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南昌起义及保存起义军残余力量中的重要作用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八月一日成为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进行了浴血奋战，后率起义军余部发动湘南起义，进军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红四军，从此，“朱毛”红军名扬天下。

一、参与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8月1日，我们党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组织和领导起义的过程中，虽然朱德不是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但因他在南昌有很好的工作基础和身份掩护，所以被任命为参谋团成员，对起义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1927年1月，朱德就受中共中央指示，利用自己同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及王均、金汉鼎等滇军旧部的关系来南昌工作，先后任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在中央军委派来的魏瑾钧、刘介眉、陈奇涵、李正方、曾天字等党员教官的配合下，朱德对军官教育团学员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1100多名学员中有1/3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其余多是同情者，军官教育团实际上成了南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堡垒。

马日事变后，朱培德开始转向反动，于5月29日下令“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将各军、师中和南昌的一批共产党员礼送出江西省，6月6日下令江西全省禁止工农运动。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于6月中旬由临川赶回南昌，向朱培德提出辞去南昌市公安局长。接着，他又匆匆把军官教育团1、2营的学员提前结业，结业的学员大部分被分配到赣江流域各县，在地方或铁路上做工会、农会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许多同志成为工农运动骨干。

7月，朱德到武汉向中央报告情况，中央根据他的汇报，于7月26日作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初步决定。由于朱德在南昌有便利的工作条件，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中央随后派他回南昌为起义做准备。朱德回南昌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出面租下南昌市中山路上的江西大旅社，作为领导起义的大本营；和江西省党组织取得联系，组织全市工农群众欢迎从九江赶来参加起义的贺龙、叶挺部队；联系江西农民讲习所600多名学员和南昌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组织他们参加或配合起义；在军官教育团开展工作，把枪支掌握在党团员和进步官兵手里，亲自组织两次紧急集合，使官兵熟悉市主要街道、地形地物，为起义做准备。

同时，朱德利用以前的部下和老关系详细了解敌情。于7月27日精心绘制了一份敌军布防图，详细标出了火力配置位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满意地称赞，“这份兵力分布图绘得好极了。你为南昌暴动立了头功。

7月31日晚，朱德根据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为消灭驻南昌的敌第3军23、24团创造条件，他利用和滇军的关系，特意在市长李尚庸的佳宾楼里宴请这两个团的团长、副团长。9点多钟，20军贺龙部一名副营长赵福生闯入，他向这些云南籍军官报告说，他刚刚接到要他把自己辖区内的滇军解除武装的命令，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老乡下手。敌团长起身要走，朱德若无其事地麻痹他们，最后为避免招惹他们更多的猜疑，只好含笑送客，随后迅速赶到20军指挥部，将此事告诉贺龙。贺龙立即向前敌委员会报告，经研究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军官教育团第3营奉命参加起义，担任预备队任务，对进贤门方向实施监视，并监视小花园敌军的1个团，起义成功后，编入新成立的第9军。此外，受朱德的影响和教育，南昌市公安局大部分警察、2个保安队和1个消防队，在新任公安局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领导下，从卫戍司令部取来1000多支枪参加起义，保持了完整建制，编入起义军序列。

起义成功后，按照中共中央既定计划，选举产生了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德被任命为第9军副军长。第9军没有成编制的战斗部队，由军官教育团第3营的学员以及南昌公安局的部分警察、消防队组成，人数仅四、五百人。

二、领导起义军余部浴血转战，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南昌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朱培德、张发奎部队包围之下，南昌不宜久留。起义军最初计划在攻击朱培德第5方面军后，由赣东经寻乌直奔东江，与此地的农民暴动队伍会合。8月3日上午，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朱德改任第9军军长，被任命为先遣司令，率第9军教育团南下，大部队2天后也南撤。

