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北上方针,我们正在设法挽救中”。张国焘不愿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而想西进夏洮,中央在9月26、27日一再去电表明北上的意义与西渡的危害。张国焘反复动摇,中央和朱德同志不断地做工作,最终促成张国焘北进。1936年10月10日一、二、四方面军才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会师后朱德、张国焘一起给中央军委电:“欣悉一年来,统一战线成就和一方面军奋斗成绩,和陕甘宁边区发展情况,不胜雀跃” 。“特别是统一战线伟大成就,一般干部异常兴奋”。这中间就包括了张学良率东北军对四方面军的避让配合和支持。

(四) 张学良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他与李克农首次 谈判开始,就提出同情国防政府者不乏其人。谈判后,他立即到南京,找了宋庆龄、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进行联络。他对我党与南京方面联络的人员也极力掩护。1936年2月以后,先后来往苏区与南京之间的张子华、董健吾、潘汉年等,都是张学良指示王以哲派人护送的。对当时国民党方面人物的政治表现,张学良向中共负责同志做了介绍。同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当包括蒋介石,他不同意讨蒋,他认为蒋介石掌握着国家政权和军队,蒋有较大的实力,争取过来增加抗战力量,认为中国必须团结更多的实力派才能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当时中共中央曾一度认为,“希望蒋起来抗日,实无异分虎谋皮”,但  张学良一再坚持有可能争取蒋介石抗日。1936年8月,中共中央则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继而为联蒋抗日。最后,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形式逼蒋抗日,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全民一致共同抗日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张学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周恩来评价他为“千古功臣”是恰如其分的。

                           1990年5月完成,2006年又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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