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拍蝇”的历史从何而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决定北京、山西、浙江继续深化改革试点，其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事实上，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监察制度本就是反腐倡廉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对维护政治秩序的运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阶级关系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几乎所有时期，在国家公共权力行使的过程中都出现过失职、渎职和以权谋私的现象。因此，统治阶级就通过设立职官或机构，对国家公共权力掌握者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以防止其失职、渎职和权力滥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维护政治秩序。这就是监察。
先秦就已经存在监察活动，而监察制度被予以正式设立，要到秦汉时期。
秦朝时，御史大夫作为中央的监察长官，位列三公，同副丞相；而在地方，秦朝则设立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并进一步发展了监察制度，在中央，除了御史大夫，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皆为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个刺史，监督地方长官。汉朝还出现了第一部地方监察法，随之而来的是各地言官的纷纷出现。
魏晋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完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御史台直接听命于皇帝，自王太子以下，可以无人不纠正，无人不监察，其权力大为扩展；另一方面，言官制度逐渐形成，并形成了专门负责规劝的集书省，其具体职能之一就是对贪污腐败在内的失职、违法行为进行批驳和规劝。
隋唐时期，监察制度逐步完善。在中央，谏官分属中书省和门下省，共议国政，大大加强了对风纪的监督力度；在地方，唐朝设立巡查区，从十道监察区发展到十五道，再到十七道。唐朝统治者，以唐太宗为代表，尤其注重巡视制度对官员贪污受贿的监督和治理。
宋元明清时期，监察制度在君权制度逐步加强的背景下，走向高度发展：台谏制度逐步走向合并、中央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钦定合规》作为以清朝统治者名义发布的监察法典予以颁布……在打击腐败问题上，这些制度革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客观上反腐，主观上却是维护君权统治。从其根源来看属于权力的内部纠正，是人治的产物，其功效依赖于“明君政治”，不同的君主会有不同的监察制度，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历朝历代的监察官选任都有极为严格的标准和程序：
首先，强调官员的文化素养。古代的监察对象涉及行政、司法、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对监察官的文化素质要求较高。隋朝科举取士以后，通过科举进入监察机关的人越来越多。宋真宗诏令天下：“自今御史须文学优长、政治优异者，特加摇拜。”明代更是规定监察官必须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其御史中大部分是进士出身。
其次，重视个人品行，清正刚直、嫉恶如仇、不畏权贵、恪尽职守是担任监察官的基本品格要求。唐代“凡所取御史，必先质重勇退者”。明成祖也说，“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
最后，选拔监察官还要注重基层任职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比如，唐代许多御史就是从州县中的丞、尉和主簿中选拔出来的，著名的如萧至忠、裴度等人；宋孝宗规定担任监察御史的必须曾两任县令。
在监察官的选任程序上，两汉时大多由地方官员察举推荐人选。为了保证御史不受牵制地行使弹劾权，隋唐时期改变了北魏以来由御史台长官选任御史的制度，而由吏部选任，但是唐代的吏部选拔实际上由宰相控制。到宋代，中央一级监察官多由“帝王亲擢”，而地方监察官则实行“台官自选制”，由中央监察官直接任命，监察权摆脱了相权的控制。
在选任监察官时，为防止裙带关系，还会有一些关于任职资格的限制，实行回避。比如魏晋南北朝时规定大士族不得担任御史中丞；宋代规定凡经宰相举荐为官者或宰相的亲戚故旧，均不得为御史；明代规定，巡回监察官应当回避原籍和曾任官、寓居处所等地。
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为了管理官吏、维护统治秩序，赋予了监察官广泛而又实际的权力。
中国古代王朝的监察官受命于天，是皇帝的耳目，拥有监察、弹劾、审判甚至处置百官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矫制擅权、暴敛无度的职权；他们还可以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评判朝政得失，可以直言极谏，纠正皇帝的过失；朝廷举行祭天敬祖、朝会等重大活动时，他们可以监察每一位大臣的非礼言行；他们还拥有特殊情况下的随事处置权。
监察官享有很高的地位。秦时，御史大夫是副丞相，位列三公之一。唐、宋、元的御史台、明清的都察院均为中央最高一级的机构。东汉光武帝时，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在朝会时设专席独立而坐，当时京师称之为“三独坐”，礼遇相当高。南北朝时，为了显示对御史的尊宠，实行“御史专道”，如北魏御史“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百官公卿在御史路过时都须在路旁停马回避。唐太宗时，准谏议官入宰相府共议国事，“凡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此外，古代王朝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为监察官的监察活动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监察官的考核却十分严格，考核较优者升迁也快。
唐代监察官的任期短而固定，监察御史的任期一般为25个月。宋代配备专门人员掌握和考核御史对六部纠察的情况。清代监察官除了每三年与其他京官一道接受一次“京察”外，每年还要单独进行一次考核以定奖罚。平时考核由都察院负责。凡是监察官劾举推鞠等活动，都被记录在业务档案上，作为考核依据。内升或外转时，还要在其材料上注明相关情况。对监察官的考核时限也有别于一般官吏，恪尽职守、成绩显著的监察官一般都能获得擢升。唐代的一般官员须经四考后才能按规定迁转他官，而监察官三考即可升迁；元代职官30个月为一考，一考升一等，但监察官的迁转可以不拘比例。
对监察官的纪律约束也严于一般官吏。金代为防止结党营私，曾禁止监察官与其他官员非公事交往，还严禁监察官巡察地方时“辄受讼碟”，不准与地方官宴饮或携妓游玩，违者杖罚。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腐倡廉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为净化吏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便能为推进当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找寻到历史智慧。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