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蒋介石任命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同时又是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特工。他曾在危难时期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营救过任弼时、关向应等身陷囹圄的中共要人。然而长期以来他的巨大贡献几乎被埋没，他的真实身份也曾被误解。他就是中共情报史上首位“双重间谍”——鲍君甫。
上海滩的“特派员”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刘君珊，1893年生于广东珠海前山。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十余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东瀛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日本通。1919年，鲍君甫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与上海的帮会、租界巡捕房乃至日本人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风暴中，鲍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国民党要人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鲍君甫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就在此时，鲍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他没有料到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你学习日语，鲍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中共党员陈养山（建国后曾任司法部副部长）。此后陈养山就住在鲍君甫家里，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鲍表示了对共产党的好感，愿意为中共做些事。
1928年初春，蒋介石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军委会主席。为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剪除政敌，蒋指令陈立夫建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个调查科就是后来与“军统”齐名的“中统”前身。陈立夫在筹建中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杨剑虹因此被擢为采访股总干事。为搜集共产党及反蒋团体的情报，调查科除在南京设立总部外，还拟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城市派出人员。为了在上海这个“第二首都”建立可靠而高效的下属机构，陈立夫煞费苦心多方物色人才，经慎重考察，决定由他所熟悉的鲍君甫出任上海调查员。于是，杨剑虹代表陈立夫邀请鲍君甫出山。对是否答应杨剑虹的要求，鲍君甫犹豫不决，便把杨剑虹邀他在沪建立办事机构的事情都告诉了陈养山，并要求他征求一下中共组织的意见。陈养山曾回忆说：“杨剑虹经常到鲍家来。不久鲍提出来：杨剑虹要他为国民党搞特务工作。他要我同党商量一下，看行不行？当时，我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我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陈养山
周恩来接到陈养山的报告后，觉得这是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内线的极好机会，便命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找鲍君甫谈话，详细了解其情况。1928年5月，陈赓与鲍君甫在黄浦江畔会面。鉴于鲍君甫的革命倾向和愿意为党工作的诚恳态度，周恩来批准中央特科同其建立特情关系，确定了鲍君甫的双重间谍身份——既为国民党特务机构服务，又为中共组织提供情报。这标志着中共在敌侦探机关中第一个情报关系的正式建立。陈赓又与鲍君甫几次谈话，进一步研究了相互配合问题。对于今后的工作，陈赓要求鲍君甫除了同“调查科”密切联系外，还要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巡捕房等加强联系。鲍君甫则提出，同国民党党棍、宪特及租界捕房等打交道需要解决一些物质条件；自己的公开身份更需要获取一些中共情报的问题。于是中央特科每月由陈赓亲自送其400元经费，作为他与国民党特务交往应酬之用。鉴于鲍君甫经常陪同来沪检查工作的陈立夫、张道藩等“调查科”的头目一起活动、频繁出入公安局和巡捕房等处的情况，中央特科为鲍君甫配备了一部小汽车。陈赓还决定陈养山搬出鲍家，改派连德生担任鲍君甫保镖。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鲍君甫的办事处，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后与田汉结婚）任其专职秘书。为了掩护和配合鲍君甫工作，保证其不断有所“成绩”，经中共中央批准，陈赓在中共的一些宣传品和《布尔什维克》、《红旗》等公开刊物以及一些秘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印发之前，先送交鲍君甫，当作他获取国民党特务首领信任的资本。有时也布置一些假机关、编造一些情报，让他带人去“破获”，真真假假，借以哄骗、迷惑敌人。1928年8月，杨剑虹因涉嫌贪污畏罪自杀，上海特务机构空缺，蒋介石亲自任命鲍君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主持特务组织在上海的活动，直接处理在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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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君甫对中共情报的不断“破获”和他与上海中外侦探机关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增强了国民党对他的器重。陈立夫和继任“调查科”主任张道藩经常来上海检查督促工作，他们与鲍君甫无话不说；鲍君甫也常去南京汇报请示工作，陈立夫等也总是热情招待。他们成了鲍君甫在国民党内的一把保护伞。这一时期，“调查科”科长几经换人，继张道藩之后是吴大钧、叶秀峰，他们对鲍君甫都很信任。1929年底，徐恩曾上台后，对鲍君甫也是信任不疑，把上海方面的重大案件全部交给鲍君甫办理。在上海国民党警探机关眼里，鲍君甫是位“通天”人物，对其敬畏有加。这样，国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专业反共特务机关，一开始就置于共产党的掌控之下，中央特科由此掌握了国民党警特机构和外国租界的侦探机关的所有机密。周恩来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周恩来通过鲍君甫帮助，先后派优秀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长期潜伏。他们截获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的电报，及时通知中共中央众多领导人安全转移，避免了一次毁灭性的大劫难。
后来的证明材料中指出：鲍君甫打着调查科驻沪特派员的招牌，实际是在中央特科的指挥下，深入敌人内部的双重间谍。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助中共派员潜入国民党军政机关中；协助中共购买枪支；应中共的要求，为中共镇压它的叛徒、内奸；更有效地保护中共地下机关，免于中共人员被捕，或在被捕后以其特殊身份加以营救释放。”“国民党情报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共的计划、命令，都因鲍的关系，中共特科事先即已获悉，受到损失较少，遇到临时有人告密，鲍总事先通知中共特科，然后才同巡捕房人员出动，中共人员多能及时逃逸。”
