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路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度过了农历乙亥年（1935年）的新年，而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度过了农历丙子年（1936年）的新年。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年红军在长征路上是如何过新年的。
中央红军长征路上过新年
1934年的年末，中央红军往乌江挺进，意图攻占遵义。
1934年12月31日傍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红军中央军委纵队陆续抵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此次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的又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进一步的准备，被周恩来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猴场会议的重要意义——剥夺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黎平会议后还不能解决方向性的根本问题，此时“洋顾问”李德仍顽固地坚持“三人团”的既定方针，而党的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左右摇摆。中央红军前卫部队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准备跨越天险乌江时，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回头再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公然违背了黎平会议决议。于是，中共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问题。这就是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下司村宋家湾豪绅宋泽生的住宅举行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据党史记载：出席会议的除黎平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外，还有陈云和李德。还是伍修权任德语翻译。会上，毛泽东再次成为主角，嬉笑怒骂般驳斥了博古、李德的主张，李德和博古坚持的意见第三次被否决。多数人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作出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即猴场会议决议，决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作出的最重要的一条决定，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条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另外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强渡乌江。
猴场会议被周恩来誉为“‘遵义会议’的前夜”，即转折的前夜。
张闻天会后说，“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他出来。”
如今，猴场会议会址院内竖立着“转折的前夜”主题雕塑群像，是毛泽东、周恩来等10位参加猴场会议的领导们。“转折”指的是遵义会议，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前的猴场会议被誉为“转折的前夜”。
猴场会议期间，毛泽东没有和其他参加猴场会议的领导人住在一起。其他领导人住在猴场会议会址，即草塘镇下司村（现名为猴场村）宋家湾豪绅宋泽生的四合院，而毛泽东住在一里路外的傅氏祠堂，挂牌“毛澤东行居”。哈里林·索尔兹伯里（美）在其所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猴场会议期间，后勤部队分配给毛泽东当时住的是长征路上他们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苏区时的房子还好，新的住房象征着毛泽东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离毛泽东行居不远，竖立着解放军总后勤部、贵州省军区授建的毛泽东及警卫员陈昌奉的铜像，陈昌奉手提马灯，陪护毛泽东夜行。铜像基座上的说明：1935年1月1日凌晨，猴场会议结束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怀着激动的心情与警卫员陈昌奉披星戴月回到住所——傅家祠堂。
在1935年元旦的星光下，毛泽东踩着地面上的薄雪，阔步前行，神情坚定。新的一年里，中央红军的长征果然与前不同！
在毛澤东行居附近，是红军干部团休养连驻地，这是是一个院落，原系傅氏居所，如今院子门口挂着好几个标牌。
红军干部团休养连住在这里的，有红军“五老”中的“四老”——当时在中央苏区里，因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年龄较大，德高望重，被大家尊称为“五老”；其中何叔衡没有随队长征（后来牺牲在闽西），在长征队伍中只有“四老”了，他们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臣”，按照年纪大小——徐特立，1877年出生，时任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苏维埃大学副校长，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董必武，1886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任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1884年出生，时任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1886年出生，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
红军干部团休养连住在这里的，还有女红军们——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30名女同志随军参加，她们是：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当时蔡畅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但她受邀也来到这里，为的是参加新年同乐晚会。
在1935年新年来临之际，红军“四老”和女红军们在干部团休养连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的带领下，花几十块钱买了一头猪和一些花生、瓜子，美美地聚餐一通后，伴着元旦夜晚的来临，在篝火边举行了一场高质量的同乐晚会。在他们／她们中间，危拱之和李伯钊那时分别被誉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和红色戏剧家，危拱之在长征前任由八一剧团沿革而来的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李伯钊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更是拥有“赤色跳舞明星”的桂冠，在苏区时她们的演出就深受迎接。红军“四老”虽然不会唱不会跳，但很会“说”，他们所颂的诗、所讲的故事同样吸引人。同乐之后，大家意犹未尽，在久久不能消散的欢乐氛围里，由蔡畅发起，何不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为指战员举办一次像模像样的联欢会，欢度新春佳节。她的发起得到大伙起劲的相应。春节联欢会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红军干部团休养连驻地的一间屋子里，墙上的画作表现的是干部团休养连中的“四老”及女红军们，与当地的老乡一起过的新年活动。