早在起义前夕，朱德就曾写信给在滇军中的老同学、同事，如驻韶关的第16军军长范石生、驻九江的第9军军长金汉鼎、驻吉安的第19师师长杨池生、驻临川的第27师师长杨如轩，晓以革命大义，劝其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但他们或态度暧昧，或公开反对。南下前，朱德又致函杨如轩，说最近在南昌推举宋庆龄为领导，揭起了反对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到广东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请你拉队伍跟我一起革命。杨接信后没有答复，后在朱德率部南下路过临川时，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给义军让出一条南下大路。

朱德后来回忆先遣队南下时所做工作时说：“我从南昌出发，就是走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8月12日，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将第20军第3师拨归朱德指挥。25日，朱德率第3师1个营作为前卫营南下，在壬田同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2个团激战，坚持到贺龙率20军主力赶到，将该敌击溃，乘胜进占瑞金。在瑞金缴获敌人许多文件，得知钱大钧、黄绍竑部10余个团集中在会昌，决定先消灭这股敌人，解除敌对我侧背的威胁，再折回瑞金，转道汀州、上杭，进取潮州。攻打会昌的部署是：以第20军第3师为左纵队，由朱德指挥进攻会昌正面；以第11军第24师、25师为右纵队，由叶挺指挥从侧面进攻会昌西门；第20军第1、2师由贺龙指挥，作为预备队。

由朱德指挥的第20军第3师，由教导团和第6团组成，其中第6团是在南昌起义前半个月由新兵组成，战斗力不强。朱德首先命令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敢死队一路上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自己，不断向钱部打冷枪，直追到离会昌城40里的地方才停下。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30日凌晨，进攻会昌战斗打响了。朱德率第3师与钱大钧部4个团相遇，敌人凭借有利地形顽抗，起义军反复冲杀，形成拉锯状态。因25师夜间走错路，城西主攻方向一时未能打响。守军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原作为助攻的东北方向，集中大部兵力向第3师猛扑。后25师赶到，叶挺指挥第11军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4时，钱大钧部全线崩溃，起义军一鼓作气，追击30余里。回师瑞金时，朱德指挥的第3师仍归还第20军建制。

9月19日，起义军占领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后，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兵分两路：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第20军和第11军的第24师，从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10月3日至6日，朱德指挥所部在三河坝背水与约2万人的钱大钧部激战3天3夜，歼敌千余人，在完成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后，主动撤出三河坝，去追赶主力部队。

当抵达茂芝时，得知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消息。此时，除了第20军一部千余人前往海陆丰地区外，剩下的只有朱德率领的这支孤军了。虽然这支部队大部分不是朱德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敌重兵包围的千钧一发之际，朱德毅然担起革命重担。他毅然决然地说：“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是八一起义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决心带领好这支部队，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处境。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把革命干到底。”朱德综合大家的意见，认为部队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他提出必须把部队带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粤赣边地区，以保存革命种子求发展。根据敌人三面合围而我军又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的严峻局势，朱德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他强调要继续对部队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要求发挥党团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防止失败主义者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朱德率这支队伍离开广东，经福建永定、峰市、武平，越过闽赣边境进入江西境内，使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得以保存下来。

三、整顿起义部队思想和组织，探索人民军队建设经验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面对部队弥漫的失败主义情绪，朱德为巩固部队，根据自己以往的带兵经验，结合当时的实际，对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大余、上堡整顿，史称“赣南三整”。通过整顿，统一了部队的思想，充实了连队的党团员力量，健全了党组织，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对人民军队建军原则、作战思想和战略战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1927年10月下旬，朱德带领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此时，部队处境十分困难。虽然暂时摆脱了敌军重兵尾追，但仍不时受到地方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应和治疗；部队思想一片混乱，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甚至师长、团长也逃走了，各营、连长也有许多离开的。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朱德组织召开官兵大会，他语重心长地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是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革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朱德的讲话精辟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对革命前景充满无限希望，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在挫折中增强了信心。经过整顿，官兵统一了思想认识，扭转了部队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虽然300多名意志不坚定的官兵离队了，但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成为革命的精华和骨干力量。