利用特殊身份惩治叛徒
每天傍晚，鲍君甫都会把四方汇集的情报全部送到大德里办事处，由秘书安娥仔细辨读，凡属有价值的即抄录下来。遇到有人告密，鲍即设法及时通报地下党，使之化险为夷，并配合中央特科“红队”惩处叛徒。
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鲍君甫，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鲍君甫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鲍君甫联系。鲍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不久彭湃等人英勇就义。
◆上世纪30年代上海霞飞路吕班路口（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口）。叛徒白鑫就在距这里不远的和合坊被中央特科红队击毙。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鲍君甫接洽。鲍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情报的陈赓率领特科立即行动。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佣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簇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警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击毙在和合坊71号门前。
1930年，又一个卖身求荣的变节分子黄第洪被处决。黄第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因政治思想表现都不错，被中共吸收入党，毕业后经周恩来提议，留在军校政治部编纂股工作。但在国民党鼓吹“剿匪胜利”的叫嚣声中，对革命的前途开始悲观失望。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黄第洪秘密写信给蒋介石，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面谈。信中还自称他回上海后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与周恩来来往密切，与刘伯承、左权等也有来往。蒋介石看到信后，十分高兴，直接将信件和批示交给了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让他全权处理黄第洪事宜。徐恩曾又将此事交给了他的亲信鲍君甫办理，并告之接头的办法和地点。
鲍君甫立即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刘鼎，刘鼎直接通过陈赓把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接到报告的周恩来知道黄第洪，而且他在前不久还与周恩来联系过，要求在上海安排他的工作。一向做事谨慎的周恩来指示特科，进行深入的调查以确定情况。7月14日上午，鲍君甫按照约定，一手拎皮包，一手拿着当天的《申报》，准时来到南京路邮电局，等待黄第洪到来。但是狡猾的黄第洪在试探了两次之后，才在南京路邮电局露面。鲍君甫代表中统欢迎他的“归顺”，支持他“干大事”。聪明反被聪明误。黄第洪以为中共对他的叛变行为没有觉察，他所想的是：只要抓住周恩来，就是投靠蒋介石的最大晋见之礼。为此，黄第洪绞尽脑汁，设下圈套。他写信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电局见面，声称有中共党员在苏留学的重要情况汇报和商谈分配工作的事情，信中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此时特科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企图勾结敌人对党组织进行大破坏。鉴于这种情况，接到信后的周恩来决定将计就计，答应与黄第洪准时赴约，并指示红队伺机镇压这个叛徒。不久，黄第洪被特科击毙。
营救身陷囹圄的中共要员
鲍君甫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取告密者的信息，协助中央特科严惩叛徒；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其中就包括中共要员任弼时和关向应。
1928年10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安徽巡视党的工作之时，在南陵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以后经党组织营救，于1929年3月出狱。谁知六个月后，他在上海又不幸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在巡捕房，几个洋巡捕和警官轮流用刑，用皮鞋踢，用皮鞭抽，妄图用酷刑打开他的嘴巴，任弼时仍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小学教员。
◆任弼时于1927年在武汉留影。
中央特科获悉后，根据任弼时被捕的情况和他在狱中的“口供”，告知鲍君甫前去营救。鲍君甫立即赶到公共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的寓所。兰普逊与鲍君甫是老交情，知鲍来访后从卧室里迎了出来：“鲍先生，有何急事？”兰普逊请鲍坐下。鲍一边坐下，一边故意装作不急不忙的样子说：“噢，兰普逊先生，小弟有一小事相求。我刚刚招募的一个情报人员，可能由于口音问题被阁下的巡捕抓获了。请阁下高抬贵手把人交给我吧。”说着把一个大红包放到了兰普逊眼前的桌子上。兰普逊看着桌子上的红包，看着眼前这位神通广大的“鲍先生”，立即说：“鲍先生，小事情，小事情。”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第二天，被称之为鲍手下的“新招募人员”就被送到了“鲍君甫办事处”。其实这个“新招募人员”就是当时的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出狱后的任弼时，1930年被中共中央派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4月，被调往中央苏区。
鲍君甫营救的另一位中共重要领导人是关向应。1931年初，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在他住处搜走了一大箱文件。在牢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关向应坚贞不屈，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暴露。然而敌人搜走的文件中却有不少是绝密性的，一旦落入国民党之手，不但关向应性命难保，对中共事业也将造成巨大的危害。中共中央责令中央特科尽一切力量营救关向应，并千方百计保护绝密文件。这时巡捕因从关向应身上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把目光转向了搜来的文件上。而此时获悉此案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对被搜来的文件颇感兴趣，并向巡捕房提出由他们派员去清理搜来的文件。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答复说：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只准杨登瀛（即鲍君甫）一人插手此案。
◆关向应出狱后，于1932年1月到达湘鄂西苏区，从此与贺龙并肩战斗了十五年。