此时，中央红军左路先遣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团长耿飙，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到达江界河渡口南岸，准备强渡。1935年1月1日晨，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四师十二团，到达花梨乡清江村洛旺河（当地群众称为龙旺河，系清水江一段）渡口，准备抢渡洛旺河后，再从茶山关渡过乌江。
1935年1月3日，中央红军三路强渡乌江均成功：左路在茶山关强渡、中路在江界河强渡、右路在迴龙场强渡。
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过新年
1935年新年，红二十五军正在刚创建的鄂豫陕根据地里活动。继取得三要司、庾家河战斗的胜利后，红二十五军活动于陕西境内。但是，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在庾家河战斗中负重伤，徐海东行军时只能躺在担架上，军政委吴焕先承担起指挥全军的任务。
红二十五军在新年前后没有停歇脚步，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他们在陕西境内大回旋，南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打击民团，宣传群众，扩大政权，于1935年1月8日攻克镇安县城，歼敌保安团一部。
在占领镇安县城后，红二十五军打出了自己的番号，蒋介石急调驻河南的第四十军一一五旅2个团开入陕西南部，调驻湖北均县的第四十四师一三〇旅3个团推进到上津、白河一带；杨虎城调集陕军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3个团、警备第二旅2个团，以上共计10个团的兵力，统归杨虎城指挥，于1935年1月底发动了对红二十五军及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红二十五军在频繁机动中渡过了1935年新年，接着在春节期间进行了反“围剿”战斗。
红二十五军反第一次“围剿”中的文公岭战斗旧址
红二方面军长征路上过新年
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在长征路上过新年是农历丙子年（1936年）1月。
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在湖南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初步检查了长征中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新的一年的战斗动员，提出在湘黔边寻机以决战胜利创造新苏区的任务。
1月3日，红二、六军团陆续进入晃县（今新晃县），国民党军之章亮基十六师、李觉十九师及陈光中六十三师也已尾追至芷江，其第章亮基十六师以四十七旅旅长杜道周指挥九十三团、九十六团为前卫，由岩田铺、冷水铺、大小关之线，沿芷、晃公路向便水方向前进；敌师长章亮基率九十二团、九十五团由裴家店、沙湾一带在前卫后跟进；敌李觉十九师由竹坪铺、五里牌一带在十六师后跟进；敌陈光中六十三师由芷江县城附近出发，在十九师后跟进。
便水位于芷江上坪、新店坪乡与晃县（今新晃县）交界处。红二、六军团为打击尾追的敌军，决定在这里组织了一次大的战斗，史称“便水战役”。
1月4日，红二、六军团领导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李达、张子意等在晃县龙溪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及尾追之敌的情况，研究部署“便水战斗”，决定抓住敌十六师孤军急进的弱点，利用晃县、芷江交界处山高林密、关隘险要的有利地形，拟用4个主力师（红二军团的四师、六师与红六军团的十六师、十七师）的兵力，乘敌不备，出其不意，从左右两面侧击敌人，同时切断便水渡口使敌增援部队不能渡过氵舞水河，从而形成瓮中捉鳖、关门打狗之势。
5日下午，红军向敌发起猛攻，战斗异常激烈。敌遭重创，凭借优势装备，抵抗红军攻击，其增援部队不断投入战斗，向红军反攻。战斗形成胶着状态，战场形势逐渐对红军不利，加之敌陶广纵队已迂回到晃县城南，与我警戒部队发生激战，红二、六军团便分别撤离战场。
便水战斗毙伤敌军千余人，红军也伤亡千余人，打成消耗战，虽然未能达到我军作战预期目的，但粉碎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使其不敢贸然追击，红军得以从容继续实施战略转移。
在芷江县上坪乡便水战斗遗址这里，建起了“上坪红军烈士陵园”，其中有红军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墓。
红二军团在龙溪口期间，广泛开展宣传活动，镇压了国民党反动官吏和反动团首，打了20多户土豪，把没收的财物发给贫苦民众。1月4日上午，在龙溪口万寿宫召开民众大会，任弼时、贺龙亲自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卖国求荣的罪行，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开展抗日反蒋活动，动员有志青年参加红军。
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设立在龙溪口街上的春和瑞店铺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过新年
1936年在长征路上过新年的还有红四方面军，只是过的这个新年十分动荡。
由于执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受阻，南下失败，因而四方面军在战略上由进攻转为防御，尚未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全军部署在天全、芦山、宝兴一带地区，短时期内与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形成对峙。不料，川西遭遇严寒，加上食物短缺，红军指战员们在寒冬中煎熬。
1935年11月底，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代表林育英（张浩）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与张国焘取得了联系。
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朱德总司令得知林育英回国并传来的信息，于1935年12月30日晚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并转林育英（张浩），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并通报所掌握的敌情。这是一、四方面军9月草地分离后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新年前夕收到朱德的电报，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于1936年1月1日亲复朱德：“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接着介绍了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威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除了朱德对张国焘的制约，还有四方面军领导人、指战员要求北上的呼声。新年过后，张国焘不得不召开任家坝会议，讨论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随后，制定《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四方面军准备再次北上了，先西撤往川西北的道孚、炉霍一带。
红四方面军西撤前的指挥部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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