10月底，部队到达江西西南的钨城大余。此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激化，爆发了粤、桂、湘系军阀之间的混战，敌人忙于狗咬狗的战争，顾不上追击朱德率领的这支部队。朱德、陈毅利用这一机会，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整编，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愿参军。首先，整顿党团组织，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还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其次，整编部队，使其更有利于指挥和作战。当时这支由不同来源组成的部队已经七零八落，不成建制。原来的军师成了空架子，已不能适应新情况。整编中取消了军师团建制，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下辖5个支队，每个支队设有政治指导员1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负责发展新党员。朱德亲任纵队司令，陈毅为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为参谋长。经过整编，部队建立起新的军事指挥制度，官兵思想认识大有提高。虽然全团只有800余人，但整体而言，部队的质量大大提高了。正如当时朱德所说：“我们的同志个个像只老虎，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部队。同志们，我原来想只要有二百人能和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我们就有胜利的希望，而我们现在，还有八九百个同心同德、坚韧顽强的勇士，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不可能战胜我们，而我们必将最终把他们彻底消灭。”

在西进赣南途中，朱德总是深入官兵之中，帮助官兵解决行军中的困难，宣讲革命道理，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坚定官兵革命意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对稳定军心、鼓舞士气起了很大作用。正如粟裕后来所说的，“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简直看成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

11月，朱德率部进入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等地。当时，湘粤军阀间重新开战，无暇顾及这支革命武装。朱德抓住这一时机，把部队带入深山，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地主、土匪武装，控制了这一山区。同时，整顿原有关卡，收了一些税，解决了部队给养。随后，在上堡对部队进行了整训。首先，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归公，对官兵进行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煞住了抢劫勒索、侵吞公物、破坏纪律等旧军队残余作风。其次，加强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朱德就为部队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亲自讲解战术动作和战术原则，将游击战提到主导地位。部队以前打的是正规战，当时形势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部队转移到山区寻找落脚点，必须转变战略战术。但由于部队天天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游击战只能主要放在“走”字上，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并没有从本质上进行转变。

但经过“赣南三整”，部队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但仍面临着许多严重困难，特别是弹药和给养无法解决。当时已近隆冬，起义军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此时，朱德从报上意外看到国民党第16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便同陈毅商量后，写信给他的老同学第16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范同蒋介石有矛盾，加上早在北伐时期我们党就同其建立了统一战线。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一是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是起义军改用第16军47师140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德为第16军总参议）；三是按1个团的编制，先发1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范接济了朱德部70余万发子弹，1个月万余元薪饷，还有医生、医药、被装。后来，朱德在回忆与范石生的合作时强调，“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月间，朱德按广东省委指示，率部队从资兴南下，进入粤北，准备去支援广州起义。但此时广州起义已失败，朱德便移驻韶关西北30里的犁铺头。利用这一时机，朱德对部队进行训练，要求部队学习新的作战知识。他亲自编写步兵操练和阵中勤务两类教材提纲，亲自讲授战术动作，告诫官兵“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地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准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在驻防或行军时，他们注意发动群众，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处决一些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立即下令要范解除起义军武装，逮捕朱德。同时，方鼎英部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和范部动向。范接到蒋介石密电后，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即派秘书前往通知朱德，劝他立刻离去，还送来几万元钱。在这一万分危急之时，朱德决定按照广东北江特委意见，去海陆丰与广州起义剩余部队汇合。但行至南雄附近时，得知方鼎英部1个师已开往南雄，正准备堵截朱德部队。于是，朱德当机立断，收容广州起义部分失散人员后，率部向北折向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计划。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撤出湘南，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红四军，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巩固了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朱德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思想教育和整顿整编，党对部队的领导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军事素质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已成为巩固的战斗集体，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在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探索新型军队建设的过程中，朱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陈毅在1952年的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