这时，鲍已接到中央特科发出的营救关向应、取回秘密文件的命令，于是，鲍即介绍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身份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当时28岁，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地下工作，他以“中共文件专家”身份与鲍密切配合，晚上将一些真实文件带回“鲍君甫办事处”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过了一周，鲍告诉兰普逊：“搜出来的那一箱材料全是学术材料，没有什么价值，被捕的那个充其量是个‘激进的学者’罢了。”在此同时，狱中化名李世珍的关向应参加了由已在狱中的陈为人、刘晓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共党支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关向应配合鲍的活动，装得庸碌无为，悲观消极，从而蒙蔽了租界。兰普逊觉得鲍说被抓的人充其量是个“激进学者”的话有道理，最后租界对关向应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即予释放。关向应出狱后即离开上海去香港，旋即进入鄂西革命根据地，出任红二军团政委，与贺龙并肩战斗。就这样，鲍君甫用他的机智与勇敢，多次将革命者从死亡线上营救出来，回到党的怀抱。
一代特工的最后时光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陈赓曾亲自通知鲍君甫转移。但鲍君甫自恃有包括张道藩在内的多种关系能够对付这一事变，故没有隐蔽，结果被捕，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因顾顺章告密，中央特科在敌特内部建立的这个重要特情关系被彻底破坏。
1933年3月24日，陈赓因叛徒告密被捕，也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在这里，陈赓见到了已被关押两年的鲍君甫。十个月后，陈赓在我党和宋庆龄的营救下出狱。临别时，陈赓对鲍君甫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不会忘记你。”鲍君甫在狱中坚不吐实，矢口否认与中共的关系，没说出党的任何机密，使得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无所得，无可奈何。加上张道藩等的斡旋，经六年关押，鲍君甫于1937年获释出狱。此后他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特工系统，与中共也失去了联系。国民党政府安排鲍君甫在南京中央感化院当股长，后来又担任感化院的院长和反省院的副院长。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经生活非常困顿，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鲍君甫自感未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心中坦然，因此仍留在南京。1951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开展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的登记工作。鲍君甫认为自己在大革命时期曾经为共产党作过不小的贡献，就没有主动前往登记，因此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后移送至南京市人民法院审理。在审理过程中，鲍君甫的供词说：“我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参加共产党。1928至1931年间，国民党派我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由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凡有搜捕中共党员的行动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由其转告有关人员躲避。曾救过周恩来、陈赓、任弼时等人。后因叛徒告密，我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遇到过后来被捕的陈赓，绝无叛党出卖组织情事，故要求陈赓出庭作证。”
当时，时任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鞠华对此案十分重视，于1951年7月9日和16日先后两次写信给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请其证实鲍君甫的政治身份。当时陈赓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赴朝鲜指挥作战去了。经过几番周折，信函终于转到了陈赓手中。陈赓在朝鲜亲自给鞠华院长回信，其内容如下：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
10月29日（51）刑字5237号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为好，特此函复。
并致
陈赓
（1951年）11月24日
经过详细调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鲍君甫虽然有一定的国民党身份，但并无重大罪恶。观其历史，功大于过。1952年1月25日，市法院决定判处其管制一年，当场予以释放。当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此后鲍的管制处分被撤销。陈赓和陈养山一直关心着鲍君甫的生活问题。1955年5月起，经陈赓提议并征得李克农、罗瑞卿同意，由南京市公安局每月发给鲍君甫生活费100元，次年又增加了50元。1956年3月，陈养山专程去南京看望鲍君甫，并邀请其赴北京参观。当月鲍君甫来到北京，受到陈赓、李克农、陈养山、安娥等老朋友的接待。为其添置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还在北京协和医院给他装了假牙。鲍君甫在北京逗留两周后高兴而归。
关于鲍君甫的中共党员身份，各种材料说法不一，有的称其为“党的重要关系和真挚朋友”、“第一位党外高级特工”。但这并不影响对鲍所做革命工作的整体评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鲍君甫受到了审查。1967年鲍君甫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鲍君甫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及“伍豪事件”等诬陷材料，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造反派还将其夫人谭秀珍弄去北京，见丈夫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就劝他按造反派的说法，承认一些事情算了。哪知鲍君甫坚定地说：“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呢！”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1969年冬，鲍君甫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临终前他对身旁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后来周恩来知道了此事，指示有关部门“好好安排一下家属，看有什么困难解决一下”。1976年1月周总理在弥留之际，将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到身边，向他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鲍君甫，总理说：“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此后，鲍君甫的家人得到应有的照料，一代名谍鲍君甫长眠在南京城北的广东山庄公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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