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父亲一生不愿提及的悲壮历史
我去过两次桂林，一次2012年，一次是2014年。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去看一看湘江，那是父亲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地方。每次去桂林就觉得特别沉重，对所有参加过湘江战役的红军后代来说，心里都很沉重。那是我们党历史上非常非常惨烈的一次战役。我父亲很少谈湘江战役，直到他写回忆录，要把他一生经历的事都记录下来，他不能不讲。我父亲是军人，非常刚强，战争不会使他流泪。但面对记录的同志，湘江战役他每讲一次，情绪都非常激动，都会落泪。
（耿焱、陈其林等在道县祭奠陈树湘）
1934年冬天，历时7天的湘江战役在桂林全州、兴安、灌阳三县展开。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四团团长的父亲，参加了觉山铺阻击战。红四团接到的任务，就是扼守桂黄公路正面和公路的两侧，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条公路，掩护大部队渡过湘江。当时，由于情报不准确，上级通报对面敌人兵力是9个团;而战后才知道，实际是15个团。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15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湘江之役，情况万分危急，由于敌我战力悬殊，一场血战不可避免。当时，父亲身患疟疾，一会发高烧，一会打寒战，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挥。敌人逼近了，枪炮已经起不了作用，父亲就手握一把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敌人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沾满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上级一直没有传来撤回的命令，他们就只能咬紧牙关死守。这一守就是5个昼夜。每一分每一秒，都有红军战士牺牲，遗体漫山遍野，现场十分惨烈。我父亲曾说：每一分钟，都是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场战役终生难忘，自己几乎是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拼杀出来的。但哪怕我们全部牺牲，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阻击任务。
直到湘江战役最后一天，到中午时，撤离的命令终于下来了。大家撤下来清点人数，一个团上千名红军战士，最后只剩三分之一活着，其他全部壮烈牺牲了。我父亲自己也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只能靠警卫员把他背下了战场。
每当回忆到这里，父亲都会非常动情，禁不住会掉泪。一个经历过多次战争的军人，他对死亡是没有惧怕的，但他忘不掉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他身边的战友很多都牺牲了，直到他90多岁的时候，他还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
提起湘江战役，他总是说，我们是幸存者。
湘江战役纪念浮雕有一座神似父亲
“许多参加过湘江战役的红军的后代，这些年都自发到湘江边去祭奠革命先烈。看着先辈曾经战斗过的战场，我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耿焱说。
2014年11月25日，桂林市举行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80周年纪念大会。耿焱受邀出席，还带来了她父亲耿飚珍贵的手稿，捐献给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湘江战役纪念馆。“父亲的手稿虽然不是关于湘江战役的，但是他的手迹，我觉得很珍贵。我还是愿意让它留在湘江战役纪念馆。”
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耿焱停驻在一组湘江战役纪念浮雕前，久久凝视。其中有一座浮雕让她非常震撼。
“浮雕是一位很高大的红军战士，高大魁梧，神情坚毅，横握一把刀。他有一个细节，就是耳垂非常长，恰好是我父亲的特征。这个雕塑很接近我父亲的形象，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了我父亲。”她说，无论他的原型是不是我父亲，但他代表的是千千万万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他们为了自己崇高的革命理想，面对每分每秒来临的死亡没有任何畏惧，前仆后继，生死拼搏。这样纯洁高尚的人格，对我们后人是最鲜活的教育。
耿焱2012年来到桂林兴安时，湘江战役纪念馆规模还比较小。后来，兴安县建立了新的湘江战役纪念馆，兴安、灌阳、全州等县对许多湘江战役遗址(遗存)都进行了修缮和新建，对此她感到十分欣慰。“这段历史对每个人都是深刻的教育，现在许多年轻人并不那么清楚那段历史，这就更需要我们去宣传教育，把老一辈人的革命精神传承给大家，告诉年轻人，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她说，“我们要纪念的不仅仅是那场战役，而是要把感动变成实际行动，继承革命先辈的长征精神，在个人利益面前退一步，要做出牺牲的时候往前走一步，带着接力棒走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好新的长征路。”（记者：刘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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